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大槐树
引 子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明代以来的数百年间；这首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到处流传。无论是黄河南北，还是海峡两岸，几乎人人萦怀，妇孺皆知。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明朝初年山西人民向各地迁移的情况’，也在华夏民族心目中留下了悲欢离合的血泪回忆，使人们扼腕叹息，感慨万千。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它又鼓舞着千百万移民后裔，寻根祭祖，观光投资，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之一。
也许，不少人有过这样一个动人心弦的经历，当你乘着警笛长鸣的火车，北上京津或者南下川陕，当车轮徐徐驶进洪洞车站时，许多旅客会触电似地站起来，打听大槐树在哪里?棘针沟在哪里?老鹳窝在哪里?其实，大槐树就在路旁的广济寺旧址，而广济寺就坐落在城北的棘针沟内。如今，大槐树上的老鹳窝依稀犹在。据记载，广济寺原为唐代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香火旺盛。唐宋以来，又处通衢大道，建有驿站，房舍宽广，办理来往公差事务。广济寺旁有一株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遮数亩”。树杈上有不少老鹳窝，年长日久，星罗棋布，时而人惊鹳飞；遮天蔽日，蔚为壮观。而棘针沟地处汾河边、霍山；脚下，原是一个棘针丛生的水沟，棘是酸枣树，落叶灌木类，树茎上长刺，坚硬如针。“棘”当地人读“格”，棘针沟称格针沟，酸枣又酸又甜，红润如玉。每当秋高气爽，红枣点点闪烁于万绿丛中，别有一番山乡田园风光。而今，当年的大槐树和广济寺早已毁于汾河水患，而棘针沟也已建设成幽静典雅的大槐树公园。幸而在古大槐树的东边同根孳生出第二代古槐，枯枝婆娑，昂首向天，像一位不甘沉沦的历史老人，向今人讲述那悠悠往事。更可喜的是第二代古槐又同根生出第三代古槐，如今它已枝繁叶茂，风姿绰约，正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茁壮成长。
有时，人们又往往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惑，即不管你走到天南海北，乃至港、台、欧美，特别是中原河南和山东、安徽一带，一听说你是山西人，总会有人同你攀老乡。有人问：“洪洞大槐树还在不在?”也有人问：“棘针沟如今是个什么样?”然后亲切地告诉你他祖上是从大槐树、棘针沟迁来的。有的人还非拉上你回家聚一聚。历史真象是：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并不仅仅迁自山西，还有江、浙及“山后沙漠”；迁出者在山西也不仅仅是洪洞人，还有泽、潞、辽、汾、沁及太原等地人。然而，为什么世世代代，众口一词，都说是从大槐树下棘针沟迁出，甚至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处呢?这是因为洪洞移民是规模最大的移民，而大槐树下又是移民的“点行处”。由于广济寺地处通衢大道，政府就在广济寺“设局驻员”，给移民发放迁移勘合及“凭照川资”。移民们由此起程，从此天各一方。诚所谓离别之处话离别，断肠人送断肠人。与亲人分手之后，欲走还却，移民们频频回首，泪眼模糊，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只能记住大槐树下的棘针沟。这样，大槐树、棘针沟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成为千百万移民后裔怀乡的精神寄托。后来，不仅来自山西的移民，而且来自外省的移民，都认同大槐树、棘针沟是他们的故乡。
本网记者 张艳霞摄
一、中原荒芜河东盛为什么600年前，也就是朋初洪武、永乐年间，要从山西特别是洪洞等地，组织这样一个大规模移民活动呢?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原荒芜河东繁盛，人口分布极不均衡。
连年战祸贻害百姓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其间也曾盛极一时，但由于奴隶主游牧贵族的残忍本性，很快就使得阶级牙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起来。蒙古贵族联合汉族地主，共同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元统治者通过“赐田”的手段，使蒙古王公大臣获得大片土地，仅贵族伯颜一家就占有土地两万多公顷。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租种地主土地，不仅要交纳五成至八成以上的地租，还要受高利贷的残酷盘剥。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元朝的民族压迫，元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汉人和南人生活在社会最低层，他们不得打猎、习武、养马、藏兵器、搞集会，甚至晚上不能点灯。还强迫他们当“驱口”，做奴隶；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买来卖去。心狠手辣的元丞相甚至提了这样一个建议：汉人、南人中反抗情绪最大的以张王刘李赵五姓为多，干脆把这五姓人全杀光，元朝的江山就巩固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元末的形势像一堆干柴，就等有人来点火了。而首先点燃反元怒火的。就是不久爆发的红巾起义。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对元末形势作了生动地描写：“堂堂大元，奸臣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所谓“开河”，是指修治黄河，官吏们趁机捞钱。所谓“变钞”，是指滥发新钞，等于是变相掠夺。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反元起义的烈火终于燃烧起来。至正十一年(1351年)，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又四处宣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果然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山童、刘福通立刻聚众3000，杀牛宰马盟誓，祝告天地，宣布起义。由于起义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又称红军、香军或红巾军。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于是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响应起义。当时，李二(芝麻李)、彭早住、赵均用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濠州；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诚占江淮，全国起义的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
于是，蒙古贵族和起义军之间的生死较量，就在中原大地、江淮一带，特别是冀、豫、鲁、皖、苏展开了。蒙古贵族的军队及地方武装之青军、黄军，对起义军的镇压是十分残酷的。如元丞相脱脱“攻徐州”，“屠其城”；军阀察罕帖木儿杀起义军，“斩首万余级”。元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甚至抓壮丁当俘虏，杀百姓报战功。当时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个人中就有七八个被杀。而几十万人的商埠名城扬州，被杀得只剩下18户人家。当然，满怀深仇大恨的起义军也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传说朱元璋的大将胡大海当初在河南讨饭，受过土豪地主的羞辱。朱元璋建都南京，大赏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到河南报仇。朱元璋怕他杀人太多，只许他在“一箭之地”，也就是几十步内报仇。谁想反被胡大海钻了空子，他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的后尾，大雁负痛，带箭乱飞。胡大海于是驱兵杀去，雁飞到哪里，他杀到哪里，见庄子就烧，见活人就杀，只杀得河南、山东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好不容易明初的战火熄灭，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却又爆发了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火文即位，即历史上的建文帝。而这时的燕王朱棣，手握重兵，坐镇北平，当然看不起他那个侄皇帝。于是借口朝中有奸臣，他要“清君侧”，发兵南下，夺取江山。燕军一路南下，首攻河北，次取河南，再掠山东，后逼南京，中原大地再次动荡起来。由于明政府军的节节抵抗，双方在中原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使江北一带变成千里无人烟的荒地。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燕军大败政府军于白沟河(河北雄县)，杀死、溺死十几万人，尸首横陈100多里。冀豫之间有个“十八村联合会”，原来是一个乡民自卫的民间组织，也被燕军杀得只剩下狐、刘两户人家。所以至今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还流传着“红虫吃人”的故事，因为燕军也是头戴红巾。只不过老百姓再不称其为红军、香军，而是叫做“红虫”，“红虫”音近“蝗虫”，说他们像蝗虫一样残害百姓。
遍地灾荒侵扰黎民
元末明初的中原人民，不仅遍历兵灾战火的祸患，而且遭受水、旱、蝗、疫的侵扰，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据《元史》记载，仅元末40余年，旱、涝灾害，山东18次，河南17次，河北七八次。特别是暴发了被老百姓称为“灭顶之灾”的大洪水。从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26年中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最大的如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同时决口，百姓被迫迁走45万余户，使河南大面积受灾。元末明初的蝗灾也相当厉害，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25年中大蝗灾就有十八九次。特别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冀、鲁、豫等地水、蝗并至，百姓“大饥”，通州地区有个刘五，把自己的儿子杀的吃了。山东、河南的孟津、新安、渑池等地，出现了不少“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这种水、旱、蝗、疫的侵扰，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曾饱受其苦，刻骨铭心。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赤日炎炎。接着又发生蝗灾，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很快吃光了庄稼。早就饿以待毖的老百姓经不起灾疫的折磨，于是便接二连三地死去。家住淮北濠州太平乡的朱元璋，父亲、母亲和大哥，不到3个月相继病死，而他连一块掩埋亲人的坟地也没有。直到若干年后朱元璋当了皇帝，还念念不忘年轻时的这一幕悲剧，伤心地说：“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急无阴宅之难。吁，难哉!”幸亏当时邻居给了他一小块地，才把三个亲人的尸体草草掩埋。由于灾荒、瘟疫弄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虽然他生得身材高大，又正年轻气盛，但还是找不到一口饭吃。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剃光了脑袋，到皇觉寺当了和尚。
由于元末明初的水、旱、蝗、疫，再加上几十年的战祸，老百姓非死即逃，使得中原一带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不少富庶地区，也变得荆棘遍地，疮痍满目。当时的河北平原，荆榛丛生，积骸成丘，人烟断绝；一向文化比较发达的汉中地区，也是荒草茫茫，虎豹出没。特别是长江边上的扬州城，从唐宋以来就是南北交通枢纽，亭、园、楼阁，繁华异常。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中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从而使扬州古城更加出名。而元末地主武装青军元帅张明鉴攻占扬州城后，由于军队搞不到粮食，就杀城里的老百姓当军粮。而昔日繁华的亭台楼阁，也统统被拆毁当木柴烧。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收复扬州后，新任命的知府嫌旧城空旷难守，就在城西南部截下一个角落，筑起新的城墙，算是扬州的府城。
元末明初，由于许多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政府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或者撤州并县。当时河南省遭受的破坏最大，从明朝建立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仍然很低。据成化《河南总志》统计，信阳、裕州、考城、柘城、夏邑、宁陵、新蔡、沁阳、镇平、新野、胙城、唐县等12个州县，人口仍在千户以下。所以，把名城开封由上府改为下府，河南等地布政使所管辖的州改县有12个，县合并的有60处。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把全国不足3000户的30多个州一律改为县。比如，南阳府的卢氏县改属陕州，金华府的兰溪州、台州府的黄岩州、湖广地区的龙阳州、湘潭州、宁州、信州等，都在明代初期改州为县。明政府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调整行政区划，缩减行政建制，完全是顺应元末明初人口剧减的应急之策。
山西中原人口失衡
正当中原大地战火蔓延、灾荒肆虐的时候，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省，却别有一番富庶景象。这是因为，山西的地理本来就占优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倚黄河，北靠长城，自古以来易守难攻，十分险要。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地下矿藏丰富，所以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中条山是“千樟松柏”，“桧柏交错”，柿林满地，交城山、姑射山也是“老柏满崖”。而那时汾河水也是碧波荡漾，可以行船，汉武帝刘彻《秋风辞》说：“泛楼船兮济汾，横中流兮扬素波。”到明初也没太大的改变。同时，山西还有一家两代盘踞的老军阀，即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这两个军阀虽然也心狠手辣，但为人十分精明.从来不在山西打仗，一个劲地把战火往外烧。比如，他们也镇压红巾起义军，却跑到河南、河北和陕西去打仗。后来，又和另一军阀孛罗帖木儿争夺地盘，把孛罗帖木儿堵在大同一带打，就是不让战火烧到山西内地来。虽然，军阀们心里打着自己的鬼算盘，但客观上却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头。
正因为如此，元末明初的山西，和其他省比，老百姓的生活相对地安定富裕。如元代兴盛时期，意大利商人马可· 波罗在《游记》中，对山西的不少地方进行了描述。例如：“太原府，这城是很大很华丽的，城中工商业很多。”写到“平阳府城，城市很大，也很重要，有许多商人。人民以商业同手工为生”。而对晋南的河中府即蒲州城，描写得更为详细：“河中府城商业手工皆极兴旺。那里出产丝、生姜、高梁萱、香草，同许多别的香料，皆是没有贩运到我们这些国的。各种金丝布在那里制造的很多。”元代共统治了八九十年，由盛而衰也只是三四十年，又由于山西战乱、灾荒较少，所以安定、富庶情况变化不大。元代人种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到：当今普天下战火蔓延，黄河南北白骨遍野，只有山西、河东一带老百姓人丁兴盛，“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活得有滋有味。可见，元代的山西，特别是晋南，始终是人口兴旺，比较繁荣。
于是，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二、生死离别话迁移
数百年来，黄河南北，海峡两岸，直到港、台、欧美，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洪洞大槐树移民。然而，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人们一直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有个比较可靠的说法。
槐乡移民知多少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迁移路上血泪情
朱元璋从小当和尚，讨过饭，亲身受到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在死亡线上挣扎了许多年，所以他能注意到农民的疾苦，在移民过程中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他说：“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有一次，他让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去，亲眼看一看农民的衣食住行。回来以后谆谆告诫太子说：“现在你可知道农民的劳苦了吧!”因此，在移民屯垦时，政府不仅发给他们路费、耕牛、种子、农具和一定数量的粮食，还规定3年不征赋税，甚至永不收税。但是，这毕竟是一场生离死别的大迁徙，异乡陌路，关山重重，使移民们声声情，步步泪，充满了离愁别恨。一部民族迁移史就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浸满血泪的拓荒创业史；
在迁移途中，移民们备受折磨。山西的老百姓世世代代生长在黄土地上，汾河两岸，谁愿意抛妻舍子，迁往他乡呢?于是地方官不仅是强制，而且施用伎俩把他们骗到大槐树下边来。河南偃师县《滑氏溯源》中就谈到：“一说山西迁民不迁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骤然行文，独迁洪洞’。”所以来洪洞躲避迁徙的人，一个也逃不掉，只好乖乖地被押解上路。还有的传说更动人，说大槐树下有个凤凰村，村中有人在朝中当大官，村民们就托他向皇上说情。果然不久，朝廷下令，别的村子都迁移，只有凤凰村例外。于是人们纷纷来此投亲靠友，暂避一时。谁知没过几天朝廷又是一道圣旨：“凡是凤凰村的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这时人们才知道上当了，然而为时已晚，只好含恨走上了迁移路。
“故老相传谈轶事，问君足指果如何”。这是近代洪洞人王笃诚诗中的一句。说的是人们不管到天南海北，要证明你是不是大槐树下的乡亲，只要脱下鞋袜看看小拇脚趾就行了。原来当年被骗到洪洞大槐树下的老百姓，一听说凡是来此者一律迁走，一个个又哭又闹，呼儿唤女，就是不走。于是官府就强制人们登记，发给凭证，而且每登记一人，就逼其脱掉鞋袜，用刀在小拇脚趾上砍一刀，做为记号，以防逃跑。一直到今天，几百年过去，移民后裔双脚的小指甲都是复形，据说就是砍了一刀的缘故。这个传说听起来的确离奇，是不是生活的真实情况，还有待于人类学、遗传学去考证。但是它却反映了明初强制移民的基本事实，反映了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心理，这又成了一种艺术上的真实。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官兵们就明白要大小便，于是解开绳子让他们方便。所以从那时起，“解手”就成了方便的代名词，以后又发展为小便称“解小手”，大便称“解大手”。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们，只是把这当作一个词语的变迁；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们，自然能体会到移民们悲愤无奈的心情。
在异地他乡，移民们骨肉分离。在官兵们的押解下，移民携妻牵子，艰难上路。由于关山重重，披星戴月，难免发生骨肉分离的悲剧。河南温县《王氏家谱》记载道：王海和妻子郎氏，在洪武初年，被迫带着四个孩子，由山西洪洞县迁移到河南巩县的南河湾。王海觉得南河湾虽然不错，但还想找个更好的地方。于是把妻子、长子和次子留下，暂时寄居到附近人家。而自己带着三子、四子北渡黄河，再找新居，几经周折，定居于温县南王镇。等他到巩县去迎接妻儿时，没想到妻儿已经安家，不愿再搬了。于是夫妻兄弟，隔河相望，分成了两家。如果说，王海一家骨肉分离，还有点自愿，而河南永城崔金明一家却是被强制分居。据永城县《崔、谢、张、陈族谱·引》记述，其始祖崔金明，籍贯山西，家在洪洞，洪武三年(1370年)，一声令下，迁居河南。本来是不必全家都去的，可是一家人骨肉情深，要带老大、老二，则老三、老四不高兴，要带老三。老四，而老大、老二也要去。于是一家人举家南迁到豫东永城县的艮方清凉集。谁知朝廷又下来命令，同姓的移民不允许同居一村，崔家一家只好分为崔、谢、张、陈，找了四个地方住下，出入相望，地等距离，繁衍为四个村庄。所以族谱说：“一姓虽分四姓，四姓乃属一脉。即开越制之嫌，更免生离之悲。”
以上移民骨肉分离，或自愿，或被逼，总还心里有数，还有不少移民，山重水复，不识路径，一家人活活跑散。据山东定陶县“弯子张”庄的《张氏谱序》说，始祖张三老，本住山西泽州阳城县，自明时洪武年间，迁居于定陶县，当时一家人从官府领了席片耕具，顺东南而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终于来到沙山寺北约1公里的地方。当时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当炉灶，勉强建成一个家。而窝棚四周则是荒草茫茫，渺无人烟，只有几只狐兔，间或出没草丛间。刚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没想到五更天的时候，忽听到东南方向有公鸡打鸣。张三老想：“有鸡就有人家。”天刚放亮，就到鸡鸣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庆，而且是张三老的表兄。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兄弟抱头痛哭一场，又搬到一处居住。
迁移到异地他乡的山西百姓，四顾茫茫，举目无亲，想尽各种各样的法子，把飘零在外的骨肉联系在一起。现居河南段曲村的申姓移民后裔，原本是山西潞州潞城县大贡村人，其始祖申任道兄弟18人，姐妹6人，原是一个大家族。明朝初年也被迫集中到洪洞县，然后再分头迁移到不同的地方去。据涉县段曲村《申氏墓碑》记载，一家分手之时，痛哭流涕，始祖申任道砸碎了一口铁锅，让亲人们一人藏起一块，作为日后相认的标记。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 序》也记载道：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500余岁依然存在。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而更多的移民们则是以大槐树为记。如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家在自己家门口栽了棵槐树；保定府西关的谢德先开了个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省确山县更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本网记者 张艳霞摄
三、移民后裔遍四海“生生世世说前因，同是杨侯国里人。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这是洪洞人王笃诚写的《咏大槐树》诗，洪洞古为杨侯国。多少年来，传说洪洞移民后裔遍布全国，乃至港台、欧美，但究竟迁移到何处，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近年来，洪洞县志编纂办公室向全国征集移民资料，有20多个省市、400多个县的移民后裔寄来族谱及墓碑、祠堂碑文。经过疏理归纳，反复考证，才初步理顺了当年移民的脉络。即除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现都生活有移民的后裔。
寂寥中原重点区
1、河南省
元末河南是元军与红巾军反复争夺的地区，百姓逃亡，土地荒芜.自然是明初移民的重点省份。据明洪武、永乐年间行政区划?河南布政司辖开封、汝宁、南阳、河南、怀庆、卫辉、彰德，共7府、12州、88县。除彰德府所辖的磁州、武安、涉县现属河北省外，其他州县仍属河南。据征集来的家谱碑文来看，当年移民分布在河南省的新蔡、原阳、新郑、唐河、确山、社旗、上蔡、永城、临汝、偃师、内黄、新乡等78个县。而最集中的是大名府(时属河北)所辖今河南数县、彰德府所辖1州6县、怀庆府所辖6县、开封府所辖6州36县。
河南省移民洪武朝迁来者最多，永乐朝次之，其他朝迁来者为极少数。据民国20年河南《修武县志·迁民表》中统计了79个家族的情况，绝大多数是迁自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此表详细列出600年来每个家族的繁衍、发展情况。其中世系最多的已发展到24代，最少的也有15代。这79个家族迄今已繁衍到4326户、2.93万人，户均6.79人。
明初移民到达目的地后，以屯分为里、甲，与土著居民以社分为里、甲相区别。河南汲县发现一块明代迁民碑，原文中有“卫辉府汲县：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为迁民事系汲县西城南双兰屯居住”字样。迁来时郭全为里长，后来这个屯因移民居多，就由双兰屯叫成了郭全屯。碑文还记载着“里长郭全，下人户110户”，于“洪武二十四年仲种月日碑记”。至今，河南还有不少以姓或名命名的村庄，如林县的崔家庄、刘家屯、和尚屯，辉县则有赵宁屯、马正屯等。
2、京、冀、津
向京、冀、津地区移民，主要集中在永乐年间，洪武年间仅为少数。根据史籍记载，永乐皇帝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下、充实京畿地区的实力，先后8次从山西移民。移民的分布地主要是北京、广平府、正定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以及所属的冀县、井陉、河间、束鹿、东光、献县、平乡、邯郸、涿县、安国、枣强、魏县、清苑等70多个县。
北京市大兴县地名办公室调查，全县526个自然村，有110个自然村是因洪洞移民设置的，而以移民姓名作村名的就有45个。在北京市郊区，更有许多以移民原籍命名的村庄，如长子营、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等等，说明这些村的居民都是明初从山西的长子、赵城、洪洞和蒲州等州县迁去的。以原籍地名作为新籍地名，表示永不忘本，寄托了移民们的悠悠乡思。
清朝末年，那个曾经上疏变法图强，兴办洋务运动，因而在近代史上颇有名声的张之洞，也是洪洞移民的后裔之一。时人胡钧曾撰写了《张文襄公年谱》，谈到：“公讳之洞，字荐达，号香涛……先世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山右民实畿辅。”张之洞的先祖也从洪洞县迁来，从洪洞县迁移到当时河北的郭县(现属通县)。先祖名张本，本生子张立，立生子张端，张端在南直隶繁昌县狄港当巡检，又从郭县迁移到天津南皮县东门印子头，号称“东门张氏”。
在河北省定县沙河古道上，有一个万户人家的大村庄，至今人们仍称其为“一家庄”。原来500年前，一对青年夫妇，被迫从洪洞迁移，临走时请人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天皇皇，地皇皇，平安无事上东方。”于是小夫妻下山东，转河北，最后孤零零地定居在沙河古道上。尔后这一家人丁兴旺，生下二女六男，分别取名为大河、小河、大水、小船、五孩、六孩、七孩、八孩。以后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直到81口人才分家，后来这地方也就成了万余人的“一家庄”。
3、山东省
元末明初，处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由于黄河泛滥，灾疫流行，再加上“靖难之役”，战火连天，因而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成为明初移民的重点地区之一。当时山东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涉及现在的滕县、肥城、益都、聊城、兖州、汶上、曹县、潍坊、邹平、武城、嘉祥、商河、定陶、沂水、金乡等59个县(市)。
山东嘉祥县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全县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滕县地名办公室也在地名考查中发现，该县共有自然村1265个，设置时间分别是战国前34个、汉代4个、隋代4个、唐代27个、宋代45个、元代45个、明代687个、清代365个、民国10个，新中国建国后26个。从战国至今2000多年中，明代只占260多年，可在明代设置的村庄竟在半数以上，这足以说明当时移民之众。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山东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还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就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这个庄子风水实在不错，“左山东右直隶，乃两省之边界；前氵雍水后沙山，为一方之胜地”。于是王氏建阳宅(村庄)于河北，建阴宅(坟地)于河南，兄东弟西，六门同居。以后繁衍到20余世，仍然是衣冠争荣，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但是，“门户虽别，乃是一家之人”；后人虽多，“乃不忘一枪之王”。
4、皖、苏、鄂、陕、甘、宁
安徽、江苏、湖北等省，既是朱元璋起兵反元的根据地，又是他与陈友谅、张士诚争夺的地方，因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地处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与山西隔河相望，相去不远。元末军阀扩廓帖木儿父子盘踞山西，与陕西的军阀李思齐多次大战，致使陕、甘、宁等地也屡遭战火涂炭，所以，朱明王朝建立后，也曾多次向这些地区移民。据后人考证，鄂、苏、皖地区的移民，安置于丰县、沛县、徐州、南京、萧县、宿州、亳县、凤阳、安庆、利辛等23个县(市)；陕、甘、宁地区的移民，安置于韩城、白水、澄城、合阳、蒲城、眉县、岐山、麟游、甘谷、天水等30多个县(市)。
安徽安庆市有一本《阎族简史》，记述其始祖阎德佑，原籍山西太原府某地，元末天下大乱时漂泊到渝州(今重庆)的巴县，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流落到夷陵地区(今宜昌市)，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挽草”为业，艰难度日。阎氏家族不久定居于此。
湖北随县的邱、沈、汪、温、张都是从洪洞迁去的。洪武二年(1369年)，汪氏始祖汪世华，号霖雨，以军职迁移到汪店后死去，子女们便在此地落户为生。因此，其家庙对联写道：“罗山衍李宗友远，霖雨流芳世泽长。”罗山指汪氏原籍洪洞罗山，霖雨即汪氏始祖汪霖雨，由此足见汪氏移民的一片苦心。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甘肃省的甘谷县，全县土著只有王、姚、李三姓住三个村庄，其余全是洪洞县的移民。甘谷县金川乡有一家原姓人家，弟兄三人除一人留金川县，另二人又分别迁移到西城与陕西蔡子河。原先人们都以为他们是甘谷土著，后在原家庄挖出一块明代万历年间原氏恩赐之碑，上边刻有“先祖系山西大槐树下迁去”的字样。
5、山西本省内迁徙
元末明初，说山西安定富庶，主要是指太原以南，即晋中、晋南、晋东南等地区。当时移民较多的太原、平阳二府，潞、泽、沁、辽、汾，也多在以上地区。至于当时的晋北、晋东等地，也还是地多人少，比较荒凉的。所以，大槐树下的移民，不仅仅是移向中原、西北和江淮，在省内不少地方也有移民迁居。比如，太原的薛氏、阳城的张氏、灵石的韩氏、五台的赵氏、平遥的王氏，等等，据说都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去的。
祁韵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万里行程记》，书中谈到：“余世祖河东公，本大槐树下人，明初迁居寿阳。”原来寿阳祁氏是山西的一大望族，其始祖祁旺于元朝末年从洪洞迁居寿阳，世世代代务农，到第12代才出了“士子”。祁韵士是他家15世裔孙.致力于蒙古回部历史地理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祁韵士的第五个儿子祁隽藻，是道光、咸丰朝的宰相，鸦片战争时期。坚决主战，是林则徐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就连统治山西30多年的阎锡山，也是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山西省政协编写的《阎锡山统治山西事实》一书，写道阎锡山祖籍洪洞。阎锡山之父阎书堂去世时，阎锡山所写的《哀启》中曾说：“先世于明洪武初，由洪洞县棘针沟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终乃定居河边村，遂隶籍五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是山西五台县人。在他所著《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听长辈讲，我家祖上是几兄弟从洪洞迁居，落脚五台山下。永安村的徐姓属迁居始祖的第三分支之后裔。到我这一辈是十九世孙。可见大槐树的传人中，确实出了不少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文化名人。 、
辗转迁移遍神州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为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西、四川、贵州、新疆、云南等地，部下兵卒不少人是冀、鲁、豫移民的后裔。由于不愿附逆，常常中途逃亡，于是就有不少人散居在上述各地。
清王朝建立后，关外空虚，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一再鼓励向东北移民，甚至实行“能招之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的政策，于是“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一直汹涌了数十年，并延续到民国年间，山东、河北等地迁移到东北的移民有百万之众。当时移民最多的是山东沂水、黄县，日照、莒县、济宁、临清次之，其中沂水县十人之中有八九个到了关外。而这些地区恰是洪洞移民分布的地区，于是不少移民后裔便转迁到东北地区。
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随蒋家父子登上孤岛——台湾，阎锡山家族也纷纷出国定居。比如，阎锡山的次子阎志宽和其女阎树榕定居美国；阎锡山的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惠，阎锡山的堂弟阎锡圻等纷纷迁居美国。其堂弟阎锡垌全家迁居台湾，阎锡垲全家分居于台湾和美国，堂妹阎慧静则随其丈夫薄以众留学法国。连阎锡山的外祖父曲成义，岳父五台县建安徐家，也有几十人去港、台以至国外定居。
近现代以来，随着一次次移民浪潮，华工“下南洋”，去美国当劳工；留学生赴五大洲各国留学，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后裔迁居国外等等。所以说，移民后裔遍四海并非夸大之词。
四、槐乡一线天下重
明代初年，朱明王朝大规模地从山西洪洞向各地移民，其直接目的当然是增加赋税，充实国力，但客观上远不止于此。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提高了生产力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经过几十年的移民活动，全国人口普遍增加了，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根据官方的统计，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有1065.43万户，5987.33万人。永乐元年(1403年)有1141.58万户。6659.83万人。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到永乐元年(1403年)，仅仅过了22年，全国就增加了76.05万户，672.50万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全国统计的人口是6054.58万人，这个人口数比元代的极盛时期，元世祖大统一时代的5365万人，约增加700万人。当时不仅全国人口普遍增加，而且各地区的人口逐渐趋于平衡。例如，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山西省的人口除大批迁出外，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的缘故，约增加了20%的人口；河北省的人口由于大批地迁入，再加上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共增加了两倍。洪武二十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少315.98万人，到了万历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只少2.57万人，可以说基本上接近了。而这时全国除边远省份外，内陆各省如浙江、江西、山东、河南等，人口都在500万以上，湖广、陕西400万以上，四川300万以上，人口数量大体上趋于平衡。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明代，人口增加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大批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得到满足。再加上国家有意扶持、奖励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垦荒种地的积极性。河北省宛平县召城里弓齐通，从山西灵石迁来，短短几年就开垦“荒地三百亩”；藁城张大名，从山西代州迁来，带着儿子张满、张记，没过几年，也“垦田千余亩”。从全国的情况看，据《明实录》的统计，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多万顷，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增加到366万余顷；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增加到387万余顷。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各种农作物的产量也大大提高。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后军都督府报告说：彰德、广平、大名等地移民598户，计收谷、粟、麦300余石，棉花183万余斤。二十八年(1395年)又报告说，彰德等四府，屯田38l顷，屯租233万余石，棉花502万余斤。又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征收赋税的米、麦、豆、谷达3270多万石，比元代每年征收的121l万石增加了近两倍。而且，由于赋税收人的增加致使许多府、州、县升格。如元末残破、凄凉不堪，被新任知府截下一个城角作府城的扬州，也在洪武八年(1375年)，以每年十几万石的税收，由下等府升到了中等府。
巩固了边防线
明朝初年，虽然蒙古统治者的残余势力被赶到荒凉的沙漠中，但明朝的边防线并不是巩固和太平的。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循漠北，可他仍保有相当大的实力。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并经常派兵南下骚扰，以图卷土重来。后来，蒙古贵族又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更是不断侵扰明帝国的边境。为抵抗蒙古残余势力的侵袭，明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沿边防线从东至西设立了9个边防重镇外，还得不断地出兵北伐蒙古，从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永乐年间，明成祖北征，其中一次就用骡子34万匹，兵车17.75万余辆，民夫23万余人，运输粮食37万多石。
屯田戍边，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防守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以汉武帝屯田戍边，防备匈奴为最典范。明初，由于兵祸灾疫，土地荒芜，国力匮乏，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屯田戍边”的主张。喜欢自诩为汉高祖刘邦的朱元璋，早就欣赏汉代的屯田戍边政策，他说：“屯田以守要害，北驭夷狄之长策”。并常常用赵国李牧、汉初赵充国屯田戍边的事例教育群臣。不久他就下令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到山西布政司，宣传募民军屯的事情。从前文所述明初山西的17次移民中，有两次是到边疆屯垦戍边的。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到山西募民从军，屯田于大同、东胜，建立了16卫。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又征调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到塞北筑城屯田。
应当说，明初的屯田戍边办得很不错。老百姓应募军屯，叫做军户。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平时屯田自给，战时从军打仗。由于所产粮食既充军粮，又当官饷，所以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据统计，明洪武年间全国军队180万人，按当时规定的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那么就会有120万军士参加屯田。大约共垦荒89万余顷。所缴税粮数目也不小，据史书记载，最多的一年是永乐元年(1403年)，收粮达2345万斤，占到当年国家所征税粮的43%，可见当时屯田戍边的成绩之大。难怪朱元璋拍着胸膛夸下海口：“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至于对蒙古残余势力的抵御，屯田戍边的作用就更明显了。洪武年间，朱元璋沿边设关，分地屯守，并经常派兵出击，大破元兵，收到了“漠北扫平”的效果。永乐年间，朱棣严守边防，屯田自固，“峻坦深壕，烽堆相接”，并四次亲征鞑靼，从而消除了边患。然而永乐之后，放松了屯田戍边，边防就松弛下来，以至发生了“土木之变”。永乐皇帝朱棣死后仅仅25年，即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就在河北怀来的“土木堡”，被蒙古族的瓦刺俘获。当瓦刺军押着明英宗攻至北京城下的时候，著名的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率领京师军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京师保卫战。虽然，这位民族英雄后来被复辟的明英宗杀害了，但他却留下一首万古不朽的诗篇《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促进了科技融合
随着洪洞移民后裔走向全国各地，使地域之间的联系加强，从而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促进了各地的科技融合。移民到了新地区后，必然带来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从而优化出一些新的科技成果。例如，河北省万历年间的《广宗县志》记载，广宗县的老百姓有十分之七是从山西迁去的，故：“晋唐遗风”，这就是“男力稼穑，女勤织纺”。山西是周代“叔虞封唐”的地方，当地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随洪洞移民流传到河北。而河北宣化地区的科技融合就更明显了，由于当地为边疆重镇，为明代九个边城重地之一，所以此处全国各地移民都有。于是，这里的“土木工自山西来，巾帽工自江西来”；而其他匠人由外地迁来的就更多。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各有一技之长，他们互相切磋，工艺大有改进。
表现在科技融合方面的还有一个试种水稻的故事。现在的人们津津乐道天津的“小站大米”，可是明代初年河北北部根本不种水稻，天津周围茫茫碱地更不能种粮食。后来有一个外地迁来的移民，提出开沟引水洗碱种稻的建议，于是当地官府召集新来的移民屯田种稻，结果‘一亩产稻四五石。后来又扩大垦荒规模，得地18万余亩，招流民3000户，派士兵2000人一起屯种。通过兴修水利，洗碱种稻，使当地的粮食品种增加，产量也不断提高。
除了移民们自发地交流生产技术外，明代各级政府还大力组织百姓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据明代人召坤著《实政录》记载，当时山西省榆次、太原等地的民间纺织风气很盛，省府就组织了十几名教官，培训全省的木匠，教他们制造纺车、织布机。又传令各县衙门，督促乡官们把无事的妇女造册报官。然后用官库的银子买下棉花，每家发放一斤，掌印官按簿登记，督促妇女们学习纺织。同时还制定了赏罚措施。于是，一年之间，有上千家学会纺织。不到两年，全省妇女纺纱织布蔚然成风。
扩大了文化交流
明初中原等地的移民，既有来自山西洪洞的，也有来自江淮一带的，还有“山后沙漠”的。这些地方除“山后沙漠”外，都有较高的文化造诣，山西金元以来即为戏曲之乡，而江淮自宋代以来就文化繁荣。随着移民们的杂处同居，文化交流自然而然地就扩大了。当时，南方的秧歌传到了北方。秧歌又叫插秧歌，原来产生于盛产水稻的淮河两岸，是民间插秧季节、喜庆丰收或男女欢恋时的一种歌舞形式。随着移民的流动，秧歌也流传到北方，特别是山西的晋中、晋南一带。山西至今仍有太原秧歌、河东秧歌、武乡秧歌、临县秧歌、沁源秧歌、祁太秧歌，等等。每到节庆时候，群众就闹起秧歌来。其节目有《王小赶脚》、《绣花衫》、《小姑贤》等等。形式短小精悍，充满生活情趣，群众又称其为“耍耍戏”。
东北的“蹦蹦戏”也传到了关内。山西、河北早年有一种歌舞叫“落子”，即“莲花落”，开始是几个人手持一尺多长的“霸王鞭”，缀以几枚铜钱，或摇着“莲花落”，即用绳子连在一起的七个竹板，边舞边唱，煞是有趣。而东北的“蹦蹦戏”，又称“奉天落子”，曲调活泼自然，擅长表现生活。这两种歌舞活动，音调相近，形式相似，在移民们的传播下，结合成当前的一种剧种——评剧。近年来，河北省评剧团演出的《杨三姐告状》，以电影艺术传播到全国，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令人惊奇的是，洪洞移民竟把晋南的戏剧传播到江苏徐州。明末清初，黄河两岸的蒲州和同州，产生了一种新的戏曲叫山陕梆子，又称“乱弹”或“桄桄子”。元末明初这个剧种的雏形，就由洪洞移民传播到江淮流域，江苏徐州盛行的梆子戏即由此而来。时人于道钦写了一本《江苏梆子戏概述》，谈到江苏“丰县蒋门、蒋花架子(艺名)约生于乾隆十年，系由洪洞县迁来，居住蒋家楼，会戏300余出。他还精通音乐，自备衣箱、乐器，教授过众徒弟”。以后蒋花架子的徒子徒孙们，如李科、蒋狗皮领子、许钱为、黄景坤等，又在江苏、安徽办科班收徒弟。仅丰县1-00年来，就办了100多个科班，培养出演员2000余人，鼓手、乐师1000人。江苏梆子和蒲州梆子不仅在乐器、唱腔、伴奏方法上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许多剧目都是一样的，如《反徐州》、《破洪州》、《杀狗》、《小姑贤》、《薛刚反唐》等等。
五、600年来游子情
移民后裔 情系古槐
岁月流逝，沧海变迁。明初大槐树移民活动距今已有600年。80年代中期，洪洞县志办征集到大量的证实明初移民史实的谱牒、碑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移民后裔那浓浓的思乡念祖之情。他们不论身居何地，因受到父辈的教诲和影响，虽经历十几、数十代的人世变迁，思念故土之情却依旧未减。他们虽说不出故乡是山西哪个县哪个村，但洪洞大槐树却像一面旗帜一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家族谱牒中约80%的移民后裔自认洪洞县是故乡。不少人干脆就说祖籍“洪洞大槐树老鹳窝”或“祖居大槐树棘针沟”。移民在迁入地定居之后，都喜欢在房前屋后栽种槐树。这种深绿色的高大乔木寄托着他们对故园的思念和憧憬。在河南、山东不少地方，私家祠堂匾额上书：“派衍洪洞”、“祖籍槐乡”等，还可看到许多念故怀乡的楹联。
近代的有识之士，纷纷将对故里的悠悠深情编书纂文以示纪念。1921年与1931年，洪洞人景大启、柴如祯曾先后汇集《大槐树志》两册。林中园等人于1988年编纂出版了《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书中搜集了许多序跋、诗词、谱牒等。游子浓浓的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读来感人肺腑。清光绪末年任江苏候补知县的刘大观，写过这样一首五绝：
此地别故乡，明代迁移忙。
五百余年后，古槐民不忘。民国初年，在山西陵川县任承审员的柴鸿漠写过一首诗曰：
汾水之滨大道旁，古槐旧址映斜阳。
窝称老鹳曾迁客，屋上飞鸟久别乡。
忆昔扶疏同荫樾，迄今爱戴比甘棠。
行人返里寻遗迹，父老相逢话梓桑。贵州人曾肇嘉、谢师炎及民国初年任洪洞县知事、后任山西民政厅厅长的河北人孙奂嵛、清光绪年间任广西庆远知府的李春浦、湖北随州人李兆麟、山东肥城人朱家垣等都写有缅怀故乡、歌颂大槐树的诗词。此外民间还流传着许多移民心向大槐树的民谣、顺口溜、故事和传说。湖北随州一带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山西的山，山西的水，山西古槐是乡里。
槐树大，大槐树，大槐树下我们住。
双小趾，手背后，远离山西娃娃哭。
娃呀娃，你莫哭，山西有俺的大槐树。
祖祖辈辈住山西，娃长大了也回去。
在河南嵩山脚下，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话说山西大槐树下，有个李广清。明初他家被迫从山西迁往河南。迁移路上，他肩挑行李，扶着年迈的母亲，身后跟着妻子和一双十五六岁的孪生子。路途中，只见田地荒芜，野草丛生，数十里杳无人烟，更看不到村舍。这一天走到嵩山脚下，眼前突然出现一片迎风翻滚的金黄麦浪。一家人惊喜万分，有庄稼便有人家。可不，麦浪中两个像仙女般漂亮的姑娘正在割麦子。因又热又累，姑娘的脸上淌着汗，红朴朴的，十分招人喜爱。李广清打量着麦田，发现这里麦子长得奇特，麦粒全长在麦叶上，一片叶子只长有一粒麦子。便吃惊地说：“姑娘，这一亩地能收多少麦子啊?”一位姑娘回答说，“不多，四石吧(1石＝100斤)”。因当时生产力低下，一亩地一般收一、两石麦子。广清老汉便以为她开玩笑，连连说：“这不可能，不可能尸另一位姑娘笑着说：“你要不信就住下来，我们给你几亩地的种子，你试试看。”李广清高兴地回答：“行啊，行啊。”于是全家人便在嵩山脚下安顿下来，与两位姑娘做了邻居。平日两位姑娘很照顾他们，不时帮他们的忙。一年过去了。经过全家人的辛勤劳作，庄稼长得出奇的好。收割后一算，可不，一亩地足足收了四石小麦。广清一家对两位姑娘非常感激。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几年，广清的两个孪生儿子长成了壮实的大小伙。一来二去的，他们与两位姑娘情投意合，终于结成了百年之好。母慈子孝，夫妻和睦，一家老少三代过着幸福生活。两儿媳不但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帮广清安排生产事宜，冬去春来，热热闹闹的春节刚过，两儿媳便先后分娩了。一家老小喜气洋洋，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又添丁进口，真是喜上加喜啊。突然有一天儿媳们失踪了。广清一家急得发疯，四处打听寻找，没有一点消息。刚出满月的孙子却开口对爷爷说了话：“爷爷，别着急。我妈回外公家去了，她们是神仙，是为了帮你们过上好日子才来嵩山的。她们要你们今后多帮助其他老百姓，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广清老汉以为自己在做梦，刚满月的孩子怎么会开口说话?忙揉揉眼睛，老眼没花；拧拧大腿，也知道疼，这才相信是真的。便连连答应着：“好孙孙，爷爷记下了。”从此李广清广做善事，凡有移民到来，便帮他们盖房买地，送给他们良种。久而久之，嵩山脚下渐渐繁盛起来，这里成为老百姓心中的圣地。时至今日，远远近近的老百姓还到嵩山旅游朝圣呢。
更有在外地为官的文人学士，募资树碑，以纪念当年移民事件，歌颂大槐树。早在清末，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在山东等地为官，宦游中常听老百姓说自己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老鹳窝和棘针沟迁来的，深感洪洞大槐树在移民后裔心中的地位之重要。于是广为募捐，筹建了古大槐树移民遗址。并在民国3年建成了碑亭、茶室和牌坊。其中，碑亭建在原古大槐树生长处，亭中树拓碑一座。高一丈五尺，宽二尺四寸。碑冠篆刻“纪念”二字；碑阳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阴刻有碑文，简略记述了移民史实。茶室建在碑亭西侧，三间四柱，供人小憩。柱上刻有楹联两副，其一日：
香挹行襟留快饮，荫清古道倚斜阳；横批饮水思源。牌坊建在碑亭南20余步远，四脚三门，飞檐斗拱。牌坊横额阳刻“誉延嘉树”，阴雕“荫庇群生”。横匾两面刻有诗四首，其一日：
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
行人还里前踪记，遗爱深情比召棠。
由于千百万移民后裔都有怀念祖先之心，因而洪洞大槐树还有庇护乡梓、捍御外敌之功劳。辛亥革命时，赵城(与洪洞相毗邻，现属洪洞县)人张煌杀死了清朝巡抚陆仲琦。不久又因山西革命军响应辛亥革命起义，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部下卢永祥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卢部到赵城后，放假3天，官军抢劫杀戮，奸淫妇女，无恶不做。无论贫富贱贵，老百姓全部遭了殃。当时家居赵城，在陕西作官的张瑞玑上书山西巡抚张锡銮，控诉卢部所犯罪行：“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墙壁倾圮，城深三尺。”然而当清军出赵城继续南下，进入邻县洪洞境内时，却是另一番情景。清军个个循规蹈距，人人下马祭拜并纷纷说自己“回到老家了”。他们不但不再胡作非为，反而把自己从别处抢来的心爱之物供奉于大槐树下，跪地罗拜。近人揣测，卢部军士多是京津、河北、河南、山东一带人。其中移民后裔定不在少数。世代相传留下的训诫：“洪洞大槐树是老家”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故而看见大槐树，不由得肃然起敬。
海外华人 心向华夏
明初洪洞移民最初的分布地是中原地区和黄淮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沧海桑田的变换，移民后裔辗转流迁，现在全国大陆几乎每个省份都生活着山西洪洞移民的后裔。
随着一次次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洪洞移民后裔中，也有不少人迁到东南亚、欧美等国，特别是流迁到和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省。当蒋家王朝被赶出大陆，随其登上孤岛的人中，自然不乏洪洞移民的后代。虽然时移境迁，移民后裔依然在关注着祖国的变化。这种怀念故土、眷恋古槐的情绪在海外文人学士中尤为突出，各种有关记述散见于海内外各类报章杂志中。例如，祖籍河北高阳县的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吾族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山东、河北两省于该时迁来者不少。大家都说是由大槐树底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的军官重回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盖当时迁民时，都在此处聚集，再往各处出发。所以众口一词说大槐树底下是家乡。”台湾的李书华先生在《李石曾先生及少年时期》一书中写道：“李氏原为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至河北高阳县。”祖籍河北深县的李金洲在《海外忆往补遗》中自认：“李氏家族自明初燕王棣定居河北后，由山西洪洞移民来此。”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大好形势，旅居海外的侨胞和华人后裔，本着爱中华、思故乡之心，纷纷回国或通过一定途径寻亲谒祖。1985年，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曾致函当时的太原市市长王茂林，请求帮助查找有关太原王氏家族的情况。1986年，泰国王氏家族会致函国务院华侨办，通知南京、太原两地代为查询其宗亲史料。现太原王氏研究会已找到确凿证据，证实了太原王氏的根在太原，其始祖是周灵王太子晋，从而圆满解答了缅甸和泰国王氏宗亲的疑问。在河南民权县《太原王氏家谱·序》中有这样的记载：“粤自洪武定鼎，吾祖由太原洪洞而迁于直隶大名府邑东南隅，距城五十里许之毅村……”漂流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多是外出谋生的劳苦大众，因文化水平所限，生活环境又异常艰苦，一般都无法续写家(族)谱。即使写有家(族)谱，也会因年代久远或各种条件所限，而难以搜集到。因此类似太原王氏家族的情况，先从山西洪洞迁居他处，而后再转迁他乡乃至海外的，理应不在少数。
现在约5000万华人及其后裔分布在全球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与地区。虽说他们并不都是洪洞移民的后代，但其中不少人与洪洞移民却是有一定渊源的。海外游子们无论身居何处，总在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们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根植于华夏大地，牢记自己是移民的后代，期盼着故乡的崛起。不少像阎锡山那样的军政要人后裔，现在旅居国外。他们经常与故乡的亲友旁支联系，关心着故乡的经济发展，在国内投资办企业等。移民后裔身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对广大海外侨胞、海峡两岸人民来说就是：“爱我祖籍之地，父母之邦，爱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数以百万华人侨胞正积极寻求共识，加强海外游子与祖国的联系。在祖国各地，甚至远在港、澳、台、东南亚以及欧美的华人心中，洪洞大槐树是炎黄子孙的根，是连结所有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之一。每年清明时节，都会有不少海内外游子辗转来到山西洪洞，朝拜父辈口中那充满传奇色彩的大槐树，参加当地举行的寻根祭祖活动，以共同发展古槐文化。
朋友，如你有兴趣寻根，想搞清你祖上的家世渊源，不妨去一次洪洞古槐公园，相信你会不虚此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