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袁氏起源
（下一章 分布）The Yuans' Genealogical tree Origin
本章导读
第一节 袁氏通用起源
第二节 袁氏历史变迁
第三节 汝南袁氏考证
第四节 大槐树的传说
第五节 湖广填四川
第六节 中国家谱编写体例
第七节 舜裔十姓,根在山西
第八节 炎帝世系
第九节 山东移民来源考
寻根圣地： 湖北麻城孝感乡
发布时间：2004-12-14文章来源：作者发布 文章作者：村学究
何处寻踪孝感乡
在当今麻城市版图上找不到孝感乡，并不意味着古麻城县没有孝感乡。光绪《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注：此处之“里”为里甲，110户为里，里分10甲）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裁撤并入仙居乡，作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虽只存在百余年，然其影响却延绵数百年。
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境与河南省接壤。因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读史方舆纪要》）李大夏等人的意见得到巡抚湖广副都御使陆杰和巡抚湖广监察御使史褒善的赞同。但建县主张也受到地方官吏和乡民阻挠，勘测地界亦无法进行，使建县之事不得不暂中止。嘉靖二十六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上书再陈建县事，得到麻城籍户部尚书耿定向的大力支持。特致函前湖广右副都御使冯岳以争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与新任湖广巡抚刘伦面商建县事宜，刘伦很为重视，并即将建县之事交麻城县令苏松筹办。不久，刘伦离任，建县事再被搁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视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广巡抚张雨，又与张雨洽谈建县问题。此际监生王国任联络了一批蓍宿联名上书，于是巡抚张雨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广监察御使唐际禄、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刘斯洁均赞同建县，建县之议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礼部尚书徐阶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经户部复奏，朝廷批准正式建县。拟析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上中和乡十二里甲为新建县属地，定名为新安县，嗣后改名为黄安县（今红安县）。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一。
据《麻城县志》、《红安县志》载：麻城县原有版图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现约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乡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乡面积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黄安县原有版图面积约1976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划出180平方公里与河南新县及湖北大悟县，现版图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黄安县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从麻城县柝出，而孝感乡为麻城县边隅，地接河南，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为原孝感乡属地。原孝感乡小部属地留在了麻城县。如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而邓家磅村自孝感乡划入黄安后一直属麻城浮桥河乡。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二。
黄安县自建县至晚清，一直设置三乡（亦称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乡里之名-----太仙（太平乡、仙居乡的缩称）、中和、滠源。民国时实行县、区、会、甲建制，全县设10区，笫五区名为仙居区；1929年5月红七军在黄安建立苏维埃政权，全县亦划为10区，第五区仍名仙居区。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黄安解放区，全县划为7个区，其中有名太仙区者，乃沿袭明清旧称。这里所称之仙居乡，实为原孝感乡旧土，原孝感乡已是有其地而无其名。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三。
孝感乡移民与“湖广填四川”
麻城孝感乡向外移民起自何时于史缺载。据《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它告诉我们二条重要信息，一是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说明至迟在南宋初孝感乡己零星向外迁播。然而大规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
元、宋之战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这是说四川人被杀得无民可牧，故元朝廷无法设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载元军屠川云：“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应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余［王介］守土抗战八年之久，“使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宋史余［王介］传》）余［王介］遭权臣所忌，召回临安夺职削权，［王介］郁愤而死，蜀事更无可为之人。于是蒙军如破竹之势攻占全川，所到之处，尽行“元法”。各州县百姓逃之不及，被捕获者以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日日如此，屠杀不止。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汉州城破，元军屠城，“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计，则为六十万人左右！按此数计，元军“屠成都，焚眉川，蹂践邛蜀鼓汉简池永康，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祸者，因拥挤落水“以数十万计。”（佚名《昭忠录》）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资料，南宋嘉定十六年四川户数达2590092户，人口达6610831之多，到至元十九年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恢复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升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户数仅84000户，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称四川人“十丧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势在必行。
大夏政权据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时已有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如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
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见诸当时族谱记载，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战争致使四川人口剧减。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对此正史野史多有记载，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靠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因此，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例如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 5万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 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芜（汤道耕），祖辈原籍麻城孝感乡，康熙中叶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县志》称该县许多移民来自湖广，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孝感乡早已不复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旧名孝感乡，或称麻城县，可见孝感乡这一历史地名影响之久远。从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乡在明末清初兴起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还留有原孝感乡一部分旧土，以怀旧之情而续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为祖籍都不为错，故本文在梳理此阶段时亦无意分其泾渭，而许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据方志和族谱统计时，也将孝感乡移民归入麻城县统计。如胡昭曦先生《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种处理。据此，麻城（含孝感乡）填川之民见于县志所载者，如《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 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 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当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闲话麻城孝感乡移民
在撰写本文时，欣悉重庆市在建“湖广填四川博物馆”。川渝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在建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将重现当年移民迁徙的历程，并展示先辈们的奋斗历程。我以为麻城、孝感乡移民不仅是“湖广填四川博物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为我们留下许多可资叙说的话题。
首先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可以作为“新客家”文化研究的课题。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书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家客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住县：红安县、麻城县，总人口约15万人，而对红安县、麻城县的表述，总是割不开移民圣地孝感乡的。红安县、麻城县的这15万客家人应是江西填湖广时，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孝感乡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时，带去了那些客家民俗文化？例如四川民间凡遇婚嫁丧寿或庆贺开业、请“满月”等等，传统席面多为备办九种荤菜宴客，此即俗称“九大碗”或“九斗碗”。此种“九碗”待客之俗即源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除“九大碗”
麻城、孝感乡民对四川是卓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从“麻乡约”可见一斑。明永乐年间，麻城、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由麻城人经营，替人们传递财物、书信的麻乡约商行。这种形式也从成都、重庆等地，逐渐普及到了四川、云南、贵州等许多大中城市。麻乡约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民间的通信状况，它在中国邮政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这种惠及民众的善举正是他们的创造。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中，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士。
洪武四年从麻城、孝感乡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开山祖。家族繁衍人丁兴旺，距今己有600余年，传30余世，估计在世人口5000余，俨然一大家族。郭氏家族在明中叶已致富，至清嘉庆年间已是富甲一方。万历十三年，郭氏在泸州兴办天成生曲酒厂，是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的原产地，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孙郭书池，光绪年间举人，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垦务，被张之洞视为干才。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又在隆昌开办了知耻中学。长子郭蔚华乃辛亥革命之中坚，同盟会员；他在知耻中学、叙属中学任教时，宣传革命，当时四川革命党人，多出其门下。郭蔚华有子女七人，长子郭坚白为留法理科硕士，历任十余所大学教授，为教育界闻人；子郭士杰是早期共产党员，曾任安庆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27年在汉口被捕壮烈牺牲，时年23岁；子郭步陶是知名新闻记者，任《申报》、《新闻报》主编多年，著作颇丰；子郭彝主持铁道部技术工作，贡献卓越，授全国劳动模范，享有死葬八宝山的殊荣；子郭彦曾任国民党军装甲司令，现居台湾。郭氏子孙涉身党政军农工商文等届别，人才代出，可称为是麻城、孝感乡移民中的典型。
如富顺县罗氏先祖罗尚凤万历年间从麻城举家入川居富顺县洪合乡，顺治初迁威远县罗田口。罗氏以耕读为本，历代均有进士、贡生、举人；又涉盐业开发经营，是一盐业世家。传至十二代世字辈，可谓人才荟萃了。如世字辈中人有：抗日烈士、少将罗世泽，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烈士罗世文，近代农学家罗世嶷，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并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任教的罗世齐等等。又如张爱萍将军，作家艾芜等，祖辈皆由麻城、孝感乡移民至四川的。而尚未梳理出的贤良俊杰之士当会更多，这说明麻城、孝感乡移民及其后裔对养育他们的四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和回报。
论湖北麻城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 傅光明 信息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法治时代》编辑部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 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 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 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 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 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 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 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 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 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 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 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 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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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孙晓芬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
池子华著《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
《麻城县志》清光绪 8年刻本。
（出处：《法治时代》2004年第4期）
湖广填四川“移民湖北寻根探秘
-- 作者： 城市猎人 -- 发布时间： 2005/04/19 11：21am
那是一条延走了六百多年的悲壮乡情路：回望大别山，泣别举水河，溯长江，穿三峡，踏蜀道……凄风苦雨，抛别故土，他乡繁衍。而那辈辈相传的追亲寻祖之念，更是至今绵绵无竟期！
3月11日至14日，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重庆湖广会馆修复领导小组组长何智亚率团赴湖北专题考察，探寻先祖足迹、搜集文物资料、丰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内涵。这次活动，引起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统战部、工商联作了周密的安排，有关市、县的党委、政府、政协、统战部、工商联热情接待，在移民原发地——麻城市歧亭古镇，乡民还燃放鞭炮迎接来自重庆的寻根人。记者随行，顺江而下，走荆楚故道，揽江汉平原，直抵史称中华“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麻城、孝感，探寻到“湖广填四川”源头的一些情况——
认祖必称“麻城孝感”
地处神州腹心，峰连鄂、豫、皖三省的湖北麻城、孝感两市，因其五关形胜、屏蔽江南、扼中原之咽喉，历来成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清的大规模移民，麻城、孝感两地又是最早的赴川之地。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6年（1373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麻城县志》也载，明洪武年间便开始向四川大批移民。近年麻城、孝感两市文物工作者所搜集的大量民间族谱、家谱，屡见“……世祖明洪武年间入川”的记载。重庆市文物工作者搜集的大量古籍资料和家谱也有不少对接。有趣的是，历年到湖北寻宗问祖的人，大都言称祖籍是“湖广麻城孝感人”，专家认为，这虽有移民从众的倾向，但其中也不乏历史依据，麻城孝感的地理位置，的确处在移民集散的水陆要道。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何智亚副秘书长也证实，从目前已收集到家谱的记载，大都称祖籍来自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如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江北县曹氏族谱记载：“初祖兴王公，湖北黄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
孝感市台联会的鲁鋆，今年已86岁，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1944年即在重庆和其他同乡组织成立“孝感旅渝同乡会”，联络4百余人。鲁老近年多次接待四川、重庆各县市以及台湾等地来孝感认祖寻宗人士，都提到祖辈留下“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遗言，其中还有不少追溯至源头江西省。对此鲁老表示，根据他多年搜集研究，证实麻城孝感居民确实多自江西迁来。他说，据《湖北通志》记载，唐朝末年，瘟疫流行，麻城孝感一带人烟稀少，而临近湖北的江西人有大批到麻城、孝感定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并定居下来繁衍后代。湖北民间一向流传着两句话，叫“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是明证。
四类迁徙人 不绝乡情泪
麻城市委办公室主任凌礼潮，也是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的专家，最近著有《李氏祖籍考》。他认为历史上的湖广移民，有以下四类情况：一是逃避赋税自发移民，如明初皇帝报复藩王，导致江西赋税过重，农民不堪其苦，于是向临省又赋税相对较轻的麻城孝感迁移，此后又向无赋税的四川迁移；二是土著避移民而迁，如麻城孝感新迁移民势力壮大，当地土著屡受欺压，被迫迁移；三是政府组织、鼓励动迁。明末清初，随着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政府即组织大规模移民，并鼓励开荒，“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并免税10——20年，奖励耕牛、稻种，于是引发大规模移民；四是明玉珍、张献忠招兵入川。据《湖北通志》和《孝感县志》记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家乡（湖北应山县）举旗反元，应山、孝感、安陆、云梦等地农民投军数十万之多，元至正十八年，明玉珍统兵十万西征，经巫山入川，先后攻克重庆、璧山、铜梁、德阳、成都等地，后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战败投降明朝，入川将士多流落重庆——成都沿途各县。另据许鼐《小腆纪年卷》记载，明崇祯十六年（1627年）4月，张献忠攻进麻城，一次征兵五万七千余人，别立“新营”入川征战，后大部军籍改民籍，兵败后，其将士也隐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
如今的川渝人，据说80％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数最多。不管是“奉旨入川”，还是被迫迁徙，回望热土，谁不留下思亲情，抛洒思乡泪！
“麻乡约”传递思亲情
记者在麻城、孝感两市，阅读到不少描述民间邮政组织“麻乡约”的文章，麻城市干部凌礼潮对此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麻城大批迁徙农户远离故土，思乡心切，每年推选不负众望者回乡探望，往返带送家信和两地土特产，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约成习，成为我国通信史上的一大创举，也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清代咸丰中叶（1855年左右），“麻乡约”逐渐衍变为专业客运、货运、送信的民间帮派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创立者陈洪义（又名陈鸿仁），重庆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陈抬轿子、滑杆出生，为人讲信义，博得同行一致推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业务不断扩大，在重庆、昆明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业务不但近至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壤，还远至汉、沪、津、京、滇缅、滇越。
清末明初，“麻乡约总行”设在重庆西二街口子上，外面招旗高悬，三开间的大门面，两边各为黑漆红面柜台，十分醒目气派。虽然随着历史进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来也消亡了，但由“麻乡约”带动的乡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
艰辛血泪迁徙路
在麻城市歧亭古镇（过去属孝感乡）采访，记者见镇中民房多为石片垒砌，但飞檐翘角和窗棂雕饰，尚保留着明清的民居风格。特别是贯穿镇中的那条斑驳光滑的石板路，有的还带有“清康熙……年”的刻迹。
麻城市党史地方史办公室副编审李敏认为，当年麻城的移民，大部分应是踏着这条石板小路，或乘船顺镇边的举水下长江，又上溯长江入三峡进川；或走陆路，顺“官道”驿站入川；或走山间小路，翻越“登天”蜀路栈道……
移民的具体入川路线，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但数千里蜀道迁徙跋涉，先人们历经的艰险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研究学者的文章屡屡提到，清朝第二次大规模移民，由于朝廷重视，“上谕”层出不穷，急如星火，又视招徕户数为官员提拔依据，导致各级循吏急功近利，求官心切，朝廷只问到川数字，下面便层层加码，于是暴力、捆绑、虐待以及沿途死伤枕藉情况不少，移民苦不堪言。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千里鄂川道，瘴气、酷阳、冻馁、寒夜、伤痛、倒毙……浩浩移民潮，或三五成伴，攀援于蚕丛山道，或官兵押解，跋涉于激流峡谷。至于川人爱缠头巾的习俗，民间老人的解释是，当年押解途中死人太多，经常头缠孝布，天长日久，便逐步演变成多用途的头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