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大佐宴请乡绅自称父亲是黄陂人
根据张柏如的讲述，1938年10月24日，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第六师团分别占领黄陂县城及附近诸多交通据点。
“在日军占领黄陂前，我县百姓已风闻日军在中国战场无恶不作，因此人们大多已逃避北乡山区，俗称‘跑反’。我家因上有老、下有小，行动不便，才留居县郊，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不知何故，日军占领黄陂初期，竟无恶劣行为发生。
在日军到达黄陂县城的第四天，其先头部队的县队长福本一善大佐，即命翻译官出面邀请地方士绅吃饭。当地士绅，有的已逃往深山老林，有的怕是鸿门宴，不敢前往。张柏如先生的祖父还真想看看日军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于是赴约。
席间，大佐很恭敬地向在座士绅一一鞠躬，接着透过翻译介绍说:“本人的父亲就是黄陂人，清朝时在一艘日本军舰上做理发师，后来在日本成家立业。我的外婆家是在东京经营一家豆腐店，家道小康。今天特邀请各位乡贤来，就是希望转告乡民不要惊慌，回归正常，安居乐业。我的部队不会扰民，务请安心!”
张柏如的祖父赴宴回来后，连忙将此事告诉了家人:“
奇事，奇事!日军大佐竟是位黄陂人!”此时，人们才弄明白:日军占领黄陂后，其恶行之所以有所收敛，想必是这位日军大佐对部队进行了约束或告诫。
祖父讲述的这段往事给张柏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探寻这位“黄陂大佐”的真实身份，张先生和斐先生分别在台北和武汉两地查阅了大量
历史文献和资料，终于弄清了其身世之谜。
原来那位大佐中文名字叫袁范宇，其父是黄陂人氏，青年时到日本横滨市谋生，与当地女子结婚。小范宇于1893年生于日本横滨，日本名为福本一善。1912年加入同盟会东京支部。1914年从东京商科大学毕业，获得商学学士位。1915年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在汉口与董必武、蔡济民等人组织打倒军阀王占元的运动。失败后潜伏在日本商行，继续进行地下革命工作，掩护同志在日租界开展活动，并用其日本名“福本一善”帮助传递信件。
“日行买办”救助董必武脱险
1927年，北伐军到达武汉后，袁范宇曾任湖北公矿局营业课长。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同志遇害，袁范宇因在日本日信洋行工作而幸免于难。
袁范宇在东京时与留日中国同学何羽道结为挚友，两人常在一起切磋汉学。何羽道回国后，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共。袁也由此结识董必武，成为好朋友，并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他们。
张柏如在回忆文章中，还讲述了这位“日行买办”义救董老的故事:1927年12月，蒋介石密令反动军阀胡宗铎等在汉捉拿董必武、何羽道。袁范宇冒风险安排他们用化名住在自己日租界家中。此时，敌人已探知董必武、李汉俊等共产党人匿身日租界。17号下午，胡宗铎派兵包围了日租界42号李汉俊家，李汉俊、詹大悲等4人同时被捕。情况万分危急，袁范宇当机立断，将董老秘密安排在堂弟所在江申线江轮上离汉。行前，董必武要何羽道和自己一起走，何坚决不同意:“如同行目标太大，不利于董安全脱险”。
“袁范宇送董必武上船后，就直接到洋行上班去了，没有回家。岂料，胡宗铎的鹰犬在叛徒带领下冲进了袁宅。他们原以为定可抓住董必武，结果扑了空。就把尚未转移的何羽道逮捕了。何被捕后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后来，袁一直对何羽道在自己家中惨遭毒手耿耿于怀。”
与中共如此密切，缘何成为日军大佐
与中共如此密切的袁范宇又是如何成为日军大佐的呢?
张柏如先生揭开谜团: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曾到湖北省建设厅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又复回日本商行作掩护。日军占领之初，人才短缺，为了笼络人心，就在汉口日本洋行征调日本人前往各地“安抚”或特务部工作。袁范宇所在日信洋行就有三人被征调，袁就是这样被派遣到黄陂代理大佐，但薪金仍由洋行支付。
在黄陂代理大佐没多久，袁就被调至汉口日军特务部工作，在该部第一课任翻译。1940年调伪“中江实业银行”任总务处长，并开始改用中文名字袁范宇。解放后，经董必武等介绍，他被分配至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工作。1958年，调到对外贸易局工作。1962年被聘任为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20世纪60年代，袁范宇经常去看望何羽道的孙子何秉冲。1965年，袁曾蒙发了要教授秉冲日语的想法。只可惜，天不假年，不久袁便逝世了。”张柏如在回忆中感慨:“回忆之余，我想，袁君当年身为日军指挥官，竟能大义凛然而不忘荆树根，他的义行值得我们身在异乡的华人同胞省思和尊敬!”
袁范宇调离黄陂后，黄陂各地遭到日军的血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