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称帝：谋国还是窃国？ - 袁氏家谱网--

1915年，宣统帝逊位已经三个年头了，57岁的袁世凯作为民国第一任总统正处于他人生的最巅峰。他压制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逼迫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先后逃亡，权力在他的手中空前地膨胀。

此时袁世凯为了应对地方势力的崛起和北洋内部的分立，不遗余力地拉拢权力。在政治上，他撤销了国务院和秘书处，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设立国务卿负责制。军事上，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编练了由长子袁克定亲自掌握的“模范军”。在法律上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实行总统制。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新约法对大总统的产生与任期却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1915年的袁世凯总统任期已经是十年一任，并且可以连任，没有次数限制，总统可以传子，并有权根据约法解散立法院。

在正式称帝前，袁世凯面对自己忠实的部属并没有吐露自己想称帝的心迹。冯国璋作为袁世凯的心腹，相传为了确认袁是否称帝的消息，曾三次到北京。袁世凯对冯国璋说：“ 现在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至于为儿孙，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当然，皇帝可以传贤而不传子。现在总统也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总统不也是一样的吗?”当众人皆认为袁确无称帝打算之时，袁世凯却走上了称帝之路。

古德诺是当时袁世凯政府的法律顾问。1915年当古德诺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访华时，袁请他为中国的国体提供一个报告，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可行性研究。

不久，古氏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文章认为：“第一，行共和制者，求其能于政权继承之问题有解决之善法，必其国广设学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之教育，有以养成其高尚之知识，而又使之与闻国政，有政治之练习。而后乃可行之而无弊。第二，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盖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必流为军政府之专横。”古德诺考察了中国政治参与的现状后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因此，古氏建议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较共和政体更为合乎中国国情。

在古德诺文章发表后，杨度的筹安会开始为袁世凯称帝造势。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道：“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时未经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宧、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

1915年9月19 日，梁士诒在安福胡同成立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请愿联合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制行动团体，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推动帝制。在此之后，各地出现各式各样的请愿团组织，规模之大，蔚为壮观。

在历经“专家”拥戴，文官拥戴，武将拥戴后，参议院最后代表所谓“国民意见”，拥立袁世凯。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国民代表举行解决国体总投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张反对票。袁总统尽管已是心花怒放，却还得要效仿先贤，对晚清王室代表、明朝王室后裔、孔子后世“三揖三让”。随后，参议院秘书厅的秘书员竟然在十五分钟内拟就一份2600字的新劝进书，推戴书称颂世凯袁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烈”。

在袁世凯称帝后，在国内的实力派中，反对袁主要有三拨人：第一拨是国内革命党，他们一直与袁作斗争；第二拨人是北洋内部军阀，包括段祺瑞（因为袁撤了他的陆军总长）、冯国璋等。第三拨是地方实力派，他们大多是从晚清封疆大吏转变的民国都督。

在国内，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在蔡锷的领导下率先宣布独立，唐继尧、蔡锷等组护国军讨袁；第二年一月二十七日，贵州独立，刘显世领衔；四月六日，广东被迫独立；四月十二日，浙江被迫独立……在国内外重重压力下，袁世凯在1916年3月22日撤销帝制，开始起用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两个多月后，袁世凯病死，虚龄五十八岁。

我们无以了解袁世凯内心世界真实的想法，对于袁氏称帝的诸多原因和他当时的顾虑只能从史料进行揣测。历史人物并不只有一面，盖棺并不一定能论定。历史上我们曾把袁世凯描绘窃国贼：一个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野心吞噬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袁世凯试图通过称帝挽回中央权威，减少革命动荡产生的生灵涂炭。然而，有一个事实是，古德诺当初的预言不幸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成为现实。在袁世凯覆灭后，地方军阀割据混战状态持续数十年。或许，袁作为投机的篡国者，认为称帝才能让自己毕生创建的基业永固。或许，当袁世凯在面对晚清和辛亥革命遗留下的烂摊子时，称帝作为找寻如何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方法，只是袁世凯作为“谋国者”对当时中国开出的药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