历史上全国性的人口大迁徙
大槐树的移民传说
The stories of the Emigrants from the Big Pagoda Tree Village
----山西洪桐移民的历史背景
先民们，不管姓什么，都说是从大槐树迁来的。是山西还是陕西？谁也说不明白。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明初有个 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 ”，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参见： 山西洪桐县寻根网全文阅读洪桐大搬迁考证请点此进入...
寻根圣地： 湖北麻城孝感乡
发布时间：2004-12-14文章来源：作者发布 文章作者：村学究
何处寻踪孝感乡
在当今麻城市版图上找不到孝感乡，并不意味着古麻城县没有孝感乡。光绪《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注：此处之“里”为里甲，110户为里，里分10甲）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裁撤并入仙居乡，作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虽只存在百余年，然其影响却延绵数百年。
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境与河南省接壤。因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读史方舆纪要》）李大夏等人的意见得到巡抚湖广副都御使陆杰和巡抚湖广监察御使史褒善的赞同。但建县主张也受到地方官吏和乡民阻挠，勘测地界亦无法进行，使建县之事不得不暂中止。嘉靖二十六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上书再陈建县事，得到麻城籍户部尚书耿定向的大力支持。特致函前湖广右副都御使冯岳以争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与新任湖广巡抚刘伦面商建县事宜，刘伦很为重视，并即将建县之事交麻城县令苏松筹办。不久，刘伦离任，建县事再被搁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视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广巡抚张雨，又与张雨洽谈建县问题。此际监生王国任联络了一批蓍宿联名上书，于是巡抚张雨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广监察御使唐际禄、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刘斯洁均赞同建县，建县之议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礼部尚书徐阶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经户部复奏，朝廷批准正式建县。拟析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上中和乡十二里甲为新建县属地，定名为新安县，嗣后改名为黄安县（今红安县）。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一。
据《麻城县志》、《红安县志》载：麻城县原有版图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现约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乡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乡面积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黄安县原有版图面积约1976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划出180平方公里与河南新县及湖北大悟县，现版图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黄安县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从麻城县柝出，而孝感乡为麻城县边隅，地接河南，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为原孝感乡属地。原孝感乡小部属地留在了麻城县。如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而邓家磅村自孝感乡划入黄安后一直属麻城浮桥河乡。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二。
黄安县自建县至晚清，一直设置三乡（亦称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乡里之名-----太仙（太平乡、仙居乡的缩称）、中和、滠源。民国时实行县、区、会、甲建制，全县设10区，笫五区名为仙居区；1929年5月红七军在黄安建立苏维埃政权，全县亦划为10区，第五区仍名仙居区。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黄安解放区，全县划为7个区，其中有名太仙区者，乃沿袭明清旧称。这里所称之仙居乡，实为原孝感乡旧土，原孝感乡已是有其地而无其名。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三。
孝感乡移民与“湖广填四川”
麻城孝感乡向外移民起自何时于史缺载。据《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它告诉我们二条重要信息，一是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说明至迟在南宋初孝感乡己零星向外迁播。然而大规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
元、宋之战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这是说四川人被杀得无民可牧，故元朝廷无法设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载元军屠川云：“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应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余［王介］守土抗战八年之久，“使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宋史余［王介］传》）余［王介］遭权臣所忌，召回临安夺职削权，［王介］郁愤而死，蜀事更无可为之人。于是蒙军如破竹之势攻占全川，所到之处，尽行“元法”。各州县百姓逃之不及，被捕获者以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日日如此，屠杀不止。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汉州城破，元军屠城，“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计，则为六十万人左右！按此数计，元军“屠成都，焚眉川，蹂践邛蜀鼓汉简池永康，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祸者，因拥挤落水“以数十万计。”（佚名《昭忠录》）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资料，南宋嘉定十六年四川户数达2590092户，人口达6610831之多，到至元十九年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恢复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升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户数仅84000户，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称四川人“十丧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势在必行。
大夏政权据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时已有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如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
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见诸当时族谱记载，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战争致使四川人口剧减。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对此正史野史多有记载，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靠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因此，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例如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5万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芜（汤道耕），祖辈原籍麻城孝感乡，康熙中叶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县志》称该县许多移民来自湖广，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孝感乡早已不复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旧名孝感乡，或称麻城县，可见孝感乡这一历史地名影响之久远。从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乡在明末清初兴起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还留有原孝感乡一部分旧土，以怀旧之情而续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为祖籍都不为错，故本文在梳理此阶段时亦无意分其泾渭，而许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据方志和族谱统计时，也将孝感乡移民归入麻城县统计。如胡昭曦先生《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种处理。据此，麻城（含孝感乡）填川之民见于县志所载者，如《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当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闲话麻城孝感乡移民
在撰写本文时，欣悉重庆市在建“湖广填四川博物馆”。川渝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在建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将重现当年移民迁徙的历程，并展示先辈们的奋斗历程。我以为麻城、孝感乡移民不仅是“湖广填四川博物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为我们留下许多可资叙说的话题。
首先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可以作为“新客家”文化研究的课题。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书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家客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住县：红安县、麻城县，总人口约15万人，而对红安县、麻城县的表述，总是割不开移民圣地孝感乡的。红安县、麻城县的这15万客家人应是江西填湖广时，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孝感乡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时，带去了那些客家民俗文化？例如四川民间凡遇婚嫁丧寿或庆贺开业、请“满月”等等，传统席面多为备办九种荤菜宴客，此即俗称“九大碗”或“九斗碗”。此种“九碗”待客之俗即源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除“九大碗”
麻城、孝感乡民对四川是卓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从“麻乡约”可见一斑。明永乐年间，麻城、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由麻城人经营，替人们传递财物、书信的麻乡约商行。这种形式也从成都、重庆等地，逐渐普及到了四川、云南、贵州等许多大中城市。麻乡约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民间的通信状况，它在中国邮政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这种惠及民众的善举正是他们的创造。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中，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士。
洪武四年从麻城、孝感乡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开山祖。家族繁衍人丁兴旺，距今己有600余年，传30余世，估计在世人口5000余，俨然一大家族。郭氏家族在明中叶已致富，至清嘉庆年间已是富甲一方。万历十三年，郭氏在泸州兴办天成生曲酒厂，是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的原产地，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孙郭书池，光绪年间举人，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垦务，被张之洞视为干才。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又在隆昌开办了知耻中学。长子郭蔚华乃辛亥革命之中坚，同盟会员；他在知耻中学、叙属中学任教时，宣传革命，当时四川革命党人，多出其门下。郭蔚华有子女七人，长子郭坚白为留法理科硕士，历任十余所大学教授，为教育界闻人；子郭士杰是早期共产党员，曾任安庆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27年在汉口被捕壮烈牺牲，时年23岁；子郭步陶是知名新闻记者，任《申报》、《新闻报》主编多年，著作颇丰；子郭彝主持铁道部技术工作，贡献卓越，授全国劳动模范，享有死葬八宝山的殊荣；子郭彦曾任国民党军装甲司令，现居台湾。郭氏子孙涉身党政军农工商文等届别，人才代出，可称为是麻城、孝感乡移民中的典型。
如富顺县罗氏先祖罗尚凤万历年间从麻城举家入川居富顺县洪合乡，顺治初迁威远县罗田口。罗氏以耕读为本，历代均有进士、贡生、举人；又涉盐业开发经营，是一盐业世家。传至十二代世字辈，可谓人才荟萃了。如世字辈中人有：抗日烈士、少将罗世泽，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烈士罗世文，近代农学家罗世嶷，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并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任教的罗世齐等等。又如张爱萍将军，作家艾芜等，祖辈皆由麻城、孝感乡移民至四川的。而尚未梳理出的贤良俊杰之士当会更多，这说明麻城、孝感乡移民及其后裔对养育他们的四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和回报。
论湖北麻城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 傅光明 信息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法治时代》编辑部“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
参考文献：
孙晓芬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
池子华著《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
《麻城县志》清光绪 8年刻本。
（出处：《法治时代》2004年第4期）
湖广填四川-移民湖北寻根探秘
-- 作者： 城市猎人 -- 发布时间： 2005/04/19 11:21am
那是一条延走了六百多年的悲壮乡情路：回望大别山，泣别举水河，溯长江，穿三峡，踏蜀道……凄风苦雨，抛别故土，他乡繁衍。而那辈辈相传的追亲寻祖之念，更是至今绵绵无竟期！
3月11日至14日，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重庆湖广会馆修复领导小组组长何智亚率团赴湖北专题考察，探寻先祖足迹、搜集文物资料、丰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内涵。这次活动，引起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统战部、工商联作了周密的安排，有关市、县的党委、政府、政协、统战部、工商联热情接待，在移民原发地——麻城市歧亭古镇，乡民还燃放鞭炮迎接来自重庆的寻根人。记者随行，顺江而下，走荆楚故道，揽江汉平原，直抵史称中华“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麻城、孝感，探寻到“湖广填四川”源头的一些情况——
认祖必称“麻城孝感”
地处神州腹心，峰连鄂、豫、皖三省的湖北麻城、孝感两市，因其五关形胜、屏蔽江南、扼中原之咽喉，历来成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清的大规模移民，麻城、孝感两地又是最早的赴川之地。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6年（1373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麻城县志》也载，明洪武年间便开始向四川大批移民。近年麻城、孝感两市文物工作者所搜集的大量民间族谱、家谱，屡见“……世祖明洪武年间入川”的记载。重庆市文物工作者搜集的大量古籍资料和家谱也有不少对接。有趣的是，历年到湖北寻宗问祖的人，大都言称祖籍是“湖广麻城孝感人”，专家认为，这虽有移民从众的倾向，但其中也不乏历史依据，麻城孝感的地理位置，的确处在移民集散的水陆要道。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何智亚副秘书长也证实，从目前已收集到家谱的记载，大都称祖籍来自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如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江北县曹氏族谱记载：“初祖兴王公，湖北黄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
孝感市台联会的鲁鋆，今年已86岁，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1944年即在重庆和其他同乡组织成立“孝感旅渝同乡会”，联络4百余人。鲁老近年多次接待四川、重庆各县市以及台湾等地来孝感认祖寻宗人士，都提到祖辈留下“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遗言，其中还有不少追溯至源头江西省。对此鲁老表示，根据他多年搜集研究，证实麻城孝感居民确实多自江西迁来。他说，据《湖北通志》记载，唐朝末年，瘟疫流行，麻城孝感一带人烟稀少，而临近湖北的江西人有大批到麻城、孝感定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并定居下来繁衍后代。湖北民间一向流传着两句话，叫“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是明证。
四类迁徙人 不绝乡情泪
麻城市委办公室主任凌礼潮，也是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的专家，最近著有《李氏祖籍考》。他认为历史上的湖广移民，有以下四类情况：一是逃避赋税自发移民，如明初皇帝报复藩王，导致江西赋税过重，农民不堪其苦，于是向临省又赋税相对较轻的麻城孝感迁移，此后又向无赋税的四川迁移；二是土著避移民而迁，如麻城孝感新迁移民势力壮大，当地土著屡受欺压，被迫迁移；三是政府组织、鼓励动迁。明末清初，随着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政府即组织大规模移民，并鼓励开荒，“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并免税10——20年，奖励耕牛、稻种，于是引发大规模移民；四是明玉珍、张献忠招兵入川。据《湖北通志》和《孝感县志》记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家乡（湖北应山县）举旗反元，应山、孝感、安陆、云梦等地农民投军数十万之多，元至正十八年，明玉珍统兵十万西征，经巫山入川，先后攻克重庆、璧山、铜梁、德阳、成都等地，后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战败投降明朝，入川将士多流落重庆——成都沿途各县。另据许鼐《小腆纪年卷》记载，明崇祯十六年（1627年）4月，张献忠攻进麻城，一次征兵五万七千余人，别立“新营”入川征战，后大部军籍改民籍，兵败后，其将士也隐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
如今的川渝人，据说80％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数最多。不管是“奉旨入川”，还是被迫迁徙，回望热土，谁不留下思亲情，抛洒思乡泪！
“麻乡约”传递思亲情
记者在麻城、孝感两市，阅读到不少描述民间邮政组织“麻乡约”的文章，麻城市干部凌礼潮对此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麻城大批迁徙农户远离故土，思乡心切，每年推选不负众望者回乡探望，往返带送家信和两地土特产，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约成习，成为我国通信史上的一大创举，也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清代咸丰中叶（1855年左右），“麻乡约”逐渐衍变为专业客运、货运、送信的民间帮派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创立者陈洪义（又名陈鸿仁），重庆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陈抬轿子、滑杆出生，为人讲信义，博得同行一致推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业务不断扩大，在重庆、昆明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业务不但近至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壤，还远至汉、沪、津、京、滇缅、滇越。
清末明初，“麻乡约总行”设在重庆西二街口子上，外面招旗高悬，三开间的大门面，两边各为黑漆红面柜台，十分醒目气派。虽然随着历史进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来也消亡了，但由“麻乡约”带动的乡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
艰辛血泪迁徙路
在麻城市歧亭古镇（过去属孝感乡）采访，记者见镇中民房多为石片垒砌，但飞檐翘角和窗棂雕饰，尚保留着明清的民居风格。特别是贯穿镇中的那条斑驳光滑的石板路，有的还带有“清康熙……年”的刻迹。
麻城市党史地方史办公室副编审李敏认为，当年麻城的移民，大部分应是踏着这条石板小路，或乘船顺镇边的举水下长江，又上溯长江入三峡进川；或走陆路，顺“官道”驿站入川；或走山间小路，翻越“登天”蜀路栈道……
移民的具体入川路线，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但数千里蜀道迁徙跋涉，先人们历经的艰险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研究学者的文章屡屡提到，清朝第二次大规模移民，由于朝廷重视，“上谕”层出不穷，急如星火，又视招徕户数为官员提拔依据，导致各级循吏急功近利，求官心切，朝廷只问到川数字，下面便层层加码，于是暴力、捆绑、虐待以及沿途死伤枕藉情况不少，移民苦不堪言。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千里鄂川道，瘴气、酷阳、冻馁、寒夜、伤痛、倒毙……浩浩移民潮，或三五成伴，攀援于蚕丛山道，或官兵押解，跋涉于激流峡谷。至于川人爱缠头巾的习俗，民间老人的解释是，当年押解途中死人太多，经常头缠孝布，天长日久，便逐步演变成多用途的头巾了。
山东移民来源考
百家姓看五莲移民来源
文元末明初，山东地区人口同山西不相上下，但可耕土地比山西大多了，由于黄河泛滥，灾疫盛行，再加上“靖难之役”，南北构兵，造成人烟稀少,也是移民的重点省之一。山东省移民以明时的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最多。现移民于山东有据可查者达八十余县。其分布如下：
山东省移民分布一览表:
济南 历城 章丘 长青 青岛 胶南 即墨 淄博 枣庄 滕县
德州 宁津 商河 济阳 禹城 夏津 陵县 齐河 武河 广饶
滨县 垦利 阳信 沾化 利津 博兴 惠民 潍坊 潍县 诸城
五莲 安丘 临朐 寿光 高密 益都 烟台 牟平 文登 莱阳 栖霞
掖县 荣城 莱西 招远 黄县 临沂 沂水 日照 平邑 沂源
沂南 莒县 莒南 费县 泰安 莱芫 新汶 肥城 平阴 宁阳
东平 济宁 兖州 鱼台 嘉祥 汶上 曲阜 邹县 菏泽 郓城
巨野 单县 曹县 鄄城 梁山 定陶 东明 聊城 东阿 临清
莘县 金乡 徽山 阳谷 茌平 冠县 高唐
山东移民以洪武朝为多，永乐朝次之。也有个别为其他朝迁者。从家谱、碑文中的记载看，大多记载为从洪洞迁出，也有个别从它县迁出。
定陶县一千王村民国时期写的《王氏家谱序》载：我王氏自明洪武二十五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居于此，始祖讳良，带来随手兵器一件，庄名‘一枪王’……宗族甚多、门户虽别，乃是一家人。后人共称"一千王"。
定陶县光绪二年续写的《张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四老字开墓，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远祖洪洞者不可考，始祖开墓公当明定鼎之初，奉诏迁徙山东，籍隶定陶，居城二十六里堂林坡村，即今之陈集奄东南东张庄是也，尔时兹土荒芜、户口流亡……”已传二十三世。
沾化县《王氏族谱》载：“我王氏当宋、元之际，世居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古晋人也。迄明初洪武二年，吾祖由洪洞县迁籍济南府历城县东关，北临柳符头，两地虽遥，先人之庐宛在也。但我王氏有的迁至济南龙洞及直省河间府者已失联系。迁来沾境者系六世社讳兴，萃二老，先住沾境‘王家庄村’，后移邻近铁匠家(西孙村)，现另有族人移居滨州“刀子王家”滕县《马氏家谱》载：“始祖三世太、清、壮，原籍山西省洪洞县，明洪武二年迁山东滕县，住城西石井村，因子孙繁衍曰‘马家村’。"
临清县肖寨村光绪二十一年写的《李氏族谱序》载：“尔近溯之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初定鼎之后，东省户口零落。逐移于清邑居焉。”又康熙四十年写的《李氏始祖碑文》记载：“自元末运数当劫，民遭奇患，山左居民几无孑遗，暨明太祖建国，分民诏下，移民迁众，我始祖自山西太原市(原文如此)洪洞迁此清邑，披荆斩棘，蒙霜露而居焉。当是时，垦田构室，几费艰辛，而不惮烦者，贻劂后也。”
临清县乾隆二十五年写的《张氏族谱序》记载：“张氏系出于山西之洪洞……自有明奉敕迁徙清源(临清)遂族而家焉。”
商河县《王氏祖碑》记载“祖辈是明朝洪武年间迁来，”历经千难万险，由山西省洪洞县虾蟆湾来此居住，望孝子贤孙世代相传牢记故乡。
临朐县尧山乡王寨村崖村群众在坟中曾扒出一石碑，上面记载周围几个村庄，都是自洪洞大槐树下，于洪武间迁去的。
汶上县《杨氏墓碑》载：“杨氏迁汶已十余世矣，溯其始世居山西洪洞。”
清平县《周氏家谱》载：“周氏，清邑(清平)望族也……‘于洪武年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居清邑城西北，距城四十五里欲一里八甲居周庄。”
此外，肥城县《朱氏家谱》、商河界《王氏家谱》，阳谷县《姜氏墓碑》、滕县《徐氏家谱》、惠民县《咿氏家谱》都记载其先祖是洪武年间从洪洞迁鲁的。
曹县乾隆七年立《追远碑.大清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历来迁居追远序》载：“溯其渊源，考其履历，其迁也，奉永乐诏起自洪洞，迁于大梁。……弘治三年……有祖讳希颜复迁于鲁河东岸。”。
潍坊市《李氏家谱》载：“李氏先祖李唐、李树兄弟二个，明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民到山东潍县，在一边定居，起名李家寨。”
嘉祥县张氏、兖州张氏、禹城刘氏、菏泽县袁氏，先祖都是永乐年间由洪洞迁去的。无棣县水湾乡牛氏始祖是明永乐二年奉旨迁入海奉(无棣)的，据先辈传，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分路而迁，迁时砸破一口大锅，每人拿一块碎铁为纪念，人称“打锅牛”，河北、河南等地也有打锅牛的传说。
从山东的资料来看，以洪武年间迁民较多。据嘉祥县地名办公室调查，全县70％的自然村均为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的。据山东省莒县地名办公室初步调查，洪洞明初迁民于莒县情况如下：
原籍及姓氏 迁莒时间 迁莒地点 备考
洪洞县马氏 明洪武 弧山庄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县僚洼 明洪武 石岭子 《重修莒武.氏族》
村高氏
洪洞县孝义 元末 城西粟园 《重修莒志.氏族》
村郝氏
洪洞县万氏 明初 万象山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县赵氏 明初 山东益 《重修莒志.氏族》
永乐 莒北门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县赵氏 明洪武初 今棋山乡 《赵氏族谱》
赵家庄子
洪洞县徐氏 洪武二年 棋山乡水沟 《徐氏族谱》
山西段氏 洪武初 棋山乡威服村 《段氏族谱》
洪洞县孙氏 棋山乡 褚家坡 当时迁民执照
洪洞县韩氏 棋山乡 长宁村 传说
洪洞县林氏 棋山乡 大林茂 传说
洪洞县僚洼 洪武 招贤乡高家桥 族谱
村高氏
山西省祁县 明 徙阿庄 《重修莒志.氏族》
定陶县现有村庄1050个，其中有396个村庄居民祖先是明朝由洪洞县迁移而来，另有18个村是元、清时期由洪洞县迁来。最多是明洪武时期来定陶者即占241户。据调查，当时移民每户一般为一至三人，人别有四至五人，按此推算，明朝从洪洞县迁定陶县约396户，计800余人。
上表可以看出只有一户不是洪洞迁出的，也有洪武、永乐前后迁去的。聊城县《段氏家谱》载：“大明天启年，自山西洪洞县北关迁山东东昌府城北十八里，自立小段庄。”沂南《傅氏墓碑》写道“始祖居山西省洪洞县喜鹊窝，于万历年间迁此处。”
1956年在济宁发现一座坟墓，棺木未朽，尸衣未腐，被上纸写道：“明朝郭轩，嘉靖十五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济州南关外住。终年五十六岁。”
五莲属山东日照市管辖，位于鲁东南。据统计，该县现有姓氏500左右个，姓氏按人口数多少排在前20位的分别是：王、张、刘、李、陈、孙、赵、于、徐、马、董、宋、杨、朱、卢、何、崔、周、高、史。五莲，很多姓氏都修有家谱。“张王李赵遍地刘”，不少姓氏的人，直到今天都难以详查自己的姓氏来源，江苏“海东十八村”、山西“洪洞县老槐树底”“老鸹窝”还时常挂在一些长者的口中。究竟是何时何地何因来此居住，大都无稽可查。据资料分析，来五莲的姓氏，大都在明朝洪武年间之后，有外省移民，有躲避战乱，有逃荒要饭，有做买卖经商的等等不一而论。在五莲清朝后发展起来的大户，比较有名望的是臧家、管家、张家,李家等。
五莲人的族谱大都是清朝至民国初年和建国后续修的。但有的家谱已经50多年未修，谱上只记着他们爷爷的乳名，有的家谱续修多次，达到六修、八修。但大都三五十年续修一次。主要以木刻、石印、手抄为主。家谱的体例内容，主要有：谱名、谱序、谱论、凡例、姓氏源流，本宗支世系谱表、人物传志、字辈谱、族祖像、家训、族规、族产、祠堂、坟莹、名绩录、官宦、年谱等，制谱内容体例等等不一。从家谱中不仅看到一个家族过去门第辉煌程度、社会地位等情况，而且可以看出人口繁衍、历史变迁等情况。
这里借助五莲网希望五莲的朋友可以奉献自己的家族的族谱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