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资友文艺评论文稿
举起历史的镜头
袁资友
襄樊市作家协会《汉水》文学杂志1988年
１
八十年代的国中国诗坛，旗帜林立，口号震天，十分热闹。但是在这种纷繁的形式背后，大家时时常感到有一种共同的困惑：诗的出路在哪里？对此，有三条路可走。或是听其自然，自生自灭；或是用行政和经济手段把把读者集合到自已的诗麾下；或是走出单纯表现自我的小圈子，让诗歌主动去接近读者。
少数诗人觉得诗作爆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便改弦易辙：他们认为编故事不会出力不讨好，经济效益也可观，弄得好还可以“走穴”。在金钱与责任之间，他们这种“诗人”相比，和那些个盲目反传统、反文化、反理性的诗相比，和“八卦断裂”诗以及“风筝派”、“膏药派”相比，龚正荣同志的长诗《SOS：玫瑰.上帝及其它》（见《汉水》89年3、4期 合刊，以下简称《S》）显得多么果敢、鲜明而富有气度！这是一首有特色的现实主义好诗。
２
诗是写给人看的，只写自已看得懂的诗不会有多大出息。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可见，诗里看不见现实和人民，不是好诗，它的读者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
《S》的作者以其积极入世的政治热情和中华民族文化人所特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站在时的代高度，鸟瞰社会政治，写出了风云激荡、紧扣现实人生的醒世之作。他有过“今天，这里谁是巨人/马克思，还是/马克？”的困惑，他有过诗的艺术艺术价值被烹饪成“怪味野餐”的叹息，他有过“爆炸即将发生/SOS”的生命呐喊，有对“心中疼爱的上帝”——祖国下一代的劝戒和期待，他何曾不向往“宁馨与宽闲”的世界……但是诗人的责任使他走出种种神秘和诱惑，走出黑夜和失意，甚至超越了在民歌体诗歌中诗人们已经达到的境地。这种超越既是一种回复，从虚无回到现实，又是一种突破。因为，诗在走向对人性的剖析和个体的孤独之后，诗的胡同变得愈来愈窄，中国当代诗歌面临着发展还是委缩的问题。诗的出路只能是打开个人虚无小圈子的门，跨入绿色的诗之王国，向人民靠拢。
显示只会造就诗人，不会殆误诗人。
３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政治抒情诗？前些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政治和艺术的辩正关系变成了主仆关系，以致现在写起来总觉得不是很理直气壮，读起来也悻悻然，甚至连“政治抒情诗”这一名词也好象戴上了尖尖帽，让人瞧不走。
其实，题不在于政治是否能入诗，而在于站在怎样的认识层次来体察、反央社会人生。对于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诗，不是读者一概不喜欢读，他们不喜欢读的只是那些肤浅、干瘪、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的贩卖。读者需要以一种文化的心态来感受和关心社会政治，因此，诗的价值取向，铺陈方式就成了沟通诗人和读者之间的桥梁。
读罢《Ｓ》我们都会被它所蕴含的责任感染力所诱导，让人于有意无意间跟着诗人走，想诗人所求。历史地“举起镜头／抢拍、追踪／发光的头盔／与发光的瞳孔”，这是付出生命的摄影／多么珍奇！胜过／生命本身，这既是对橄榄绿军人的赞美，也是诗人理想和追求的自然表露。
我们大脑里残存过这样的“政治诗”：“贫下中农登讲台，教育大权掌起来，立下雄心和壮志，敢叫山河旧貌改”。再看龚正荣《S》里的“那被烧焦的十指/曾经弹唱过爱情/那已化为灰烬的眉毛/曾经也有过忧愁”，“也许，他们貌不出众/甚至还有某些缺陷/也许，分到的空间/仅仅够几个折叠/也许，他们每月的薪水/还不够半瓶茅台/但他们是大地的山脉/如平此凡，而又/如此实在……”支撑起一个民族：/在物欲横流的时刻/在际遇非常的时候……”同样是政治抒情，同样写历史紧要关头的事，同样写人，而《S》传递给我们的怀情感热量和艺术震撼力是如此强烈而深远。
4
诗人的政治素养直接决定着他体察事物的角度。
《S》全诗三个章节，分别写了“困扰不安----战胜邪恶----付出代价后的思索”，而贯穿于整个过程的取景角度是“SOS（呼救信号）。
在历史的长河中象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是稍纵即逝的，人们往往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历史之舟早已航之甚远。而《S》诗的作者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透过这一重大的政治背景，宏观地看到了更深更远的东西，并且通过迅速思考和科学的分析，得出了准确客观的结论；并举起历史的镜头“抢拍、追踪”，记录下了大量的历史佐证，让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彼时彼地的政治风云和社会面貌，感受到彼时代的时代情绪和美学风范。这是，《S》一诗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的读者最怕诗人以教育者的口吻告诉他该如何作，孰是孰非。
而龚正荣荣同志对读者是信赖的，他首先把自己的心扉敞开，和读者倾心交谈。当人们怨声载道时，他写道：“瘦弱的母亲，正为/匮乏的奶头/皱起淡淡的蛾眉”，他给祖国以充分的理解，一颗赤子之心掷地有声。他揭露和剖析人们价值观念和信仰危机时，也是入木三分“在摇滚的呛咳里，世界/被关在门外/……狭小的空间/期待着，刹那/灯灭后的讥奋”。但诗人没有绝望，他相信春天会重新开启人们心中那生锈的铁锁，相信祖国未来信的命运必定是光明的。“就在这时，街道/一个拐角处的邮筒/娇嫩与皱褶的手/向命运之神寄出”希望，写出了全国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高度责任感。尽管现在热点问题很多，象玫瑰一样棘手，但有缔造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祖国的钢铁长城作后盾，人民的安宁日子有了保障：“深绿的巨剪/剪断，割碎/疯狂而噬人的花蕊/那明亮刺目的热点/化成流萤/沉入波底”。他们已经“把爆炸扼死---在灾难的腹中!”时光难留,记忆犹新.诗人禁不住联想到无私的奉献和世态炎凉如斯的种种图象.“素昧生平的亲人/当贫穷堵塞生命的希望/他慨然搜索自己的衣袋”；一个农妇，跪在地球上/面对一双云端的白眼：“/先交!再救!”;“孩子呵……心中疼爱的上帝”/“共和国稚嫩的未来”！“好香的饭菜/好香的书本”还有浓荫、母爱……同时，诗人也告诫施教育，该给祖国的未来以什么样的爱，把他们的人生追求导向何方，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们啊，警惕/你的心灵！”
至此，诗人的人品和《S》所蕴藏的主题已完全水乳交融了，读者心中许多冰块也因之而融化了。这是艺术和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反之，如果诗人不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不管他的语言技巧多么高超，作品的数量多么惊人，也是写不出这种严峻的关注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主义醒世之作的。
5
龚正荣同志在《S》中的语言技巧给人以“每个字都在心里煮过”的感觉，具有把现代诗和传统手法熔于一炉的特点。
诗如酒，各有所好。
我爱龚诗的下列色：第一、善于运用弹性语言，强化诗内涵外延的张力。如“身高马大的美利坚/亲吻一位东方小伙”，“修长的窗帷垂入浅梦/超然空间与时间的骚动”，“扬子江蓦然腾烧”。第二，诱人思考的设问悬念，增强了诗人沉思的份量和深度。如“谁是巨人/马克思，还是/马克？”“用什么才能雕塑/这橄榄绿的一群？”“是否还会有即将发生的爆炸？”第三，多处用回复的手法，提炼出了一条贯穿全诗的红线。“谁是巨人——爆炸即将发生——SOS”。
一个诗人的艺术时空，是建立在诗人用他独特的语言来理解与把握世界这个基础上的。正象维特更斯坦所说的那样，“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因而，我们先读《S》，然后精神地认识《S》的作者，并在情感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
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窃以为有几个外来字眼略给人以高深的感觉，如“SOS，马克，亚美利加”等，对于普通诗爱者恐会造成一种隔膜。
最后，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仅能饱览到写山川乡情的可口短诗，也渴望产生一批贴近生活热点的真正有责任感的力作。同时，热望广大编辑象推出报告文学一样向诗人们开一道绿灯。
（作者系谷城县二中青年教师）
烈中自有甘甜味
--《酒匠三爷》作品浅析
袁资友
《筑阳风情》创刊号 1997.6.15
在今天的农村，旱烟袋已少见了：而用铜烟袋的人，几近绝迹：他们的生物高潮已界临西山。在一般人眼里，他们连社会变革时期的配角都当不上，怎能重负在小说中扮演主角？然而，艺术类同其他事物规律：没有昌验就没有成功。孙俊和马忠静同志大胆把笔触伸向了这样一个喜欢吸旱烟袋的民间酿酒师——酒匠三爷，于是，一个性格杠直而品行高尚的人物就活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读的是一个固执的大家庭的掌舵人，感受到的却是那一代农村老汉朴实的缩影。
小说《酒匠爷》的最突出特点，是它的生活语言的运用得心应手，读来既不感到普通话相悖，又能感到一股朴面而来的乡土气息。属于日常用语的如“身板”、“皮实”，说考学，作者借三爷的口说：“考上个什么大、什么”“砖”，写三爷听到烟杆折了，用“脑瓜嗡地大了”，写大媳妇桂会说话是“嘴头上的功夫到家”。同时，作者还善于运用语境造词、叠词、夸张词义等多种手法，使小说读来有滋有味，如甘醇之绵延可口。可见作者不仅生活基础扎实，且驾驭文字的功夫的确不凡。
其次同《酒匠三爷》刻画人物粗细兼备、手法老到。虽不知三爷的姓名，但他那长衫、几根胡子、瘪嘴翘动、抱牢烟袋的形象谁人不知？他脾气坏，脸上四季不定，本家大人娃子躲着他，一口痰吐到大儿子脸上竟不敢擦，一顿饭少了烧青椒：碗碎了，锅砸了，孙子吓得哇哇叫。他正直，抢起烟袋把保长的大头上砸了个血窟窿。他固执任性：断了烟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他又具有一般人的性格：六十七伴渴望关怀：酒厂聘他，拒绝后又后悔。对桂的偏爱及其它情感等等。《酒匠三爷》如果只写这些，那至多他是普通的活人，而作者高明之处就在于写三爷烟杆藏秘方“无偿捐献”，这同前面“卖专利”、酒厂出高价等情节对照，三爷的精神境界与他粗糙的外在形象相比，该是何等的爽洁透人！作者没用半句赞美的语言，却饱蘸了褒扬敬重的感情。
在情节的穿插安排上，《酒匠三爷》也很贴切自然，独具匠心。第一部分写烟袋，是因为后文要用它来表现人物的“暴“性。烟袋、作为小说中的中心”道具“，越是珍贵，折断了就越可惜。围绕这件事，作者又把笔触伸向他与家人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上。抚古说今，把人物放在情节中描写，把情节置于社会大背景中发展，从三你六十七岁到死，大小经历作者挑了十一起，但都是安排得错落有致，为丰满人物性格、抖出“献方”的“包袱”烘托了气氛，夯实了基础。
综观全篇，《酒匠三爷》无论从语言表达，还是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上都是比较完善和周密的，特别是在大背景下写小人物方面，较为成功地作了探索。文艺作品，贵在点睛，睛既是精，也是金，点得好，可以使全文通气、生辉。使人读后，爱不释手。
当然，窃以为下两点值得商榷：一、三爷既爱烟袋胜过爱孙子，它何以成了“扫帚”、“拐棍”、“鞭子”？二、三爷的秘方临死也没亲自说清，而让桂去揣度、梦悟，这样处理固然能增加一些神密感，然而，对三爷的精神升华却缺乏积极意义。
上述仅一孔之见，不当之处请赐教。
宽广博大 浓情细琢
----喜读熊子勋先生的新作《薤山风情》
幽林晚情走笔端，秋来正是硕果时。生在谷城，长于粉水，哪个谷城儿女对薤山之美、薤峰之高、传说之神奇、植物之丰富不是如雷灌耳？但也正因为我们“生在此山中”，见奇不奇，见怪不怪，没有能把这笔无形资产变为精神财富留给后人；正当我们为此而嗟叹嘘吁之时，一本叫做《薤山风情》的书摆上了我们的案头。
初读、二读、再读、细读，越读我越觉得这本《薤山风情》不仅仅是一本民间传说故事和风景导读之类的书，而是一本薤山百科大全。该书从薤山的由来、地理位置、物产特点，到中外名流、地方百姓的往来探访、衣食起居、生活方式无所不包；既有神奇的传说故事，也有真实的革命斗争故事；既有史料和明清时代的骚赋，也有自己采风搜集的篇章。这不仅是熊先生个人辛勤劳作的结晶，也是大薤山和谷城民间文学界的奇观。薤山是幸运的，因为她逢上了时代的亲睐；命运也是公平的，她为中外名人志士提供了一个演练的舞台，并因此沉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今，生活在她怀抱中的谷城儿女们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抒发着对她的崇敬之情，让这自然风景的明珠，释放出瑰丽的文化光芒。难怪有人评说此书是“薤山地方史志”。“横看成岭侧成峰，高低远近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研读《薤山风情》，自然会有不同的心得和收获。
笔法稳健，处处透出政治家的睿智。《薤山风情》多处写到了贺龙、李宗仁、朗宁、沙将军这样的历史人物，要把史料中的人物写活，相当不易。熊先生采取了通过小故事或细节的描写，力避了政治化的图解，又不乏强劲的说服力。贺龙“喜欢竹的高风亮节、焚其身而不失其节”的思想境界，在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中不时地有所体现。在《贺龙向友人约法》一节中，挪威沙娜公主听当地一位农民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解地问：“这是一个外国大胡子说的，你一个山民懂吗？”这位小伙子干净利亮地说：“我不认识马克思，可他说了我们穷人心里话，我咋不懂？”由于作者的智慧和写作技巧，他把何其深奥的理论，借农民之口，一句话把问题解决了。在《红军不是匪》一节中，怎样消除外国人对红军的“打家劫舍，共产共妻”的谣传呢？通过陈四嫂家的“硬通货”失而复得的误会，借一个农村妇女的口说：“我告诉乡亲们莫再听中央军的话了！”让人信服。就连过去认为红军是“乌合之众”的沙将军，也“用中国的习惯，与贺龙同榻顶足而卧，两人畅谈了一夜。”熊先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沙场老将，对革命政治工作向来颇有研究，因此在写作中，不时地加以应用，使人不得不为此文武双全的长者更加折服和钦佩。政治家的工作作风，加上文学家的精典表述，他的有些句子很值得一嚼：“快投降回家抱老婆，不投降去见阎王”、“不要以红茶绿酒忘了国耻！”
小处着手，人物刻画重在反映精神面貌。在生活中，熊子勋崇尚以德为本，厚德载物的理念。《薤山风情》一书中，对大人物的言行、小人物的处事，都体现了这个做人原则。《九母碑》中，陈九的一席话，把人的人性、德性、良性，甚至党性，如一面镜子全都能照出来。对于贺龙这位我们大家熟知的人物着墨很多。通过一系列的小故事，使人物逐臻丰满起来。写贺龙率军杀敌：“贺龙的旗号打出，军号四起，三路红军如万箭向敌人射去。游击队员见红军到了，如同爆炸的火团，先是拼刺，后是撕咬，同敌人抱着滚打在一起。红军战士手挥大刀，如剁瓜砍高粱杆样，敌人扑扑咚咚倒了一山坡！”百字短文，把贺龙的骁勇善战、领导力和感召力，全部显现纸上。写贺龙栽树：“脱了衣服，扬起挖锄，一锄下去，满锄肥土。”另一场景写道：“贺老总疼爱地蹲下来，和母亲抚育婴儿样，一只手轻轻地扶起受伤的小树，一只手给小树伤口捏合，用青草缠住，用土为小树培土。”写出了这位叱诧风云的战场指挥员在生活中的爱民、爱树、爱生活的精神风貌。爱国将领李宗仁在鄂西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国民党谷城县长石宗林本不是什么清官，连他在喝酒时也言不由衷地说：“我们托李宗仁长官的福，他亲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挡住鬼子来不了，我们才能享此清福。”李宗仁爱国的一面还通过他对保护洋人堂的态度明了地展现出来。当听说有不法之徒打劫避暑山庄时，他说：“这些别墅不管建设在谁手，是筑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如破坏了，我们难向后人交待！”一个国人的责任心跃然纸上。一个当地老农对李宗仁说了句：“只有读书人才谈论国家大事，我们不识字，哪里晓得什么大事小事？”李宗仁便下决心，在薤山办起了第一座小学堂。日本飞机炸了二郎庙，李宗仁对着二郎神像苦笑着说：“二郎，你这神仙也和我这凡人一道遭难了。可遭鬼子炸弹的人，何止你我二人？全中国谁知道有多少人被飞机炸死炸伤，有多少房子被炸毁！”心里暗想：若真有神灵，快助我中华儿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熊先生笔下的李宗仁，一个有民族气节，有指挥才能，颇得民心的爱国志士。
情景交融，颇俱人间仙境味道。读书、审音、赏画，分平常之素美和高雅之仙味。在《薤山风情》一书中，熊子勋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兼收并蓄，在读者在登薤山人间路的同时，也领略到了亦神亦仙的天簌之音。《公主遇知音》，本来就很浪漫温馨的了，熊先生笔下又略一润色，于是，薤山的仙女池就越发诱人了：这池，高山环绕，四面绝壁，只有一线幽径，扶岩而入。松竹交翠，鸟鹤争鸣。青果一挂挂，野花一簇簇，就连池水中，也菲芳流溢，奇香袭人！在《龙缠凤》一节中，写道：藤缠树，树缠藤，枝分股，藤分叉，“妻”走“夫”达，形影不离，树叶青翠欲滴，藤茎浅绿焕发。这文笔功夫、谴词造句能力非一般人可比。光有审美的眼睛，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杰出的文字表达力是做不到的。说薤山神奇，自然的奇观只是一部分，另一面则是那神奇的传说。远古的虚无漂渺的不说，《薤山风情》写近现代人的神奇故事就不少，且有情趣。薤山有八泉，每逢天旱，七泉都干涸，只有贺龙泉独长流不息。其一神也。白军头目张狗子恨贺龙及屋，想方设法毁之，结果张狗子连遭报应：先是其长子上树掏鸟窝摔死；后是他本人踏响了炸野兽的炸弹炸掉了一只腿；最后还不服气就用手榴弹炸，结果又赔了自己的一只手。关于夜明珠的传说也很多，最神的莫过于加拿大的吴化选中仙鹤右翅的山头盖别墅，因为这地方是薤山的镇山之宝－－夜明珠的所在之地，所以逢开工动土，就雷雨交加，甚至击伤人，一连六、七回都是这样。自然之奇，人莫能解。除开李时珍的47篇单列故事外，典型的风物传说故事就达55篇之多，占全书的近三分之一。由此可见，薤山文化的底蕴的深厚，民间文学家们采风之扎实，挖掘工作开展之及时及重要。
乡土语言，亲切之中尚待规范。《薤山风情》一书中，熊先生除了使用了大量的文学化语言之外，还适时地根据故事主人公的身份，灵活地使用了一些方言土语。使文章显得十分亲切、地道、风趣。如李宗仁被不认识他的谷城父母官石宗林赶出别墅后，李心里暗忖：“你把本人不当人，本人就是李宗仁”、“把日本鬼子的黑母鸡引来下蛋”说的是日本飞机丢炸弹。“屋檐水打窝，一代跟着一代学”，形容朗宁先生的女儿们虚心向父亲学习。这些活的方言的活用，我们很容易接受。但另一方面，熊先生还有一些用语可能属于山东方言，书中出现后，我们尚能根据上下文揣测词义：《贺龙军长在薤山》一章中，“架官司”，好象是“打官司”的意思。再如“当夜摸去贺龙住的那间房”中的“去”字，“指挥着战士捕捉俘虏”中的“捕捉”，梁家齐向李宗仁说：“长官出走，卑职不知”中的“出走”，“李先生起居在……别墅里，这是一座独立的山峦”、“友人来自八国家”、“人肩路，建成宽广的水泥大道，结束了肩挑背驼的历史”、“周围通风力度不够，有些荫浸”、“池内聚了许多龟，双意思，因此叫龟背”、“三十六峰，各姿朝向女儿峰，时尔雾飞峰隐”、“九姊妹舞了两曲之后正将败兴时”等句中个别用词、用字，与普通话和谷城地方方言在理解上好象不太一样。在表达上，《朗宁别墅记事》中第二句：“1973年，我听86岁高龄的潘大爷（潘家湾）、熊二爷、大竹园人、二老亲身目睹了南避暑山庄动工建设，以及为洋人别墅守卫了一辈子门的王福成老人讲述，”正文与注释之间比较杂。《公主遇知音》中，多处说这人是“薤山庙唐道士”，但唐道士说：“男女不能共浴一池，和尚凡夫肉胎，更不敢玷污仙女玉体”又成了和尚。《贺龙寓》中，先写“火”，后写“水”：“火劈劈叭叭响，熊熊的火舌舐着空中，突然天上扯了一道金钩闪，轰隆，一个霹雳后，下起了倾盆大雨，三间草房两间烧成灰烬”，读来感觉好象是“倾盆大雨”把两间屋“烧”成了灰烬。《振兴薤山旅游点》中，写薤山公路上“大小车辆川流不息”，车好象多写了一点。
熊先生为人谦恭，硬要“逼”着我多找点毛病，我于是戴上六百多度的眼镜，吹毛求疵好月余，好不容易找出了以上“弄斧”之词，还望见谅。
在谋篇布局方面，笔者以为各篇内部各节之间都自成一体，颇为流畅。每一篇章都是错落有致，铺砌吻合，给人以立体的、多视角的信息。只是觉得篇章之间的排序不一定已至尽善，如若按时序、虚实、门类考虑，或是另有感受。既然名曰《薤山风情》，一般可先见山、知山，再听山、闻山、感山，先画自然之美，再描人文之奇。除《序》外，其它篇什若后置之，诸友人当勿怪。
夕阳唱晚情，薤峰不老松。去过薤山的人，读了熊子勋的《薤山风情》后，诗情画意当油然而生，这是山的共鸣，这是人性的合奏。没去过薤山的人，读了《薤山风情》后，更会凭添一双想象的翅膀，在古今中外、虚与实的天空中翱翔不止。我们感念薤山的伟岸、壮美，我们更感谢熊老的务实德行，没有他的矢志不渝地跋山涉水、山水淘“金”，哪会有我们今天案头的精神美羹？我们感谢上苍对薤山的造化，更感谢那些演绎历史和书写历史的文武英雄们！
袁资友 2003年9月写于天相影视摄像制碟中心
不灭的火种
----评周肇莹的长篇小说《寒夜火》
谷城县教育局 袁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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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事背景：革命路上的寻路人----丁江兴
写小说与找工作找对象一样，选择不同的题材，自然是不同的结果。有的人追求新潮，有的人追求古典，有的人爱看“韩流”，有的人爱读唐宋，而周肇莹同志偏爱的是根植于鄂西北革命根据地----谷城的可歌可泣的谷城人文故事。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何必向往，破晓是对在黑夜中坚持斗争的人的最后的奖赏。周肇莹的长篇小说《寒夜火》就是以新中国建立前的国统区的游击队工作处于最艰苦的日子为大背景，集中反映了丁江兴（1921~1948）这样一个农民暴动的领导人，迅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追随者、一个解放军领导下的游击队长的不平凡的历程。
从李先念领导的“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进行的“襄樊战役”,到谷城解放这一时期，有一支游击队在谷城紫金镇活动频繁，这就是丁江兴领导的游击队。丁江兴是谷城西乡官坊油坊坪村的青年农民。为逃避被国民党抓壮丁，1944年6月，到湖南寻找共产党未果的丁江兴回到家乡揭竿起义，联合穷人同心协力反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应者云集，有力地支援了鄂西北军区在当地的活动。1947年5月，鄂西北军区大部队撤离鄂西北后，丁江兴领导的房、保、谷游击队基本处于孤军奋战的形势，但他并没因此丧失革命信念，仍然四处神出鬼没打敌人，营救被捕解放军，收容失散的战士。1948年7月1日，襄樊战役前夕，丁江兴带领部分队员到石花街寻找解放军途中，不幸被反动神甫艾国良收买并混进游击队的叛徒刘金海、冯金海杀害。丁江兴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直追随着党坚持游击战争，给谷城人民翻身斗争带来希望。建国后，丁江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二、人物塑造：真实丰满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程中，解放战争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小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就成了后人可以步回历史的"活化石"。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周肇莹的长篇小说《寒夜火》对人物的塑造，是通过具体可触的章节，让历史素材鲜活地“动”起来。如在小说的第七至十回里，兵临城下丁江兴锦囊妙计破重围，反映了丁江兴的智慧；古渡口首战告捷反映了丁江兴的作战指挥能力；第九到十回则反映了丁江兴寻找共产党、筹组建游击队的历史真实。此外，作者通过许多章回用诸多场景来反映主人公的焦虑感----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拜和追求而苦苦找不到党组织的焦虑感。在革命斗争中，每当丁江兴听到有共产党的消息，他就积极寻找、服从安排、尽一切努力不辱史命。这样，作者在塑造丁江兴形象时，笔下的英雄既不是完美的化身，也不是高、大、全似的救世主，他不是谷城西乡人的普渡众生的“及时雨”，他只是一个不甘等死、主动寻求公平和生路的庄稼汉子。
三、30年磨一剑：填补谷城革命史长篇小说的空白
近一个时期以来,描写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红土地文学”创作又现高潮,周肇莹的长篇小说《寒夜火》便是其中一部力作。中原突围后,刘伯承、邓小平在鄂西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运动；丁江兴游击队在谷城西浴血奋战，屡建战功……《寒夜火》即以此为主轴,再现了一段恢宏壮阔的历史片段。
笔者认为该作品以区域性描写辐射中国革命斗争全景,展示出大时代的激情和史诗的魂魄,极具思想教育、审美和史料价值,为曲折艰难的中国革命史补充了新内容;同时,作者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以丰沛的人文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为历史事件和人物着色,使历史上升为艺术。作者长年坚持搜集素材，精心提炼主题，开红色题材创作之先河，70岁之际写出力作《寒夜火》，令人敬佩。《寒夜火》的成功再次证明了革命历史题材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其进行新的挖掘和创作,是当代文学工作者的职责;而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也应借着革命题材作品大量涌现的契机,形成追忆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的红色文化潮流。
四、不懈的求索人：周肇莹
他，文化战线退休干部，一个教坛、文坛、歌坛三坛名声鹤起的求索人。
《谷城年鉴1999》记载：周肇莹，民间文学故事家，1990年调冷集文化站任站长。退休后，任老年大学教师，系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楹联学会会员，谷城县作家协会秘书长……周肇莹在中央、省、市、县各级报刊上发表各种体裁的著作300多篇，80多万字。除了著书写故事，他还为电视剧中《石花酒的传奇》谱过曲，编过现代戏《称心的女婿》，写了长篇小说《寒夜火》，出过《传奇的大薤山》故事集和一本16万字的《标点符号趣谈》……那半人高的各种荣誉证书、会员证，与其说是对他加戴的一顶顶桂冠，倒不如说是为他著书立说的评介和注脚；然而我觉得，周肇莹没拿这些成绩来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却成了他激励自我，创造人生价值的一种展示。
周肇莹不光擅长写民间故事，融具像和抽象为一炉，而且还精通歌曲的演奏、创作。他1955年在《长江歌声》发表处女作《打明鸡》，1956年抛售整理的《十根》和《打油号子》等14首民歌选入《湖北民歌集》，以后，又有作品《五老汉管市场》荣获襄樊市第二届“歌唱祖国、建设襄樊”征歌创作奖。还创作了《结新星》、《歌唱先进党支部》、《春光送我进山寨》等大量歌曲，汇编成了节目，进行流动汇报演出。
40多年来，周肇莹把自己融入了谷城大地，他走村串户，翻山越岭，留心搜集，他用潜心研究与收集整理的方法，把民俗文化与旅游业浑然一体，数百个栩栩如生的故事于是瓜熟蒂落：《美丽的南河》、《南避暑山庄》和《野人传奇》三大系列文章，先后在《襄樊日报》、《三峡晚报》、《神农架报》和省《绿色大世界》等报刊连续刊载并出版了旅游专集。人们称赞他的作品“寓于地名、寓于自然景观、寓于人们愿望、寓于历史名人的足迹”于一体，正是这些优美的故事，使南河与薤山的风景相得益彰，美不胜收，自然美借助于他的民俗特写、民间故事走进了全县人民及外地游客的心中。此外，他早在80年代就整理了农民起义领袖丁江兴、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及伍子胥、朱元璋、贺龙等的故事系列300多篇，其中不少故事被省、市、县民间文学集成卷选用。
周肇莹虽是70岁的老人，但仍然精神矍烁，在自称为“土陋室”里，他爽朗地说：“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家乡文化事业之中，是我这个退休老人的幸福，沿着这条写作之路，我将走到生活的终点，走出生命的辉煌！”
(本文作者系襄樊市政协委员，中学高级教师)
奇石上的鲜花
----评周肇莹先生的艺术人生
袁资有
冬天，他如雪中的梅花，夏天他象火中的凤凰；春之首时，他象抗寒绽蕊的迎春花；秋之尾际，他若傲霜的金菊，他是搏击云天迎接曙光的雄鹰，他是跃上枝头的百灵鸟；他是燃烧着的一支红蜡炬，他是文坛笔耕的力士、志士，他是一幅“晚霞瑰丽”的画卷。
他叫周肇莹，文化战线退休干部，一个教坛、文坛、歌坛三坛名声鹤起的求索人。
秋高气爽的一天早晨，天乍阴还晴，在周肇莹那小小的书房里见到了他。书房里一横排简陋的陈设，大量的藏书尤以文学类居多，墙上挂着二胡、吉它，两侧存列着电子琴和脚踏风琴，一阵清香，悠远悠远地沁人心脾。《谷城年鉴1999》记载：周肇莹，民间文学故事家，1990年调冷集文化站任站长。退休后，任老年大学教师，系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楹联学会会员，谷城县作家协会秘书长……周肇莹在中央、省、市、县各级报刊上发表各种体裁的著作300多篇，80多万字。除了著书写故事，他还为电视剧中《石花酒的传奇》谱过曲，编过现代戏《称心的女婿》，写过长篇小说《寒夜火》，出过《传奇的大薤山》故事集和一本16万字的《标点符号趣谈》……那半人高的各种荣誉证书、会员证，与其说是对他加戴的一顶顶桂冠，倒不如说是为他著书立说的评介和注脚；然而我觉得，周肇莹没拿这些成绩来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却成了他激励自我，创造人生价值的一种展示。
追根溯源解其味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的日子，周肇莹与他人合作的论著《标点符号趣谈》一书被中国新闻出版社在首都出版发行。其书经《光明日报》披露后，一时间，造成大会影响，行销48000多册。
路漫漫兮其修远，吾总不停兮求索。早在60年代，周肇莹就创作过大型现代戏《称心女婿》，并在全省第五届现代戏汇演中获优秀创作奖而被推荐参加中南戏剧调演。原本是不小的荣誉。可也因此为创作权问题弄得一波三折，险遭不测。当周肇莹埋头著书时，流言蜚语共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汇成一股冷气向他冲来……但在这种“阴流涌动”的逆境中，他仍然坚持不懈，他坚信，“寒凝大地发春化”的时候总会有的，凭着顽强的毅力、执着的信念，终于使他“一支红杏出墙来”。
一些人疑窦丛生：不信他有这么大的能耐。也有人挪揄道：“除非他是神仙”。其实，他是一个关于利用时间、驾驭时间的能手。他知道生活蹉跎与忧愁是啥滋味，就只知道挤时间，他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挤到现在还没挤完，有就写，见缝插针，节假日牺牲给了写作，他认为值得。回家路上、旅差的途中、会议的间隙、教学以外、枕上厕中，他随时都在打腹稿，一有好的灵感，他连忙掏出纸片或烟盒纸记上，生怕消失了一闪而去的思想火花。
瑟瑟笙歌绕蓝天
周肇莹不光擅长写民间故事，融具像和抽象为一炉，而且还精通歌曲的演奏、创作。他1955年在《长江歌声》发表处女作《打明鸡》，1956年抛售整理的《十根》和《打油号子》等14首民歌选入《湖北民歌集》，以后，又有作品《五老汉管市场》荣获襄樊市第二届“歌唱祖国、建设襄樊”征歌创作奖。还创作了《结新星》、《歌唱先进党支部》、《春光送我进山寨》等大量歌曲，汇编成了节目，进行流动汇报演出。
退休后的周肇莹被县老年大学聘为音乐教师，工作兢兢业业，除了完成课堂教学任务还要辅导老干部合唱团排练、演唱、比赛，他指挥的合唱团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歌咏会上荣获一等奖，在此期间先后创作了《我爱谷城》和《喜庆老年节》等，周肇莹还同他人合写了老年大学歌《我们是老年大学生》，并为这首歌谱了曲。周肇莹与妻子谭国英一道，创作了《我们是新纪元的主人》，被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多来咪》音乐杂志刊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老周的著作、老周的歌，谭国英总是第一个读者、唱者，然后就会在学生中、群众中一传十、十传百。为创作一首如意的歌，他常常是思潮叠着思潮，幻想层出。
伏枥老马再奋蹄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古代诗人对老人默默无声的奉献精神的赞誉。现实生活中，告别了人生鼎盛时期后的周肇莹，就是在这样一种境界中进一步寻找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他以辛勤的汗水绘出了一幅幅“晚霞瑰丽多彩、夕阳金碧辉煌”的画卷。
40多年来，周肇莹把自己融入了谷城大地，他走村串户，翻山越岭，留心搜集，他用潜心研究与收集整理的方法，把民俗文化与旅游业浑然一体，数百个栩栩如生的故事于是瓜熟蒂落：《美丽的南河》、《南避暑山庄》和《野人传奇》三大系列文章，先后在《襄樊日报》、《三峡晚报》、《神农架报》和省《绿色大世界》等报刊连续刊载并出版了旅游专集。人们称赞他的作品“寓于地名、寓于自然景观、寓于人们愿望、寓于历史名人的足迹”于一体，正是这些优美的故事，使南河与薤山的风景相得益彰，美不胜收，自然美借助于他的民俗特写、民间故事走进了全县人民及外地游客的心中。此外，他早在80年代就整理了农民起义领袖丁江兴、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及伍子胥、朱元璋、贺龙等的故事系列300多篇，其中不少故事被省、市、县民间文学集成卷选用。
近年来，周肇莹完成了一部17万字的长篇章回小说《寒夜火》，写的是抗日战争后期，谷城西部一支农民军，在尖锐复杂的环境中，与地方权势和反动军警进行斗争的传奇故事。周肇莹虽是近70岁的老人，但仍然精神矍烁，在自称为“土陋室”里，他爽朗地说：“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家乡文化事业之中，是我这个退休老人的幸福，沿着这条写作之路，我将走到生活的终点，走出生命的辉煌！”
阳天接水碧云间
──谈樵夫作品的艺术特色
樵夫搞写作，全凭从业余时间里“抠”灵感；但他抠出来的东西，丝毫不露“业余”的破绽。“热爱是成功的老师”，他正是凭着对文学这“愚人的事业”的挚爱，而成为一名省级优秀作家的。
读樵夫的作品，首先给人一种“清”气，一种雨后空气清新的感觉。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他这种“清”的风格在作品中潜移默化，如中国功夫中之为“气”的东西，让人神感而不可见，无处不在。以遥远的《汉堤》为例，草长莺飞，游子重回故里，登上那令作家魂牵梦萦、浑厚如土城汉江大堤，不管是一望碧波的蚂蚁草，还是湛蓝的蛾子花，一下子就把人从遥远的思乡怀古的“亲”情中拉回到了不用追忆的现实。躺在她宽大的胸膛上，充耳盈目的是故乡厚待游子的一片片清绿和爽洁，虽然儿时打雪仗的伙伴、割牛草的难友都不在眼前，但那“斗牛”的场面，那“嘿──哟”的汉江船工号子仍是眼前一道活跃的风景。特别是当作家仿佛听到一个女人洪亮的声音从村中隐隐传来：“.....回来吃饭──”，那是母亲呼唤他的乳名，这陡然给散文增了精神，这真是一种圣境！《村戏》一篇，令人想起鲁迅先生的《社戏》。普及“样板戏”那几年，我们村上的《沙家滨》也是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我的文稿中，写不出半字。而樵夫先生笔下，安家洲的演员们“粉了脸，着了戏服，走步圆场，有招有势。从腊月三十开轴到开工才压台”。足见那戏的水平！村戏，生在乡下，长在乡下，经樵夫讲来，不仅不觉得灰扑扑地呛鼻，反觉那《沙家滨》的二胡声如《二泉映月》一样清纯可口、甘绵有味。《瓜园》守瓜而不思“先尝为快”。胡子大伯说：“吃吧，吃吧，多着呢！母亲总是拦着说：“队上的，不能贪占。”清淡的语言要比对着话筒哇哇大叫而背地里却公饱私囊的那种人更加令人肃然起敬。《校园中的那座水塔》下有个门，冬温夏凉。一条登板，我和好友夏读三伏；而今历史人文变迁，唯心塔独存，勾绪回史。这篇散文清新的语言本身，在“知了”喧闹的季节就能给人一种凉爽。作品的“清”，反映在文学上是轻快流畅，反映在内容上是思想境界中那种正直朴实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种淡雅超脱。
读樵夫的小说让人闻到一种湿漉漉的“土气”。这土，不是蓬头垢面尘土，而是乡音乡情中提炼出来的一股来自大自然的泥土的芳香。一方面，作品的笔触深植于大地之中，对亲身的经历作了一些可贵的文学探索和精神升华。作者把“上山下乡”前后这段经历看成是一笔不可多的财富而非失落。从作品反映的题材上看，樵夫先生小时曾当过牧童、猪倌、瓜农，干过多种农差，是那种最辛苦的一类。靠个人奋斗，才步入今天的成功。尤其珍贵的是当作家听着河东的娃子们远远地唱着：“河巴佬，砍柴刀”刺耳的歌子还得进山砍柴，弄不好还会在摆渡时连人带柴被挤进江中下“饺子”，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打柴挑夫不只是为了烧火做饭，同时还为了能换上两块钱，买点学习用品，买点红薯干或“时新”的黄挂包什么的。“樵夫”之号，由此而来。另一方面，樵夫的作品大都是离乡不离土，与所见所闻息息相关。比如写身边人事变幻的有：《人选问题》、《加急电报》、《特困户》、《圈和叉》、《圆瓶儿扁瓶儿》、《圈套》和《铁哥穆三》等；写耳闻目染的故事和传闻的有：《换亲》、《贵重的礼品》、《土根》、《狗》、《眼光》、《二百五》和《设计师》等；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在探讨人与自然、人的本性、人的生死和人与金钱方面，都有独到的思考。如：《老小》一篇，写的是两个意见不合的人红尘争究不休，人到黄昏时才大彻大悟。换一个位置、换一种思维，其实一切都何必当初。小说《钓》，明的是钓鱼，实则黯事。在大千世界里，象“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的事还少吗？小说《灵魂》里的老王头十分清楚“这次算是彻底的没救了”，嘴里说不要子女们为他再瞎花钱，而半夜梦中惊醒却疾呼“你们怎么拨了我的吊针呢？”另一篇《殉》，写天根生病住进了医院，六叔便坐在堂门坎上等他。想着“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道理？天根得的是癌症；六叔再也不“前三百年后五百年地坐茶馆神吹”了；后来六叔象打嗑睡地“闭上了眼睛”先天根而去了。从这些现象中，不难看出，作者对自然奥秘的思考。在市场经济面前，象《土根》、《一元钱汇款》和《眼光》这样的人和事，也许不为人注意，但经作家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思考了。
丰富的生活经历，渊博的社会知识，深刻的人生反思，构成了樵夫系列小说的基本特征：读来不陌生，想来别有见地。读樵夫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驾驭语言的“老气”。在《洒匠三爷》中，其老道的语言艺术张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读来既不感到与普通话相悖，又能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作者借三爷的口说孙子：“考上什么‘大’、什么‘专’的，才叫本事”。写桂会说话，叫“嘴上的功夫到家”。此外，其它作品中，这一特色也不断得到了加强。如《换亲》中的“大麦没黄小麦黄”指兄长未婚而妹欲嫁；《刁民》中的“汗珠儿八瓣地忙和”喻辛苦；《钓》中的“煮熟了的鸭子又飞了”言功败垂成；《殉》中的“前三百年后五百年地神吹”；《瓶儿》中的“非喝得天昏地暗鸡子认不得鸭子不可”；《二百五》中的“十里八村的抠门儿”来比喻吝啬等等，都是应用地方语言特色的范例。如果仅把土话俚语朝文学作品里放而不能够加以改造为我所用，那顶多是一种劣质的录音机（含有浊音）的作为；而樵夫先生能博采众家之长，利用自己语言功底深厚的优势，不失时机地改造了土语方言，并能与古汉语相结合，使不少的土话焕发了新的生命。“竖起耳朵听”被作家改造成了“仄起耳朵静了神去听个明白”，一字之差，神功十足且成了文学化了的语言。“滑稽”一词被加工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简单的一个赔小气，在樵夫笔下是“连连告饶叔长爷短地赔不是”，人物神态立刻跃然纸上。写打柴劳累后的情景，他文文地用上了“贪歇”二字。这些改造使用语言的尝试，如果没有“老”练的章法和对文学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岂可臻于如此之巨的果实？
纵观樵夫已发表的小说和散文，与阅历有关的作品已具自己的风格，即散文于清新纯净中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一种依恋、和谐的依存关系，不管是思乡怀古，还是咏山水赋现实，总能透出一种人情美来。其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见长，而人物性格在事件冲突和矛盾纠葛中之所以能够逐步丰满起来，其中被改造的方言和土语、古语的活用则处于功不可没的地位。作者在汲取鲁迅和陕西作家的语言艺术精华方面已是驾轻就熟。作为一个业务部门的领导人，忙中偷闲已属不易，而能砺精图治在语言王国里独辟蹊径，更为难得。
当然，除了本文提到的一些代表作之外，樵夫作品也还存在着少量的小疵。如散文《给小蝌蚪放生》、《师心》和作家的一贯笔法就不协调。而小说《换亲》、《加急电报》在结束时都有点“蛇尾”。《一直等到明天》的标题欠精炼，而且英文里有篇小说和它有点殊途同归。综上所述，樵夫在刻画人物、安排情节、内心描写方面是有丰富经验的，作品是成功的，完全没必要对自己不熟悉的传闻或世象型的题材“试它一烙铁”。利用自己的语言技巧和丰富阅历，并且历史地作以思考，将会带给广大读者更加有“风味”的佳肴。扬长长会更长，有长就必然有成功。古时钟子期长年深山伐薪而遇伯牙，今天我们的“樵夫”已拥有千万的读者。横看成岭侧成峰，长短评说由他人；青山不老终有树，且磨柴刀再谋心。祝愿樵夫先生豪情如注，大笔如椽，芭蕉夜雨，再写春秋五千年！
（袁资有评于丁丑中秋）
时代需要法制的利剑
--从电视连续剧《不再流泪的女人》想到的
袁资有
《襄樊广电报》1998.7.3
《谷城报》1998.6.30
襄樊电视台近日播出的26集电视连续剧《不再流泪的女人》（本文后略为《不》剧），以其真实可感的故事情节，在广大电视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剧情很简单：女主角吴春枝，谈不上多么多么地漂亮，但有一股潜在的朴实美让男人们倾倒。反面人物李家辉更是色胆包天，是只“比狐狸还坏的狼”。他强奸春枝被告发，却反说他们是“私通”关系，说吴春枝是被丈夫碰上怕收不了场而伪造现场磁带，诬告他。由此而引发了李家辉坐牢、翻案、再坐牢的曲折故事。但是人们最终看到的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坏人受到了惩罚而大快人心。掩卷深思，好人虽胜，却让人快乐不起来，因为《不》剧留给人的思索太沉重了。
首先，就现实而言，编导利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用人们身边现实时刻会发生的事为引子，诱发出了一个和《杨乃武与小白菜》、《三蒸骨》很相似的警世之冤；可是它们的背景是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而《不》剧发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李家辉的权并不大，只个工商干部，有几个臭钱，就能“搞十几个女人”并能让法院政策研究室的石小明为他在全国多家报纸上写出极端诬侮吴春枝的“可读性”很强的侵权之作来、就能让张律师为之作犬马之效、一桌酒宴，就让中级法院的赵庭长“想办法”帮他“借”出此案的唯一证据：磁带、就能让公安局一个不小的人物为他修改卷案...而吴春枝的姐夫却因涉嫌与此案有关而准备下调。这还有什么公理可言？整个《不》剧，从报案那场戏，到市中院的赵庭长找吴春枝独赴“鸿门宴”以及对磁带的管理和鉴定，暴露了我们政法队伍的素质何等低下、管理水平以及法律制度是多么的不健全。
人们不禁要想：到底是法大还是钱大，我们国家的“法”和国际能行的法接轨到底还有多远？执法到底是在以什么为依据？
其次，《不》剧作为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靠得太近，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落了俗套，找“青天大老爷”。那么，如果不是吴春枝这样一个外柔内刚的烈女子，如果没有机会见到一个“青天”人物，或他也不是一个“清水衙门”，那吴春枝、张春枝、王春枝姐妹们还有出头之日吗？本来中国传统观念对她们压力就够大，加上她们还要到“江苏”做生意，哪有这么多的闲心打这种“官司”？要不是检查官能辩几句为她撑腰，吴春枝第一回合就必败无疑。从中我们看到，对平民百姓来说，打官司不仅要勇气，而且还要一定的法律常识。假如你碰到意外案子，你能向法律提供起码的证据吗？你的合法权宜被侵害，你知道找谁吗？压力太大，你会屈服退缩吗？但是，该剧反映的阴暗面太多、过重，使人看了会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的未来没有多大的希望，从最基层的公安战士的无聊的对话，到作为手持正义之剑的专业律师张某，到法院政策研究室里的“大笔”，到中院的赵副庭长，到省城大肚子骗子，似乎政法界没有“法”可依、无法可言；这样的文艺作品，虽然能够起到“把美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的悲剧效应，但终没能摆正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比例关系。尽管该剧说了它是“纯属虚构”。
第三，《不》剧中的人物问题。吴春枝的丈夫都说他好极，我也认为难得，但我觉得他也美中不足：他的小温柔保护不了爱妻。整个案中，都是春枝独闯江湖，报案时，他除了礼貌语，无话。审理时、到中院，他都在忙什么？就连家人把春枝的脸打成那样，他又如何？家庭如此，他事业上又如何：一被骗就是20多万。最后在社会和家人的压力下还是劳燕分飞。真个是“大难来时各自飞”，这和梁祝之爱、西厢张生相比，爱的毕竟差些分量。剧中的左邻右舍也真无情，包括新闻舆论怎么都朝一边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公民似乎比鲁迅笔下的未庄人还愚昧，双文明建设时期的县城民众竟比封建社会的乡下老百姓还“那个”。吴春枝实实也是活该，谁叫她这么愚昧呢？她和唐僧一样，人妖不辨。基本的法律常识一点没有。李家辉被擒后，就这么无凭无据地让他走了人；这么重要的磁带，她竟放在一般的磁带盒并且给卖了；全家人的血汗钱、房子钱２万，她竟听信“瘦子”能去省高院行贿；牙根这些钱就不是她的；要去京城，好家伙，回娘家一开口就是两万。这和她卖房子那穷劲简直判若两人。她被报纸登了，不去法院起诉来个釜底抽薪，却去买报纸烧。她对坏人们要么说辨站不住脚、要么去斯文，而对法院登记处和火车站值班民警所说的话却是那么火药味，拿人家姐妹比，简直是骂人，好生不讲理。四年的案子都拖得了，省高院的周副院长对她的案子说得那么明白，她却去政法会上举状搅和。3000的民政救济，她寄给孩子是对的，但也不至于10块钱的卖血手续费都不留；如果真是这样，她是一个很不会计划家务的“管家婆”。那市县两级的公安政法领导的眼睛也真没有“水”，尽用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贪赃枉法之辈；自身亲政勤政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第四，《不》剧节奏太慢，三五集不看照常连得上。我看到第六集时，根据片头便写了此文的大半。剧中处理有些问题不合道理。如磁带的后半被抹，好像法院毫无办法，为什么不去查一下最初的笔录？那是有记载而且李家辉画了押的。磁带的鉴定是找电台吗？谁的主意？还用耳听投票吗？现在电脑中WAV的声波检测对此一目了然。不是政法人物水平低就是编剧有关专业好外行！还有，党报党刊并非象“野鸡小报”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就凭研究室的一个圆“萝卜头”就登，《人民法制报》更不会登。笔者生活在谷城，我们这里绝不是这样。不知外地的政法界朋友看了《不》剧会作何想，会不会状告《不》剧编剧组？
当然，评论归评论；该剧强烈地说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呼唤法制，我们的未来是要建设一个法制化的社会，如果不普法、不学法、不懂法，迟早会出现“有理变成无理、受害反坐被告席”的现象。我们的党风、行风建设任务多么艰巨。在改革时代和市场经济时期，如何端正道德与法律、道德与金钱之间的关系，除了法制的建设和监督作用外，加强自身的修养又是多么重要。总之，《不》剧终是戏，关键还要看观众怎样来从它的教育和负效应中自强、自立、自爱、自重，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学会用法制之剑来祛妖避邪，捍卫公众和自身的合法权益，让生活的空间阳光普照，天天美好！
喜看稻菽千重浪
--从“工行杯”文学大赛看谷城文学创作的潜力
袁资友
《谷城报》1996.3.9
由县工行、县文联、谷城报社联合举办的1995年全县“工行杯”文学作品有奖征文大赛从去年4月开始到12月20日圆满结束。今年1月25日又在工行会议室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会。人们盛赞这是一次参与面最广、领导最重视、气氛最活跃的文坛史会。
“衣食足而文化兴”，这次大会既是我县文学事业的一个里程碑，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团结这样一个大好局面。它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经济带动文化“、”文化服务经济“这一真理。
七十二行，行行爱文学
这次应征作品的作者，有领导干部，有一般职员，有科研有人员，有现役军人，有老师、学生、医生，也有工人、农民、个体经营者。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16岁。不仅有本县城乡的大批作者，也有来自外省市的6位作者踊跃投稿。这次活动充分体现了广泛的群众参与意识和作品创作的广阔代表性，是对谷城地区文学创作队伍的一次大检阅。我们欣喜地看到，老作者寿乐同春，笔墨自如，遥遥播50年稿龄：文坛新秀，朗若星辰，发如春笋，文思泉涌写风流，而中年作者更是兴辞赋，作诗文，处处潇洒领风骚。值得一提的是，战斗在白水峪电站的文朋诗友们，一次就杀出了20多员骁将，是他们给深山老林染上了文化气，是他们给火热的工地添了许多诗情画意。
“工行杯”石激起千层浪，得到这么广泛的支持和参与，说明了我县县富民康，人民物质富足了，还在不断地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这正是“工行杯”取得空前成功的奥秘！
百花齐放，朵朵竞春色
“工行杯”文学作品有奖征文共收到各类作品164件。经过评委会认真阅稿、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共筛选出18件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格调高雅、思想健康、手法独到、文笔流畅，底蕴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无论是写事业抒人生，还是褒生活赞爱情，也无论是状山川，或梦积年之乡情，都能把握住时代的主旋律，写出真、善、美的东西来，能够“以文学作品打动人、教育人”，这些，无疑对促进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散文类。这次应征的散文作品较真实客观反映了我县散文创作的现状和实力，概括地说就是：内容丰富、意境迭宕、笔调清雅、大有可为。获奖作品中，樵夫的《河巴佬》乡土味浓，马忠静的《父爱的光辉》情真，易水的《朦肱的妙处》传神，袁晓芳《花瓣雨》巧。未获奖但贴近生活、写出了情趣的还有启智、胡群英等作者寄来的作品，达到了散文“形散神聚”的要求。
诗歌类。这次应征诗作数量堪称第一，特点是“小精灵”多，“大手笔”缺，没有突破。回顾我县诗坛的历史，作品档次在国家级的就不下10人。而这次我县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诗作者都未新作、力作亮相，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好在有文竹、涂启智、晓芳等撑台，诗赛结果倒也令人欣慰。可喜的是阳华不、张集思等诗作日臻成熟，大可不必担心诗才青黄不接。
小说类。尽管小说创作周期长、费时费力，这次仍有20多篇作品光顾评委席。大多数作者表现出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和较强的创作实力，但能够做到构思“巧”的为数不多。微型小说，要一滴水能见太阳。这只能靠读而思、学而练来促进“技术上”质的飞跃。
功底深厚，拔地成才有望
通过这次“工行杯”有奖征文活动，我们既看到了成绩，也发现了不足，更看到了谷城文学事业的希望：首先，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全社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土关怀和支持文学事业，我们具备了文艺“百花齐放”的外部环境。其次，随着地方经济的繁荣，一批像谷城工行这样的骨干企业踊跃和文学联姻共建，既为文学活动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必要的经费，又为企事业职工丰富了文化生活，对外创造了巨大的隐形效益。第三，追求和热爱文学事业的朋友越来越多“谷城作家群”已具雏形。这次参赛作者中，只有8名是去年加入县作家协会的会员，获奖者中占其二，而其他100多位则分散在各地打游击，他们才是谷城文学事业的生力军，挥写美好明天的“大手笔”。
“散兵游勇”的时代过去了，文学的春天已经到来。
长江后浪推前浪，喜看稻菽浪千叠，文坛勤耕苦亦乐，遍地收获定有日！
阳天接水碧云间
--谈樵夫作品的艺术特色
湖北省谷城一中 袁资友
《筑阳风情》1998.3.5
樵夫搞写作，全凭从业余时间里“抠”灵感；但他抠出来的东西，丝毫不露“业余”的破绽。“热爱是成功的老师”，他正是凭着对文学这“愚人的事业”的挚爱，而成为一名省级优秀作家的。
读樵夫的作品，首先给人一种“清”气，一种雨后空气清新的感觉。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他这种“清”的风格在作品中潜移默化，如中国功夫中之为“气”的东西，让人神感而不可见，无处不在。以遥远的《汉堤》为例，草长莺飞，游子重回故里，登上那令作家魂牵梦萦、浑厚如土城汉江大堤，不管是一望碧波的蚂蚁草，还是湛蓝的蛾子花，一下子就把人从遥远的思乡怀古的“亲”情中拉回到了不用追忆的现实。躺在她宽大的胸膛上，充耳盈目的是故乡厚待游子的一片片清绿和爽洁，虽然儿时打雪仗的伙伴、割牛草的难友都不在眼前，但那“斗牛”的场面，那“嘿──哟”的汉江船工号子仍是眼前一道活跃的风景。特别是当作家仿佛听到一个女人洪亮的声音从村中隐隐传来：“.....回来吃饭──”，那是母亲呼唤他的乳名，这陡然给散文增了精神，这真是一种圣境！《村戏》一篇，令人想起鲁迅先生的《社戏》。普及“样板戏”那几年，我们村上的《沙家滨》也是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我的文稿中，写不出半字。而樵夫先生笔下，安家洲的演员们“粉了脸，着了戏服，走步圆场，有招有势。从腊月三十开轴到开工才压台”。足见那戏的水平！村戏，生在乡下，长在乡下，经樵夫讲来，不仅不觉得灰扑扑地呛鼻，反觉那《沙家滨》的二胡声如《二泉映月》一样清纯可口、甘绵有味。《瓜园》守瓜而不思“先尝为快”。胡子大伯说：“吃吧，吃吧，多着呢！母亲总是拦着说：“队上的，不能贪占。”清淡的语言要比对着话筒哇哇大叫而背地里却公饱私囊的那种人更加令人肃然起敬。《校园中的那座水塔》下有个门，冬温夏凉。一条登板，我和好友夏读三伏；而今历史人文变迁，唯心塔独存，勾绪回史。这篇散文清新的语言本身，在“知了”喧闹的季节就能给人一种凉爽。作品的“清”，反映在文学上是轻快流畅，反映在内容上是思想境界中那种正直朴实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种淡雅超脱。
读樵夫的小说让人闻到一种湿漉漉的“土气”。这土，不是蓬头垢面尘土，而是乡音乡情中提炼出来的一股来自大自然的泥土的芳香。一方面，作品的笔触深植于大地之中，对亲身的经历作了一些可贵的文学探索和精神升华。作者把“上山下乡”前后这段经历看成是一笔不可多的财富而非失落。从作品反映的题材上看，樵夫先生小时曾当过牧童、猪倌、瓜农，干过多种农差，是那种最辛苦的一类。靠个人奋斗，才步入今天的成功。尤其珍贵的是当作家听着河东的娃子们远远地唱着：“河巴佬，砍柴刀”刺耳的歌子还得进山砍柴，弄不好还会在摆渡时连人带柴被挤进江中下“饺子”，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打柴挑夫不只是为了烧火做饭，同时还为了能换上两块钱，买点学习用品，买点红薯干或“时新”的黄挂包什么的。“樵夫”之号，由此而来。另一方面，樵夫的作品大都是离乡不离土，与所见所闻息息相关。比如写身边人事变幻的有：《人选问题》、《加急电报》、《特困户》、《圈和叉》、《圆瓶儿扁瓶儿》、《圈套》和《铁哥穆三》等；写耳闻目染的故事和传闻的有：《换亲》、《贵重的礼品》、《土根》、《狗》、《眼光》、《二百五》和《设计师》等；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在探讨人与自然、人的本性、人的生死和人与金钱方面，都有独到的思考。如：《老小》一篇，写的是两个意见不合的人红尘争究不休，人到黄昏时才大彻大悟。换一个位置、换一种思维，其实一切都何必当初。小说《钓》，明的是钓鱼，实则黯事。在大千世界里，象“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的事还少吗？小说《灵魂》里的老王头十分清楚“这次算是彻底的没救了”，嘴里说不要子女们为他再瞎花钱，而半夜梦中惊醒却疾呼“你们怎么拨了我的吊针呢？”另一篇《殉》，写天根生病住进了医院，六叔便坐在堂门坎上等他。想着“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道理？天根得的是癌症；六叔再也不“前三百年后五百年地坐茶馆神吹”了；后来六叔象打嗑睡地“闭上了眼睛”先天根而去了。从这些现象中，不难看出，作者对自然奥秘的思考。在市场经济面前，象《土根》、《一元钱汇款》和《眼光》这样的人和事，也许不为人注意，但经作家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思考了。
丰富的生活经历，渊博的社会知识，深刻的人生反思，构成了樵夫系列小说的基本特征：读来不陌生，想来别有见地。读樵夫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驾驭语言的“老气”。在《洒匠三爷》中，其老道的语言艺术张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读来既不感到与普通话相悖，又能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作者借三爷的口说孙子：“考上什么‘大’、什么‘专’的，才叫本事”。写桂会说话，叫“嘴上的功夫到家”。此外，其它作品中，这一特色也不断得到了加强。如《换亲》中的“大麦没黄小麦黄”指兄长未婚而妹欲嫁；《刁民》中的“汗珠儿八瓣地忙和”喻辛苦；《钓》中的“煮熟了的鸭子又飞了”言功败垂成；《殉》中的“前三百年后五百年地神吹”；《瓶儿》中的“非喝得天昏地暗鸡子认不得鸭子不可”；《二百五》中的“十里八村的抠门儿”来比喻吝啬等等，都是应用地方语言特色的范例。如果仅把土话俚语朝文学作品里放而不能够加以改造为我所用，那顶多是一种劣质的录音机（含有浊音）的作为；而樵夫先生能博采众家之长，利用自己语言功底深厚的优势，不失时机地改造了土语方言，并能与古汉语相结合，使不少的土话焕发了新的生命。“竖起耳朵听”被作家改造成了“仄起耳朵静了神去听个明白”，一字之差，神功十足且成了文学化了的语言。“滑稽”一词被加工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简单的一个赔小气，在樵夫笔下是“连连告饶叔长爷短地赔不是”，人物神态立刻跃然纸上。写打柴劳累后的情景，他文文地用上了“贪歇”二字。这些改造使用语言的尝试，如果没有“老”练的章法和对文学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岂可臻于如此之巨的果实？
纵观樵夫已发表的小说和散文，与阅历有关的作品已具自己的风格，即散文于清新纯净中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一种依恋、和谐的依存关系，不管是思乡怀古，还是咏山水赋现实，总能透出一种人情美来。其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见长，而人物性格在事件冲突和矛盾纠葛中之所以能够逐步丰满起来，其中被改造的方言和土语、古语的活用则处于功不可没的地位。作者在汲取鲁迅和陕西作家的语言艺术精华方面已是驾轻就熟。作为一个业务部门的领导人，忙中偷闲已属不易，而能砺精图治在语言王国里独辟蹊径，更为难得。
当然，除了本文提到的一些代表作之外，樵夫作品也还存在着少量的小疵。如散文《给小蝌蚪放生》、《师心》和作家的一贯笔法就不协调。而小说《换亲》、《加急电报》在结束时都有点“蛇尾”。《一直等到明天》的标题欠精炼，而且英文里有篇小说和它有点殊途同归。综上所述，樵夫在刻画人物、安排情节、内心描写方面是有丰富经验的，作品是成功的，完全没必要对自己不熟悉的传闻或世象型的题材“试它一烙铁”。利用自己的语言技巧和丰富阅历，并且历史地作以思考，将会带给广大读者更加有“风味”的佳肴。扬长长会更长，有长就必然有成功。古时钟子期长年深山伐薪而遇伯牙，今天我们的“樵夫”已拥有千万的读者。横看成岭侧成峰，长短评说由他人；青山不老终有树，且磨柴刀再谋心。祝愿樵夫先生豪情如注，大笔如椽，芭蕉夜雨，再写春秋五千年！
空灵接地的谷城神话
──谈袁正昌新作《朱元璋在谷城》的创作特色
文/袁资友
近些年，我们不断地读到袁正昌发表的作品，种类越来越丰富。如：小说《村主任之死》、《石头作证》、《迎接》等；散文《村口那口老井》、《心中那盏永不灭的灯》、《有时一帘幽梦》等。还有其擅长的通讯报道，曾在各类报纸、杂志和网站发布新闻2000多条，数百万字。袁正昌搞写作，全凭从谷城现实生活中“掘”灵感；但他掘出来的东西，丝毫不露“业余”的破绽。“热爱是成功的老师”，他正是凭着对文学这“愚人的事业”的挚爱，而成为一名全县驰名的优秀作家。
细细品读，袁正昌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三个字：“清、实、灵”。上探苍穹空灵回响，下接地气如露鲜活。文笔细腻而新颖，注重现实、事实、真实，谓之“清”。描写细腻入微，语言朴实无华，源于谷城现实生活。生活文化化，文学生活化，谓之“实”。传说与再创作相结合，神话与真生活相辉映，精巧百出，浪漫窦现，于平淡处屡出奇特，谓之“灵”。
他作品的“清”气，是一种雨后空气清新的感觉。不管是写景还是编故事，他这种“清”的风格在作品中潜移默化，犹如中国功夫中谓之“气”的东西，让人神感而似无可见，但却实存而无处不在。翻开《朱元璋在谷城》这本民间故事，首先是“清雅”。其中《鲤鱼跳龙门》、《刘伯温找天子》、《珍珠翡翠汤》、《神道酿天子》、《庙滩一带的传说故事》让人最爱。故事娓娓道来，如心灵鸡汤润肺，更如“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先声夺人。其次是“清贫”，朱元璋是历史中的真人真事，幼小时要过饭大家都是知道的。如何在作品中准确描写这贵为“真龙天子”的朱元璋，把握较难。正昌处理的方式是，朱元璋在清贫之时不乏做人的傲骨，出于平凡而不俗。其三是“清闲”。《仙女撒网岛》、《仙人床》、《油冲田》诸篇，一畈田畴、一座山丘、一条溪潭，朱元璋和好友们放牛、割草、采摘，夏过三伏，冬滚三九；而今历史人文变迁，唯遗迹斑斑，勾绪回史。其四是“清畅”。作品的“清”，反映在文学上是轻快流畅，反映在内容上是思想境界中那种正直朴实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种淡雅超脱。
他作品的“实”气，是一种远离城市喧嚣回到梦里故乡的感觉。读小说让人闻到一种湿漉漉的“土气”。这土，不是蓬头垢面尘土，而是乡音乡情中提炼出来的一股来自大自然的泥土的芳香。一方面，作品的笔触深植于大地之中，对亲身的经历作了一些可贵的文学探索和精神升华。作者把朱元璋的“乞丐”经历看成是一笔不可多的财富而非失落。从作品反映的题材上看，作品主人公小时曾当过牧童、猪倌、稻农、干过多种杂差，甚至与“山大王”也打过交道，是那种最辛苦和无助的一类。靠着祖坟的风水和个人的“仁、义、礼、智、信”德行，才步入到后来的成功，当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尤其珍贵的是当村里的娃子们远远地唱着：“乡巴佬，砍柴刀”刺耳的歌子还得进山砍柴，弄不好还会在摆渡时连人带柴被挤进江中下“饺子”，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打柴挑夫不只是为了烧火做饭，同时还为了能换上俩小钱，给母亲治病。另一方面，本书的内容和情节大都是不离乡不离土，与所见所闻息息相关。比如：《牛头山的来历》、《“黎明前黑暗”的由来》、《朱元璋擂鼓劫富济苍生》等；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在探讨人与自然、人的本性、人的生死和人与金钱方面，都有独到的思考。如：《神道苦心酿天子》、《朱元璋“世外桃源”悟乾坤》二篇，写的是仙人仙境，悟的是人间苍桑。
现实生活中的袁正昌，正直诚实、乐观向上，乐善好施，勤于动脑，爱追根求源，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亲近。每遇到一个笑话、歇后语甚至一句骂人的话都要探出个究竟。人们常称其谓“老学究”、“问不完”。 生于庙滩，长于农村；喝着汉江水，唱着冷集歌。袁正昌就这样深深地爱上了谷城这片土地。当别人茶余饭后闲谈时，在别人田间地头说笑中，他都是个有心的听众。别人说过撂过的话题，都成了他民间故事创作的原始素材。他博采众辑，编写传说故事60篇。传说故事的发生地都是经过他多次实地考察，故事的源头都经过他三番五次地采风、搜集、加工、整理，然后和史书上的史料进行比对，尽量保持故事的真实性、可信性、可读性。
他多次到故事所涉及到的冷集、庙滩、石花、紫金等地，为的就是试图能从这里找到哪怕一个佐证也好。他多次进图书馆、查阅《谷城县志》、《光化县志》，就是为了给后人一个明确、公正、客观的答案；就是为了弄清楚谷城为什么会有与朱元璋有关的这么多传说？为了弄清楚这些传说和现实的地名之间到底有多少关联？结果是，作者在作品中多次声明：只知道……，至于发现于哪个朝代，由谁发明创造，由哪些……而成，未曾考究。但……法使用范围很广，至于是不是朱元璋发明，我不知道，但在民间却流传着一个这样的故事。不说是“纯属虚构”，也属于“无从考评”的范围。
他作品的“灵”气，那是一种仙人指点、大师普渡的感觉。灵所即智。丰富的生活经历，渊博的社会知识，深刻的人生反思，构成了袁正昌系列小说的基本特征：读来不陌生，想来别有见地。读其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驾驭语言的“灵气”。灵气首先是神奇，在《刘伯温得天书》中，乡亲们都在晒麦子，刘基正好路过，他对正在忙碌的人们说：“都快收起来吧，午时必有大雨！”乡亲们听后，纷纷收起了麦子。但有一老者却不为所动，依然在晒自家的麦子。到了午时，果然天空下起了大雨。刘基不看则已，一看吃惊不小，只见场地到处都是湿辘辘的，而老者晒麦子的地方却没有丁点儿下过雨的痕迹。神乎其神！当然更为“神”的还有“烧饼歌”对朝代更迭的大预言。“上元复转气运开，大修文武圣主栽”云云，貌似深奥，常人难懂。灵气其次是语言的张力有灵性。其在《朱元璋在襄阳、老河口、十堰和丹江口等地流传的故事》中，老道的语言艺术张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读来既不感到与普通话相悖，又能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如果是讲出来，可谓是“嘴上的功夫到家了”。正昌先生能博采众家之长，利用自己语言功底深厚的优势，不失时机地改造了土语方言，并能与古汉语相结合，使不少的土话焕发了新的生命。“竖起耳朵听”被作家改造成了“仄起耳朵静了神去听个明白”，一字之差，神功十足且成了文学化了的语言。“滑稽”一词被加工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简单的一个赔小气，在正昌笔下是“连连告饶叔长爷短地赔不是”，人物神态立刻跃然纸上。写打柴劳累后的情景，他文文地用上了“贪歇”二字。这些改造使用语言的尝试，如果没有“老”练的章法和对文学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岂可臻于如此之巨的果实？
纵观袁正昌已发表的小说和散文，与阅历有关的作品已具自己的风格，即散文于清新纯净中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一种依恋、和谐的依存关系，不管是思乡怀古，还是咏山水赋现实，总能透出一种人情美来。其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见长，而人物性格在事件冲突和矛盾纠葛中之所以能够逐步丰满起来，其中被改造的方言和土语、古语的活用则处于功不可没的地位。作者在汲取鲁迅和陕西作家的语言艺术精华方面已是驾轻就熟。作为一个基层工作公务员，忙中偷闲已属不易，而能砺精图治在语言王国里独辟蹊径，更为难得。
当然，除了本文提到的一些值得肯定的优点之外，正昌作品也还存在着少量的小疵。如《神道苦心酿天子》等篇，原作中多次用到“几个小时”这个词，与明代的“时辰”概念是不符合的。作者在《寺庙显灵》等开篇方式与其故事开篇的贯用笔法不太一致。本书多用的是“有何景－为何名－缘何事－导出与朱元璋的关系来”这种套路。写小元璋生来下时就“哈哈大笑”未免用词“成人化”。最后一点，本书处处以彰显中华传统美德为己任，写朱元璋之“义”、之“智”、之“孝”道，让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追求美德、扬善惩恶的朱元璋，然而在本书好几个故事中，却描写了朱元璋杀鱼、砍龙、刺龟、剁牛之类的血腥场景，这是读者不能接受的，与时代所倡导的“绿色环保”、爱护生态、保护地球的理念很是相左，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跳出基层小世界、走向时代大关切，扬长长更长，长内功以促更大的成功。
古时钟子期长年深山伐薪而遇伯牙，今天我们的“正昌”已拥有千百的喜欢他的读者。横看成岭侧成峰，长短评说由他人；青山不老终因树，磨亮柴刀向来程。
祝愿正昌先生豪情如雨，大笔如椽，翻手可描芭蕉夜雨，覆手再写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