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摇篮：普定袁氏“读书楼” - 袁氏家谱网--

　　普定县马场镇，神秘的“西堡”故地，云盘村有个袁氏“读书楼”。二OO六年，读书楼连同其他古建筑被成功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命名为“云盘袁氏古建筑群”，从此便备受社会的青睐。

　　二OO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当文物鉴定专家们在镇会议室里接过我们准备的资料时，一下子惊呆了。民国时期，三百余人的云盘，袁氏就有八名教授，还有古文献专家，还有孙中山的忠实战友，还有国民党“宪兵之父”谷正伦的妹夫……

　　来到云盘村，袁支书作向导，陪市政协领导和文物鉴定专家们参观了袁氏古建筑群。百年前，在如此偏僻的山村，就开始兴建具有西式风味的建筑，由此可见当时袁氏不但富庶且具有文化品位，专家们说，这就叫作地灵人杰吧！对于云盘，我曾听一位风水先生说，这种地形叫“回龙抱土”。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它的点睛之笔在哪里呢？想来想去，非袁氏 “读书楼”而莫属了。

　　岁月一页页无情翻过，历史的辉煌被一阵又一阵烟尘掩埋了。站在历尽百年沧桑的读书楼前，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袁氏的辉煌已经作古，其家族的传奇经历、名人轶事太多的仅散见乡间老人的茶余饭后，袁氏后裔也无统一的记载。

　　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清雍正年间，云盘袁氏章宾祖于由湘入黔，沿滇黔古道游学择居猪场。袁章滨，为人号览古史，虽未成名，而残编断简刻不释手，每座谈先朝人物，如数家常，不错讹一字，人莫不以书癖奇之。娶妻罗氏，生华臣、华相二子，华臣到云南从商未归。华相膝下二子：国泰、国治公，皆官至文林郎。袁国治，宣统封赠通举大夫，平生好学，精文艺，力求进取补安平诸生，每夜分诵习不休。肆业于安顺之凤仪书院，持家勤，守正不阿，著有陔馀小言二册，苦吟草四册。

　　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国治公孙袁家冕（字廷祯）创办了马场凤池书院。凤池书院系马场附近民间教育之鼻祖，以教育文武双全的人才为宗旨，有其院门对联为证：上联：上马击贼，下联：下马即学，横批：威震南天。民国三年（1914年）改为自励学堂，著名国画家、雕塑大师袁晓岑先生一九二四年进入该校就读，一九三O年赴贵阳，就读于省立师范学校。

　　与凤池书院遥相呼应的是云盘袁氏“读书楼”。袁氏子弟中谁第一个走进“读书楼”受戒，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在它建成后的几十年中，走出读书楼后的袁氏子弟遍及当时的军界、政界、教育界。

　　清光绪年间，中国内忧外患，袁士铭、袁士杰（字以任）两兄弟带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卖掉了家中的部分田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古驿道，跋山涉水，披荆斩棘，风餐露宿，走出山门，东渡日本求学。求学期间，双双加入同盟会。

　　一九O五年，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袁士杰（字以任）和郎岱（今六枝特区）的安某、贵阳青岩的平刚等南方七省代表出席大会，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辛亥革命，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战友，即改字逸任。回国后任过任元帅府财政部公债主任、同盟会广东商会会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化名晓时，在上海某书局任编辑。后到湖南洪江为官，不幸于1929年染病去世。因士杰公曾作为南方七省代表出席日本东京同盟会成立大会，且在家中排行老七，族人及乡邻尊称为“袁七公”。作为孙中山先生忠实的战友，先生曾赠予他一面锦旗和一个墨盒。袁士铭回国后曾任过北洋军阀时期的热河省省长（死后葬于北京，今存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袁愈纯，省立贵阳女子师范中学毕业后曾留校工作，后考入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平坝县立女子小学、都匀县立女子中学任校长；在安顺民众教育馆任教导主任；在遵义省立男子师范中学、贵阳省立女子师范中学任教师； 20 世纪 40 年代后在省立贵阳女子中学 ( 后女中改为贵阳第二中学 ) 任教师、教导主任。 1962 年，调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工作，1965 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袁愈嫈， 1930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国学系，后因日寇侵沪，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就读，拜中大教授王瀣（字伯沆）为入门弟子。1935年毕业后，先后任贵州大学讲师、花溪清华中学及贵阳六中语文教师，历时38年。1972年退休后，专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写有《毛诗文例》、《诗经全译》、《诗经艺探》及《半亩园诗集》等著作。在诗集中写下了对家乡的回忆、对兄姊的眷恋，如《双江口》：“双江口上白云飞，双江口前人不归，童年嬉戏双江畔，江畔矶头映斜晖。江边友伴喜开颜，江水缓逝伴鸥闲。江花年年次第放，江鸥日日群歌唱。江岸山阳葬慈亲，江滨冬夏梦魂频。江雨为我洒悲泪，江风为我兴微沦。” 如《哭长姊愈婉长兄愈沆》：“季春长兄逝梓里，冬来长姊又病亡。一岁同丧连理枝，焉得不痛摧肝肠！”。我省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戴明贤先生就曾师承袁愈嫈先生，并于二OO七年十二月七日写下了怀师的《记袁愈嫈先生》。在文中，列举了恩师袁愈嫈怀念家乡的诗词，如怀乡的《夜梦梨花村》二绝句：

袁愈任（字慕辛），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说他曾读过黄埔军校，当过国民党国大代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或委员（现贵阳市法院街有他为官时的官邸），因此当时许多军政要员经过贵州时都要来看望他。

其弟袁愈佺，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毕业，法学士，留学回国后曾供职于汪精卫伪政府，主管经济。1948年到日本创业，1955年，梅兰芳到日本演出，带着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找到袁愈权，虽说明了邀请其回国的诚意，仍没有回来，1960年梅兰芳再次到日本演出，再次向袁愈权说明了周恩来总理的意愿，于是便与梅先生回国，供职于上海师范大学，直至去世。袁愈琦同样远渡扶桑，就读于日本千叶大学医学系，医学士。毕业后到台湾自办医院，任院长，后不幸染病英年早逝，让乡人好不痛心。

袁伯平，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北伐军中任过营长；袁愈珙（字仲安），日本留学回国，任过当时湄潭县县长，贵州省参议员、省党部干事、普定县参议长，其妻谷正英，系国民党中央委员、“宪兵之父”谷正伦之堂妹。袁愈璟，南明中学及日本高工应用化学科毕业。袁愈汾，四川大学农科毕业，农学士。袁愈沆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

　　从留学日本到服务乡梓，袁氏族人遍及大江南北。袁愈彬，字华峰，岐黄青鸟诸术无所不通，自1914年左右出主乡政便除暴安良，服务乡里几十载，使得閤境安然。袁愈稷，大学毕业后自愿回乡任教，担任马场小学校长。

　　是什么让袁氏族人如此不倦地把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当我又一次站在“读书楼”前，想起了那一串足以让人瞠目的名字：袁名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明恒，广东岭南大学教授；袁名均，新疆某大学教授；袁名钟，前贵州工业大学教授；袁名光，任过武汉长江有线电厂的教授级总工程师；袁维志，贵州经济干部管理学院教授。于是，我不得不用最虔诚的方式仰望“读书楼”，隐约间，耳际传来了一阵又一阵读书声时，我似乎明白这一点。

　　“读书楼”一共四层，高十米有余。外部粉饰在风雨的侵蚀中大部分已经脱落，唯有“读书楼”三字仍清晰可见，在此之前，我曾设想，会不会在墙上看到袁氏子弟读书时留下的墨宝呢？沿着楼梯我们逐级上攀，墙上没有袁氏子弟留下的任何墨迹，有的只是经年的灰尘和逝去的岁月。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袁氏子弟当时一定接受着非常严格的启蒙教育，然后在父母的膝下接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训，从而奠定了他们远涉重洋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