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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漫谈袁世凯 [打印本页]

作者: 三笑 时间: 2006-4-14 01:19
标题: 漫谈袁世凯
　袁世凯已经逝世91年，他几乎是一个盖棺论定的人，但又像误会很深的人。他是中国至今没有被说清道明的人物，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袁世凯的中国竟是谁也管理不了！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杨度　

　　1、
　　1915年11月3日国会小丑“劝进”，袁世凯终于当上了洪宪皇帝。可是，袁世凯背弃时代潮流恢复帝制是出于个人野心吗?
在新成立的国民代表大会连续上了两次《推戴书》后，袁世凯决定承认自己是皇帝了。这一天是1915年12月12日，离他的死期还有83天。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1895年，他受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
　　他所出生中原小城项城，有着非常突出的封建宿命传统。祖上本来是一个儒雅的官宦之家。袁世凯出生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发展之时，从袁世凯的祖父开始，便“备守具，练乡团，以保护乡里”，抵御农民起义军。那种儒雅的家风便多少有点变化，而这种变化，恰好是培养纨绔子弟的极好温床，袁世凯便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袁世凯本人早年科举不第。1892年，大清藩属朝鲜内乱，求助于清庭，袁世凯即随军入朝平乱。驻朝期间，袁世凯头脑灵活，办事机敏、干练，表现出较高的外交、军事才能，颇为清庭朝野瞩目。这就是乱世枭雄诞生的历史契机。

　　客观论史的史家其实也说不清楚：袁世凯在作出自己当皇帝的决定时，个人野心和政治考虑各占多大比重？是野心使他不辨东西，还是他也象杨度那样，坚定的坚持一种有关中国国情的独特看法？他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他根本不懂得繁琐的西方先进政治基础，因为堪舆风水之术这些乡土味浓厚的东西，早已经渗透进他的血脉，术士早就说过，他的命活不过58岁，除非有朝一日龙登九五。
　　袁世凯早年的经历只是在宦海里找寻强有力的依靠，李鸿章、荣禄乃至一时间很风光的六君子等人，袁世凯都表现很友好亲密。而在他能够表现的时候，经常把新的和旧的东西捏成一团，呈现儒家的中庸之岛。他似乎坚定地相信：一切东西都象面团一样，只要揉和得好——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什么好东西都可以捏制出来。袁世凯的中国特色——中国旧文化熏陶使他根本不能也不敢大胆的追求政治荣耀。

　　晚清时期，他的小站练兵是这样，争取立宪改良也是这样。而到了民国，例如1914年，他既举行仪式祭奠孔夫子，又召开大会纪念1911年的武昌起义；他赞扬科学，认为它荡涤了迷信，又仿照古代帝王，号召全国祭祀上天。即便他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帝，但皇帝制度仅仅写在了一部宪法里。他不是“天命所归”的皇帝，而是“宪法”里的皇帝，也就是“君主立宪制”的皇帝。
　　袁世凯非常中国，他从来不相信那些从西方拿来就用的所谓理想东西，比如“民主共和”。他说那是辛亥革命给匆匆忙忙赶制出来的，对中国既可笑又可悲。同样也和六君子当初那些所谓改革，康梁谭等人幼稚的以为几纸文书可以强国富民，同样是理想。那一起悲剧事件至今还和袁世凯脱不了干系，袁世凯是否在关键时刻卖友求荣？这里不是为袁世凯平反（我怎么可能呢），不要说袁世凯真的临时倒戈，即便没有，六君子一伙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康梁是纯书生，谭家二兄弟和江湖社团有往来，最有革命性，林旭、刘光第、杨锐其实和荣禄等人也关系不一般。这一阵营不是那么简单和先进。

　　革命是潮流的时候袁世凯一点也不违背，合时宜合国情他就是个好东西。提出不合时宜的问题只能引起迷惘和混乱。最后他也没有完全违背这个道理，只是整个中国已经被激进的革命烽火烧昏了头脑。袁世凯成了全民公敌。宣布得不合时宜的真理比谎言更坏，这是他的名言，共和很好，但他指着中南海里的一棵并不古老却已经断了的苹果树说：“它是被自己丰富的果实压断的。”
　　他坚信，最好最牢靠的改革渊源于移风易俗而无需任何震动。袁世凯在革命时期，被满清贵族放逐，后来被孙中山等人请出来，他一直顺应历史大势，最后他冲上了中国政治的风口浪尖。他最反对不合时宜，但他终于还是干了他一生中的一件最不合时宜的事情，连改正都已经来不及。

　　2、
　　1916年6月6日后袁世凯时代——中国军阀混战的揭幕。“乍着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魔崖梦欲腾。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镫。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写给他的一首广为人知的小诗。

　　袁世凯死了，他的帝制梦想，也随他而去。他的一生，从来没有象他死前的时期这样，众叛亲离。这确是他的悲剧。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是军阀混战的中国，这也是整个中国的悲剧。其间，还有一次“宣统复辟”。所谓军阀混战中的“军阀”，大都是袁世凯培养的军人。他们在袁世凯称帝时，都反对更改国体恢复君主制度。但袁世凯一死，他们就竞争起大总统的宝座来了，这和龙椅又有多少区别。甚至更后来，帝制的阴影从没有在中华大地上烟消云散过。

　　他们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反对袁世凯称帝：一旦袁世凯的世袭王朝建立，他们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便会阻塞？在“宣统复辟”中，许多是袁世凯要当皇帝的反对者，包括康有为。这就是说，这些人反对袁世凯当皇帝，绝非出于共和民主的信条，而是出于“血统”：忠臣不事二主。他们可以接受袁世凯做总统，但决不能接受他做皇帝。

　　更重要的是：当时全国精英的整个心态都反对袁世凯。不仅反对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干的所有的事情他们都反。这是袁世凯在帝制运动前的独裁措施种下的恶果。革命分子努力瓦解封建细胞，但是很多民国建国的根基本身就是封建细胞。孙中山不图虚名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浪漫，但孙中山的建国理想偏向于美国模式，而宋教仁坚持的中国民主宪政，也倾向于多党制的国家，甚至他后来有“议会”迷的雅号。他们的悲剧有个人色彩，也有国家的基因。袁世凯为何要杀宋教仁，他死的时候年仅32岁。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宋教仁的激进性格威胁了袁世凯的平衡统治，国会选举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声望日隆，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袁世凯为了国家的稳定当机立断取消国会，这是他独裁的一面的表现，但他保留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参政议政的机会。所以，真实的是袁世凯的独裁并不彻底，他留下了“言论自由”这个要命的东西。有一个反对的声音，全国都会知道，并能得到更大的反应。正式为此，袁世凯杀宋教人才成为后来掀起更大波澜的口实。这个时候孙中山干什么呢？孙中山的性格和列宁相似，感情用事，否则中华民国根本不会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他们激励促成一个现代化法制的国家，可是宋教仁一案，孙中山却像绕开法律审判直接处以死刑，以泄民愤！袁世凯不成为冤大头，谁成冤大头？

　　宋教仁年轻气盛，谭人凤、陈其美都曾经提醒他注意养晦，可是他自信满满，结果不幸遇害。他死了，后来君主立宪制也死了。死的不仅是一个，而是两个。随后共和也死了。袁世凯死后，整个国家都陷入极度的混乱中。
　　他自己的部下和对头：段琪瑞、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张作霖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政治势力相继上台，但这一群反对派既无共同的组织，也无关于袁以后国家秩序的共同构想。共和没有了；君主立宪被反掉了。于是各行其是，人民看到的只有一个个的权力集团。
　　虽然，内阁总理制恢复了，并由段祺瑞来管辖整个中国。但人们很快发现，没有袁世凯的中国竟是谁也管不了！湖南要脱离北京政府，段想收回权力，根本办不到，湖南人反对，连他多年的“哥儿们”冯国彰也组织了南方联盟，专门同他这个总理做对。所有的军事首领和地方官员，组成了一个个星座，“自由主义国家”的星座，让自己的势力，围着自己转悠。袁世凯死后没多久，动乱与内战的舞台就搭好了——军阀时代开始了。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不敢想如果袁世凯的政治试验成功了，会怎么样。袁世凯真正执政中国，其实不过五年，他实际上不过搞了两场政治试验——自由主义的和独裁政体，结果都失败了，而且这两种方式针锋相对，袁世凯其实是走进死胡同。
　　他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哪怕出身儒雅的门庭，但他的确继承了随机应变和保护自己的家风。他或者真的想在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例如过去他一直做的那样，把新的和旧的混合起来，就是说，把君主的和宪政的混合起来。他担得最大的骂名就是“窃国大盗”，这是一个很牛的称号，可是真的如此吗？他是通过自己的名声和孙中山、唐绍仪、黎元洪等人合法选举的手段成为民国第一人的。如同希特勒一样，但是袁世凯是希特勒吗，显然不是。
　　他在死前或许会想：这可能真是一个好东西，怎么在自己的手里就完蛋了呢?这是他的宿命，或许是中国的宿命?如同他一直相信取得帝位自己可以获得长久一点，结果还是只有57岁。能说不是命运么。完了，袁世凯所有的政治实验，都作为否定的政治样板，永远的留在了历史的陈迹中。只有他老家的“袁林”还在——那座他死后居住的墓地。

作者: 明快 时间: 2006-4-14 17:42
标题: 我谈一点不一样的看法
１．袁世凯当的总统与孙中山当的总统是完全不同的．孙中山当总统搞的是＂总统制＂的总统，袁世凯当总统搞的是＂议会制＂总统．最初孙中山坚决反对当＂议会制＂总统，他要当＂总统制＂的总统，为此与宋教仁不和，宋教仁不得不让步；等到袁世凯当总统孙中山搞的是＂议会制＂总统，修改《临时约法》限制总统的权利，为此袁世凯感到上当了。因为议会一直是受孙中山控制的。袁世凯想干事，但一个总理提名都不好通过。最后两派矛盾激化，议会被废除了。

作者: 明快 时间: 2006-4-14 17:58
标题: 我谈一点不一样的看法2
2。宋教人到底是谁杀的，这是一个问题，当时有一说是陈其美。当时上海是国民党的势力，但杀人凶手一个在牢里被灭口了，一个跑到北京了，其不怪哉！而国民党不愿意由法庭通过法律审判，这导致了“二次革命”，而陈其美与宋教人有矛盾，是最反对宋教人北上去组阁的，但袁世凯与宋教人谈得正欢，而宋教仁“议会”迷。这说明南北矛盾不是一天的了。

作者: 袁资友 时间: 2006-4-14 22:13
标题: 很好的帖子，加精、置顶了!
很好的帖子，加精、置顶了!

作者: 三笑 时间: 2006-4-15 00:23
标题: 历史上人物,本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历史上人物,本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你我我的事永远都说不清楚的

作者: 袁明晖 时间: 2006-4-15 02:26
标题: 好帖！文笔流畅生动，观点清晰。应...
好帖！文笔流畅生动，观点清晰。应该说，世凯公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人物。面对积弱的中国，他欲以铁腕治之，所以不能容忍国会，所以他要称帝。他是历史的过渡人物。历史对“二十一条”评价极差，袁世凯是卖国贼即源于此。但请不要忘了那个时代，他不借款，不牺牲一些国家利益，他根本无法国家政权运转。其实，当时孙中山比袁世凯对日本开出的条件更优厚，只是日本选择了袁世凯。对世凯公要有公正的评价，我氏后人尤其要挺身而出。

作者: 袁银生 时间: 2006-4-15 07:01
标题: 没有这段历史就没有现在的中国，历史总是这...
没有这段历史就没有现在的中国，历史总是这样的曲折，谁是谁非谁能说清楚，历史就是历史不管好坏总得有人去说去评论，没有历史叫学子人怎么去学习？学者怎么去成就？历史是抹不去的。这文章好得体。

作者: 春风雨 时间: 2006-4-15 09:17
标题: 我觉得袁世凯是我们袁氏的骄傲,要说悲哀,...
我觉得袁世凯是我们袁氏的骄傲,要说悲哀,那也是那个年代造成的,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里,好人也会变成魔鬼的,但要比起那些汉奸卖国贼那就强的多了,今天的袁氏后人,不应该评论他的功过是非,而是从他身上汲取经验教训才是,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也算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吧!

作者: 明快 时间: 2006-4-15 09:59
标题: 我谈一点不一样的看法3
袁世凯称帝是有多种原因的，从国际上讲，德国，日本，俄国，英国，美国等都希望中国搞君主制，就象现在要求我们搞民主一样．因为当时的德国，日本，英国，俄国等都是君主制，而当时的美国认为中国只适合君主制．因为君主制的国家比较稳定，有利于他们的在华利益．

作者: 明快 时间: 2006-4-15 10:05
标题: 我谈一点不一样的看法４
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是日本，因为袁世凯称帝但不与日本搞妥协，所以日本便出钱出人支持流亡在日本的国民党一起反袁世凯称帝了．

作者: 袁资友 时间: 2006-4-15 12:23
标题: 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讨会综述（首发）...
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讨会综述（首发）
作者：张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研究辛亥革命等，无论从什么角度研究都离不开袁世凯这个人物，都应该加强和深入对袁世凯的研究，基于如此目的，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市博物馆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
2004年4月23—4月26日，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师范学院召开。著名学者侯宜杰、骆宝善、袁伟时、曾景忠、朱东安、谢俊美等不仅参加会议，而且还为会议撰写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论文。为会议提供论文的学者有56人，参加会议的学者58人。学者中有德高望重的史学前辈，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骨干，有富有朝气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学者来自全国16个省区，可谓一次学术盛会。

经过几天激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11个方面：
1、袁世凯与中国近代社会诸问题研究
过去很少研究的社会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比如袁世凯与禁毒问题，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袁世凯与赌博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些问题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作为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的袁世凯，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做法，对近代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苏志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与禁毒》一文认为，袁世凯主持中央政权时期，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继续清末发轫的中国第二次禁毒运动，展开自上而下的禁毒，张扬反鸦片的旗帜，对民初之禁毒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而袁世凯的作用不容忽视。邵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一文认为，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则与他对革命党人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帮会既查禁，又利用，标准为是否为我所用。袁世凯对秘密社会中的会道门总体上采取了明禁暗纵，小禁大纵的暧昧态度，给相当一部分的会道门以改头换面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空前发展与袁世凯的放纵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霍晓玲（河南大学研究生）《袁世凯与禁赌》一文认为，晚清社会，赌风日炽，禁不胜禁，成为社会一大痼疾。袁世凯对赌博却矢志禁绝，在小站练兵时期，督抚时期以及民国初年均历行禁赌，范围包括治军、从政、教育乃至日常家庭生活。袁之历行禁赌，整肃了社会风气，赢得了政治声誉。
2、袁世凯与其外国顾问的研究
袁世凯与其外国顾问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由于袁世凯长期被视为反动人物，外国顾问则是侵略分子，所以无人涉足这一问题。会议则在此问题上有重大突破，有四篇文章涉及二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莫理循，一个是有贺长雄。侯宜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莫理循与袁世凯》一文，认为在1915年8月以前，莫理循对袁世凯极力效劳，维护袁世凯和中国的荣誉与信用。袁世凯对他也很欣赏。对袁世凯的帝制，莫理循极力反对。袁世凯后来延缓和撤消帝制，固然有许多原因，但采纳莫理循的建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上文主要从内政方面揭示袁世凯与莫理循的关系，窦坤(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袁世凯及其政治顾问莫理循与二十一条》则主要从外交上阐述二者的关系，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作为中国雇员的莫理循，全心辅佐袁世凯，在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世界舆论支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张学继（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一文，则主要考察了袁世凯集权、称帝过程中有贺长雄在理论上的重要作用，认为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理论家，是民初袁世凯政治的理论指导者。
3、袁世凯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作用
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中的重要内容。对袁世凯在法制改革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但没有深入下去，本次会议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至少有7篇文章涉及到这一问题。康大寿（西华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一文认为，袁世凯在这场法制改革中利用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对推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王先明（南开大学教授）《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改革》一文，则对袁世凯在天津地方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对于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是不无意义的，其纳旧入新的渐进性特征，绅官体制的过渡性模式，以及以新代旧的总体性目标等内容，体现着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4、袁世凯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的处理研究
对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问题，以往的研究过于简单化，主要集中在袁世凯集权专制方面，集中在袁与党人对立斗争方面。本次会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超越了以往的研究，有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马平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一文认为，辛亥革命后清政府旧的政治权威被推翻，袁世凯继任大总统以来新的政治权威尚未被地方接受，如何恢复中央权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成为袁世凯面临的一首要问题，袁采取传统集权思想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统治秩序，但最终走向了集权的反面，从而导致了中央失去统治权威，北洋系分裂，国家陷入军阀内战和割据的混乱局面。沈晓敏（广东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民初袁世凯与各省议会关系述论》一文，则从袁世凯政府和地方议会的关系考察，认为袁世凯中央政府和地方议会的矛盾和斗争，中央和地方权力之争，对于初建的民国来说，本来是正常的，可以通过立法或其他途径逐渐解决。但地方议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中央政府的争吵之中，影响了其地方议会正常职能的发挥。而袁中央政府，则利用强势地位以命令和实力代替法律，解散议会，与民主共和背道而驰，由此说明民初政争的复杂性。唐凌（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政府与边疆地方势力的经济关系》则以广西为例，对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经济关系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他们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合作，但均从维护统治和各自的利益出发，从根本上制约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5、关于袁世凯称帝
这本是一个老问题，但过去的研究也似简单化，把袁世凯称帝完全解释为个人行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即袁个人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一文，具体考察了袁世凯帝制行为的心路历程，从民初政治运作实践看袁世凯思想演变的轨迹，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他一味加强个人独裁的种种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的涌来的时候，他便放弃他先前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而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
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是学者们注意的视角，但列强干涉的细节，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日本在列强中的突出地位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关于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一文就《近代史资料》新近译载的档案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之不足，尤其认为列强干涉洪宪帝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但客观上有助于制止帝制在中国的复辟。岳珑、赵虎（西北大学教授、研究生）《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特点初探》一文对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洪宪帝制不是一场简单的封建帝制复辟，而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重建，是近代中国政治历史变化的产物。
6、关于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
袁世凯之所以被称之为卖国贼，主要是因为他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屈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侵华要求，但以往的研究多站在国民党方面，认为袁为了称帝而接受，其实二十一条与袁称帝没有必然的联系，近年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一文，对袁世凯与二十一条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袁接日本侵华要求并不甘心情愿，而是进行了相当的抵制。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既有侵华的用意，同时也有去袁的打算，是日本实施的一箭双雕之计。
  对袁世凯及其袁世凯政府的外交，以往的研究多持否定态度。石源华（复旦大学教授）《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一文做出新的解释，认为袁执政时期，袁丰富的外交经历与他面临的外交难题，使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实施“元首外交”，亲自处理各种外交活动。他处理外交的思路和做法，对民国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有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同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如其“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方针，在处置西藏问题时，采取搁置的方式，以待时机，就有可圈点之处。张艳（河南大学讲师、浙江大学博士生）《顾维钧眼中的袁世凯》一文，则从与袁共处的职业外交家的角度，从外交家如何认识评价袁世凯来评价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外交，很有见地。
7、对袁世凯史料的搜集整理
尽管当前学术界在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等方面多有创新，但任何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此次会议则继续宏扬了史学的优良传统。如袁世凯与莫理循、与二十一条等文，就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国内外的档案资料；丁进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清练兵处及其档案》一文，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关练兵处、袁世凯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介绍。骆宝善、刘路生（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多年来不畏艰难地搜集整理袁世凯资料，准备编撰出版《袁世凯全集》，此次会议首次以《袁世凯全集》介绍的形式，介绍了搜集资料的情况和资料价值，文献字数达1200万字上下，未刊不下三四百万字，殷切期望这些资料早日刊布。
8、史实考证
史实考证既是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治史的必然功夫，袁距我们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政局不稳，内战不断，或一些事件本来就处在非常秘密的状态，很少有人知道内幕，给研究造成一定的困难。比如袁世凯戊戌告密，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即八月初四日袁氏告密说。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一文，以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思辩考证袁氏告密不可能在八月初四日。《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说质疑》一文，考证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纯属子虚乌有。
宋案是民初的第一大要案，谁是刺宋主谋，当时人们就指向了袁世凯，研究者也似乎无疑义。廖大伟（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生）撰文《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校析》，认为从袁的信仰特别是通过对袁主谋说的原始依据（电码破译）的逐条文校析，认为从袁世凯当时的身份、地位，从宋教仁对袁构成的威胁程度，从在上海行刺的困难度等方面，认为袁世凯是刺宋主谋缺乏真正依据，传统说法不符合事实，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此为一种全新的观点。王晓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初总理赵秉钧的悲剧》一文似乎与此完全相反，既然不是袁世凯，那么应该是赵秉钧了。该文在为赵秉钧喊冤，认为赵是代袁受过。宋案主谋到底是谁？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有学者建议将现代审判制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建立历史审判法庭，以解决历史疑案。该问题引起了宋案武力解决还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争鸣。
9、国外、台湾地区袁世凯研究状况介绍
  大陆学者重视对袁的研究，台湾学者比大陆学者起步早、成果丰。傅德华（复旦大学副教授）《台湾袁世凯研究概述》一文，对台湾地区袁世凯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使人们对台湾的袁世凯研究有了清楚的了解。这是以往的研究中所没有的。
袁世凯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对袁世凯的研究向来为欧美日本学者所重视。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关于晚清统治权力结构的一种新的解释》，则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麦金农的专著《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中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认为麦氏对袁世凯权力兴起的过程的考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它不但提供了大量有关晚清朝廷政治方面的内情，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列强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其对袁世凯直隶改革和他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关系所做的考察和分析，则丰富和深化了以往国外学者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这些也是国内袁世凯人物研究所不能涉及的。但对该书中有关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不具有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以及关于袁世凯并非近代军阀的说法提出了与麦氏相反的意见。
10、关于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7篇，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均承认他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时所起的作用。但在对袁的总体认识上有明显的不同。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成败简论》一文认为，袁世凯去世前的5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同时也是他走向败亡的5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一切反对革命的人们的簇拥下，东山再起，当上了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而后他以拥护共和为名，骗取了革命人士的信任，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利用民主革命的力量，逼迫清帝退位，从而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统治。此时的袁世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而被中外所承认，倍受民众的尊重和拥戴。然而时隔未久，他却背道而驰，铲除共和，消灭革命，复辟旧制，僭号称帝，成为历史的败类、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徐松荣（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论民元前的袁世凯》一文将袁的一生分为两段，民元前积极进取，发挥重要作用，民元后政治上倒退，走向反动，并自取恶果，前期活动的作用基本上应该肯定。张华腾（安阳师范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袁世凯的重新解读一文，则把袁世凯放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进行考察，认为袁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其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称帝，那是自取灭亡，认为评价袁氏不能因为袁后来称帝而忽略他早期的贡献，也不能因为他早期的贡献而掩盖他后期称帝的罪恶。所不同的是，张华腾还认为，即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京政府的统治，袁在政治上反动，但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事情。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建树和失败》一文认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政治建树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依照《临时约法》，执政的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依法进行选举，召开国会。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推行军民分治，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等。他的施政却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杀等。问题是为什么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走向帝制，犯下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呢？认为是制度错失和文化状况所致的恶果。这些真挚卓见，闪烁着思想解放的火花。
马小泉（河南大学教授）《清末民初元首更替的政治解析》一文，则对清末民初元首更替进行政治解析，探讨国家政治形态的演进和政治权力的变异，以加深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艰辛历程的理解，这完全是一种新的视角。
11、袁世凯与各社会群体的研究
袁世凯与其周围人物的关系为研究者所重视，这方面的论文有9篇，《袁世凯与近代名流》专著一部。但研究者已经从袁世凯与个体人物的关系，深入到袁世凯与各种社会群体的研究。朱东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评载沣驱袁》一文，实际研究的是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的关系，认为载沣驱袁是清末政治中的一桩重大事件。它是满洲贵族同汉员实力派地方督抚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与斗争的突出表现，也是自咸、同以来统治阶级内部满汉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逻辑，标志着满汉君臣之盟的破裂。姜新（徐州师范大学教授）《晚清袁世凯与归国留学生关系浅析》一文，研究袁世凯与归国留学生的关系，认为袁世凯与公认进步的留学生集团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结盟共事，相互支持，荣辱与共。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仅是研究袁世凯等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而且包含着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路径的信息，成为探寻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课题。冀满红、李慧（暨南大学教授、研究生）《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一文，认为袁世凯的幕府人员在清末宪政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深化，但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总之，这次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代表了袁世凯研究的最新水平，会议的召开，大大推进了对袁世凯的研究，而对袁研究的深入，则进一步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正如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指出，袁世凯是破解清末民初政治的钥匙，弄清了袁世凯的问题，诸多迷团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许多问题不可能期待一次会议能够解决，有许多问题刚刚提出，尚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袁世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社会转型与近代复杂人物的研究还缺乏理论上的阐述。当然这不仅是袁一个人物的问题。袁世凯与外国顾问的研究有突破，袁世凯与日本的问题也有人涉及，但袁世凯与英国、德国、美国的关系则缺乏研究。袁世凯在政治集权的同时注意发展经济，他与民族资本家的关系也缺乏整体上的研究。民初袁世凯的政治措施已经有学者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但缺乏具体的研究。袁世凯称帝之前的政治体制为后人所抨击，但为什么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等。袁世凯研究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袁世凯研究有着较高的起点，袁世凯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作者简介] 张华腾，安阳师范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晚清史、北洋军阀史的研究。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作者: 明快 时间: 2006-4-15 13:12
标题: 袁世凯因《二十一条》被认为是大卖国贼，...
　袁世凯因《二十一条》被认为是大卖国贼，这一点已成公论。孙中山先生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秘密会谈的时候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即便在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时，“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以上材料均见于《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出卖满蒙的袁世凯是大卖国贼，而持相似观点的孙中山成了人人景仰的国父，替孙中山辩解的人用策略来解释我觉得是很难说得通的。（请参考傅国涌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遗憾》）
??　　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作者: 明快 时间: 2006-4-15 14:07
标题: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1914年11月7日，日本攻占青岛。12月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匆匆返回，马上要求同袁世凯会晤。1月18日，日置益向袁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二十一条”。
　　袁世凯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照此商议。与日本谈判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

　　袁世凯的批示非常详细。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批示：

　　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第二项至第四项这三项，袁批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又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第五项，袁批：

　　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次会议。

　　谈判期间，袁世凯为争取谈判的主动权，展开了一系列的幕后运作。请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本奔走游说日本元老重臣，收买大批日本浪人做间谍，并秘密支持四个日本议员竞选，这些接受了16万日元选举“运动费”的议员也果真弹劾了大隈内阁。

　　5月7日下午3时，日提出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答复。这就是“五四”运动时经常提起“五七”国耻日的由来。

　　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曹汝霖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的“幕后运作”，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第五项的七条根本没签订，第四项全部删除，第三项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项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被袁世凯大多破坏掉。袁世凯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此后，在东北的日本人也曾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上。日本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也实事求是地说：“大隈（前任日本首相）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陶菊隐在他的《袁世凯传》中写到：“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http://www.qingdaonews.com/gb/content/2003-05/19/content_1414826.htm

作者: 袁氏家谱 时间: 2006-4-15 17:18
标题: 山东省大事记中有关袁世凯的记录1...
山东省大事记中有关袁世凯的记录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6月4-6日袁世凯奉旨率新军八营由天津小站赴德州“操演行军”，并藉以“弹压”拳民，保护教民。  6月18日高密大吕庄村民因德铁路公司人员插标不公及污辱妇女，群众拔标并打伤通事，迫使工程暂停。  6月24日德胶督叶世克借口“保护路务” 派兵至高密，在堤东庄枪杀守圩村民15人。 25日，进入高密县城。27日，又在刘戈庄枪杀村民7人，并焚毁县城书院的书籍和桌凳。毓贤派员交涉，赔偿德人桩价、兵费银4500多两，德军于7月1日撤回青岛。  7月4日袁世凯上奏清廷，提出“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 4项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以“导愚民而结邻好”。清廷命毓贤对“分驻巡兵”一条应即查照办理，以在胶州各邑及铁路经过处来往梭巡，“于保护之中寓钤制之意”。其余各条，与德方“商订妥洽，分别酌办”。翌年1月，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兵镇压高密人民抗德斗争，李金榜被捕。翌年4月，孙文率众在柳河堤设防迎战，大败清军。终因武器落后，寡不敌众，农民武装伤亡惨重，孙文被捕。在此事件中，高密县毛家庄、克兰庄、刘家苓芝、郭家南直、杜家沙窝等村庄的600多人惨遭杀害。孙文于翌年7月被杀害，李金榜被充军黑龙江。  12月5日美使康格照会总署，要求撤换毓贤。6日，清廷屈从外国侵略者意旨，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署山东巡抚。26日，袁世凯率新建陆军抵济南。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3月14日清廷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3月21日袁世凯和帮办山东交涉路矿事宜的荫昌，分别与德华山东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签订《胶济铁路章程》，与德国驻青岛矿务公司总办米海理及司米德订立《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  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再次要求清廷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袁世凯为扩大政治资本，乘机扩军，至19日，集成新兵20营，增立一军，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  4月22日袁世凯与德胶督叶世克订立《山东胶澳交涉简明章程》。  5月1日清廷命袁世凯就拳民改为团练一事复奏。袁世凯旋奏称：“查明拳会实难改练乡团”。  5月20日袁世凯在山东机器局内创办武备学堂。  本月海丰县崔曰永等到罗苏庄组织义和团，8月上旬捣毁南岭等地教堂。  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2000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 6月21日，清廷发布对外宣战谕旨，并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山东义和团冲破袁世凯的压制复起响应。至8月，先后烧潍县美国教堂乐道院，拆毁曹州德国天主教堂，攻占阳信、沾化、阳谷、德州、临清、陵县、冠县、商河等地的外国教堂，并在阳谷、德州、陵县、冠县、蒲台、滨州、齐东、章丘等地抗击袁世凯派来镇压的清军。义和团运动遍及鲁北，进而发展到京津地区。8月14日，侵略军侵占北京，北京失陷。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残酷镇压下失败。  本月袁世凯派兵将山东内地的外国传教士护送到烟台、青岛躲避。  本月清廷命袁世凯带队赴京勤王，袁以山东海防紧要，胶澳事务不可分身为由，拒绝赴京。  7月清廷调驻青州满族旗兵500人到北京南苑抗击八国联军。  本年袁世凯在济南设立教养局，收容难民，生产布匹、靴鞋、木器、绳经、席箔、毛巾等手工业产品。  本年山东省抚部院官立中西医院在济南设立。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清廷命各省筹摊赔款。山东每年筹摊赔款银90万两。另外山东赔偿教堂、教民“损失”80万两。为筹措赔款，11月3日，袁世凯上奏盐务变通章程，以“整饬盐务”为名，每年加征银二十八九万两；以“清理漕费”为名，每年加征银30万两；以“地丁提盈”为名，每年加征银50万两。同时将烟、酒、糖、茶等税加抽三成。袁世凯的殃民措施受到清廷嘉赏。  10月袁世凯奏准在济南创设山东大学堂，当年招生300人，唐绍仪任校长，美国人赫士任总教习。此系山东最早的官立大学。  11月7日袁世凯奏准在山东设局铸造银元。  本日清廷命袁世凯署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张人骏调任山东巡抚。本年袁世凯奏设商务局，并拟定《试办商务局暂时章程》，鼓励创设公司，扩充商业，振兴工艺，兴办商务学堂及成立商会。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本年袁世凯在德州征地850亩，建立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简称德州机器局) ，生产武器弹药。1912年改名为陆军部德县兵工厂。
1904年(光绪三十年) 5月1日袁世凯、周馥奏请开济南、潍县、周村为商埠。15日，外务部奏请照准。  9月29日直隶大名、顺德，河南彰德等府，山东东阿县一带，会党聚集，酝酿反教，清廷命袁世凯、周馥、陈夔龙指令地方官严查。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夏袁世凯以武卫右军先锋队为基础，编成北洋常备军第五镇，驻济南、潍县，统制官吴长纯。不久改称陆军第五镇，仍驻原防，直属陆军部管辖。1912年9月，改称中央陆军第五师。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1月13日清廷命袁世凯速令夏辛酉率军前往山东督办兖、曹 “剿匪” 事宜，“所有在曹(州)先锋及巡防各营均归调遣”。
1911年(宣统三年) 11月15日《齐鲁公报》在济南创刊，革命党人王墨仙任总经理，赵心如任总编辑。次年1月23日，因讽刺袁世凯等人被查封。

1912年(民国元年)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15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致电孙中山与袁世凯，主张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和山东巡抚张广建均行退职，由第三者统一山东政权。17日，山东各府代表在济南开会，公举胡瑛为临时都督，并议决胡未到任前由柳成烈暂代。19日，张广建邀胡瑛派代表到济南协商政事，胡瑛遣代表3人如约赴会。张佯推胡瑛为都督，暗则图谋自立，次日将胡所派代表押解出境，包围咨议局，占领济南邮政局，包围商会，捕杀革命党人数十名。胡瑛发电向张广建提出抗议。20日，袁世凯令张广建的军队退驻莱州，并悬五色旗。 3月15日，袁世凯令各省督抚改称都督，文武各官照旧供职。巡抚张广建遂改称都督。  3月19日，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致电袁世凯辞职。袁世凯将张广建调离山东。3月28日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  12月1日袁世凯发布训令，全国各县及有直辖地方的府、直属厅、直隶州长官，一律改称知事。未裁各道及无直辖地方的各府长官名称暂时不变。山东奉命执行。
1913年(民国2年) 5月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7月，三党山东支部合并为山东进步党支部，李莪青为部长，夏溥斋、张介礼为副部长。  本月袁世凯向南方用兵后，张勋率部队从兖州经鲁南于7月占领徐州，北洋军阀在山东的统治得到加强。  7月16日驻徐州的冷?部第二师讨袁军向驻山东韩庄的北洋军第五师发动进攻。第五师得张勋和田中玉增援，冷部失败。  7月26日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派兵至青州，包围在青州秘密准备武装讨袁的革命党人鲁东讨袁军支队司令赵同普及赵惠斋、刘德铭等20余人。赵同普等被捕解济。8月20日，赵同普、赵惠斋、秦明堂、刘德铭、车师夏、何凤翔等6人在济南英勇就义。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除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继而下令解散国民党在山东的组织。  11月26日袁世凯再次下令尊孔，并接见孔令贻，授予一等嘉禾章。  11月29日山东、奉天等省天主教会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参众两院，请求删除《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规定，以免引起他教恶感。
1914年(民国3年)
  1月18日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奉袁世凯之命，派军队驻曲阜保护孔林孔庙。2月7日，袁世凯通令各省崇祀孔子，于春秋两季在文庙行祭祀礼。20日，又公布《崇圣典例》，命令保护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及各地文庙。9月8日，批准孔府祀田归孔府所有。  2月3日袁世凯根据山东等省民政长官的所谓指控，下令停办地方自治会。2月28日，下令解散各省议会，一切行政事宜由各省行政长官负责。山东省议会、各县县议会相继解散。  2月11日袁世凯调田文烈去河南，任命高景祺为山东民政长兼会办山东军务。  6月2日袁世凯公布各省所属道区域表。山东4道，分辖107个县：岱北道改称济南道，辖27县，岱南道改称济宁道，辖25县，济西道改称东临道，辖29县，胶东道辖26县。  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废各省都督，于北京政府设将军府，各省设将军行署。山东都督靳云鹏改任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8月下旬-10月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无力东顾，对山东觊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向盘踞在山东的德国侵略者宣战，同时对中国政府以武力相要挟。 8月24日，驻京日本公使日置益面见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要求划黄河以南为日本对德作战区，并撤走胶济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军。8月3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驻日公使告知日本政府： “胶济铁路潍县以东至青岛日本可任便布置”。8月31日，日本侵略军侵占胶州湾附近各岛屿；9月2日，日军第十八师团2000余人在龙口登陆。10日至13日，侵占平度、即墨、高密、胶州。9月18日，日本陆军独立第十八师团第二批部队在崂山湾登陆。23日，英国侵略军900人亦在崂山湾登陆。9月2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潍县车站。 10月3日日军沿胶济铁路西侵，占领青州和济南车站，坊子、淄川、金岭镇的煤铁矿被占领。袁世凯下令中国军队撤离胶济铁路沿线地区。10月31日，日
英联军近3万人向盘踞青岛的德军发起总攻，11月7日，德军投降。自此，德国侵略者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侵略者所攫取。  10月16日各省将领因日本侵略军侵占胶济铁路致电袁世凯，提出应防备日本有非分企图。袁复电称：“日本素敦睦谊，谅亦不致有意外之举，各将军务须镇静以待，不必稍形惊扰，致碍外交前途。”  11月18日袁世凯令徐世昌督办直隶、濮阳黄河堵口事宜，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巡按使为会办。  11月21日日德交战后，莱州、青岛一带民众深受其害，胶州、潍县、高密、即墨等地又遭水灾，袁世凯批准将山东灾民迁移黑龙江省垦殖。  11月25日山东巡按使与日侵略军代表商订《胶济铁路临时治安条款》。
1915年(民国4年)
  1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日两国公使，要求正式取消山东交战区，两国在该区域内的军队应一律撤退。日本拒绝。  1月18日日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内容共分五号。有关山东问题的内容是，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山东内地及沿海一带土地和各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由日本建造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中国从速开放山东省各主要城市为商埠。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基本接受了“二十一条”。25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订“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全国各地掀起反日倒袁的爱国热潮。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8月6日北京组织“筹安会” ，鼓吹帝制。9月，山东将军靳云鹏积极响应，与14省将军联名电请袁世凯速登帝位。  12月31日袁世凯申令改明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即皇帝位。

1916年(民国5年)
  1月1日袁世凯令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1月12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召开会议，制定讨袁计划，即先以主力占领潍县，扼胶济路中段，然后向周围扩展；一部占领周村后，西进济南；另派游击队于济宁、兖州各地集合民军，分兵南袭峄县，阻止张勋部北上。2月，东北军各部开始行动，反袁斗争在山东展开。 3月13日孙中山令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统率直隶、山东、山西讨袁军队。  5月初居正所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及夏重民等人率领的加拿大、美国等地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部”进攻潍县，同山东北洋军第五师张树元部展开激战。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吴大洲部攻占周村，宣布独立，另立旗号，改称山东护国军，吴大洲自任都督。23日，居正所部革命军占领潍县，张树元部退走。此后，山东革命军和护国军分别攻占邹平、临淄、淄川、即墨、高密、安丘、莒县、诸城、平度、日照、昌乐等10余县。  5月15日山东护国军第七军敢死队300余人，夜间由胶济铁路乘货车潜入济南商埠，东趋攻城未成，16日晨撤出济南。25日、27日再攻济南均未成功。  5月30日山东将军靳云鹏离任进京，袁世凯任命张怀芝为济武将军，署理山东军务。  6月4日革命军数百人又攻济南，未克。  6月6日袁世凯死。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7月6日，北京政府改各省督理军务为督军，改巡按使为省长。张怀芝改任山东督军，巡按使蔡儒楷停职，孙发绪署山东省省长。

作者: 袁氏家谱 时间: 2006-4-15 17:51
标题: 袁世凯后人谈袁世凯：“将近一个世...
袁世凯后人谈袁世凯：

“将近一个世纪之前，我的曾祖父袁世凯没有迈出这一步，走回老路登基当洪宪皇帝；蒋介石、毛泽东……一代又一代中国的领导人都没有迈出这一步；什么时候中国能迈出这一步呢……”现居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爱德蒙顿市的画家袁始，回首他八十年代末决定出国的动机，感慨系之。　　

历史上越着名的人物，光芒会越长久地投射于其后人身上，阴影也会越长久地笼罩于其后人身上。有志气的后人，往往要用很长的岁月去挣脱这种光芒和阴影，开拓属于自己的人生。从袁世凯的长房长孙家走出的袁始，到现在仍在与这种“名人之后”效应搏斗。当他接受多维记者采访的时候，郑重表示：希望读者更多地关注他本人艺术追求历程的山重水覆，创作造诣的优劣得失，而不是将他只当成袁家余脉中的一环。

洪宪“老爷爷”
　　袁始是他美术创作的笔名，他真名叫袁缉燕。袁始与他的曾祖父袁世凯、祖父袁克定、父亲袁家融，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是写中国近代史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从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到近年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日趋客观公正。中国当下许多名人辞典，在“袁世凯”辞条下已经闻不到多少口诛笔伐的火药味了：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世代官宦的大家族。早年科举不第，弃文投军，依附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1892年，清藩属朝鲜内乱，求助于清廷，袁随军入朝平乱。袁表现出较高的外交、军事才能，为朝野瞩目。1894年受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受命以道员衔赴天津仿造欧洲军制督练“新式陆军”，扶植日后北洋班底。1898年袁参与镇压维新派。1899年任山东巡抚，1901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宣统继位，受清皇室排挤，袁被迫下野隐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国内外形势所迫，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袁深知清廷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全国革命势力及其旧部，倒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　　

袁世凯死后25年，1941年曾孙袁始才出生在北京宝钞胡同，但对“老爷爷”（他们这一辈这么称呼袁世凯），他从历史课本上没少读到，从父辈口中没少听说。很可惜，虽然早年间听父亲说过三两句“袁世凯有些事也不完全像外界传的那样”，但父亲语焉未详，袁始也不明就里。但他知道：袁世凯搞“新政”，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一些顺应世界潮流、改变中国传统政体的想法，掌权之后，却又当了洪宪皇帝…… 　　

袁始对多维记者说：“我在年轻时就想过：中国的封建社会实在太长、太长了，人们对于‘民主’没有概念。袁世凯那时是多好的机会，他应该再往前走一步，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各种势力都在影响他，他主观上也有原因：从小受那一套四书五经教育，也没出国留过洋，对西方的议会制度毫无亲身体验，他有他的局限性啊。人们要想改变中国这个封建社会，真是很长很长的一条路，每一代人才能往前走多小一段？……”　　

尽管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就砰然破灭，尽管到了抗战年间家境每况愈下，但是世家总是世家，袁始童年时赶上了烈火烹油般富贵日子的一段尾声。“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耍游戏。每天到开饭了，入夥围上大圆桌，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座位，坐下就吃，奶妈就站在后头，吃完了，她就把你抱下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但是钟鸣鼎食的日子，与其说让小袁始感到风光，不如说让他感到孤独。　　

袁世凯身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他的一妻九妾，留下17个儿子、15个女儿；女儿们生的外孙、外孙女且不论，光这17个儿子，就又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中国封建大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淡，就跟巴金的《家》《春》《秋》里写的那样。不像小家庭，家人之间彼此牵肠挂肚。我们家每个孩子都隔离开来，我从小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到上学了，我才找到同龄的伴儿。所以我这个人从小特别渴望友情、珍视友情。”

落难太子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历史书上是个被否定的人物。他是袁世凯的结发妻子于氏所生，曾到德国留学，通晓德语和英语。

历史上记载，袁世凯走南闯北做官，袁克定都随任在侧，对旧官场非常熟悉。他急于推动父亲黄袍加身，当开国皇帝，这样自己好顺势当上太子，以至想出了一个损招：对袁世凯不仅封锁、更伪造舆论。　　

袁世凯平时不看别的报纸，只看在北京销量较多的《顺天时报》，这份由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常常登载反对帝制的言论。袁克定非常担心袁世凯看到后会动摇称帝决心，就布置手下一班人马伪造了一份假《顺天时报》，无论是刊头题字还是版式，都和真的一模一样，但刊登的文章都是拥护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每天看到这些，心里当然喜孜孜。　　

不料袁家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父亲，袁世凯第三个女儿袁静雪让她顺便买些五香酥蚕豆。第二天丫头买来，包蚕豆的是整张《顺天时报》。袁静雪无意中发现，这张报和他们平时看到的《顺天时报》文章调子不同，忙找到同一天的报纸比对，发现两张报日期相同，内容却不一样。袁静雪去找二哥克文问是怎么回事。克文不敢说破，鼓动袁静雪去告诉父亲，这下把戏才穿帮了。袁世凯气坏了，用皮鞭把袁克定痛打了一顿。但悔之晚矣！　　

谈起往事，袁始并没有为尊者讳：“对于袁世凯称帝，应该说我爷爷袁克定是有一定责任的，他搞‘劝进’，还搞出一张冒充民意的报纸，误导了他父亲……”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有一篇《君子之交》专写“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袁克文也名列“四公子”）。张伯驹将已届晚年的袁克定接到自己家住了十年，对这位“落难太子”的评价相当不错，说他“雅儒正派”，“也是有气节的”。　　

不过，这本书中记述张伯驹说“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去世的”，袁始表示似有出入：“我记得我爷爷是1957年去世的，我祖母晚一年，1958年去世。爷爷也好象没有活到80，是79岁时死的。而且，他是在自己家里死的。”　　

袁始见过这个差点当上“太子”的祖父，尤其是四岁开始，甚至有一年多时间与他朝夕相处。那时，袁克定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当时我奶奶带着我爸爸和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都住在北京城里，只有爷爷袁克定带着私人医生、厨子、听差住在颐和园。母亲因为在大家庭里心情压抑，得了‘气瘰脖’，爷爷才破例地让她去那儿养病的，她把我带去那儿住了一年多。”　　

“不过，”袁始回忆说，“我跟他每天都要见面，基本上没有谈过话。早上他从外面散步回来，坐在书房里，我们吃完早点，进去给他请安。他就在鼻子里哼一声，有时候放下书，看我们一眼说，好，去玩吧！有时候他只顾看书，连头也不抬。我们就赶紧退出。有时候我在园里追跑疯闹，奶妈看见他大老远散步过来了，赶快对我说：爷爷来了！我就立马站直，等他走过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解放后，政府不允许私人在颐和园里住了，“爷爷被赶出来，他的古玩都给扣下，不许他带出园。我上小学的时候去颐和园春游，清华轩对外开放了，我绕到后面，看到原来放古玩的房间贴着条，写着‘袁宅’。”　　

袁克定搬到张伯驹在挂甲屯附近承泽园的住宅寄居。“我们在寒暑假时都要去看望他。他去世时我在天津，也赶回来参加葬礼。后来他葬在八宝山。”　　

袁始说他对祖父的印象跟史书记载的不相吻合。“我见到的他是一个很严肃、注重做学问的人，对于官场应酬没什么兴趣。”不仅抗战时婉拒日本人给他的官职，中共曾想给他挂个“政协委员”之类头衔，也被他谢绝。袁始说：他对作官没兴趣，是不是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扮演了不光彩角色感到内疚？“我这没什么依据，纯粹是我个人推断而已。”　　

袁始还记得祖、父见面的情景：“他端坐在椅子上，我父母不能坐，站在旁边。他说什么话，我父亲都只说‘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对他表示过不同意见。”　　

袁始还回忆说：“有一个夏天傍晚，我父亲在排云殿前面那个小码头上，穿着游泳裤与两个人在说话，我在旁边玩。就听见不知谁喊了一句：大爷（袁克定）来了！我父亲吓得从码头上一头扎到昆明湖里去了，一直游到龙王庙！他知道他大庭广众这么穿着游泳裤，我爷爷看到了肯定会大为光火。”

地质功臣
　　多维记者问：那么你跟你父亲在一起时，也是这样吗？　　

袁始笑起来：“哪能呢！我父亲这一辈受美国生活方式的感染，不这么着了。在子女教育、父子关系上都不一样，不讲这种长幼有序、父子尊卑了。”　　

袁门一部家史，到了袁世凯的长孙、袁始的父亲袁家融（以及他的同辈堂兄弟们）这儿，开始翻页，另启新章。袁家融可以算转变风气的一代。　　

“父亲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名额，跟着两个叔叔辈的一起去了美国上中学。”那是1920年，袁家融16岁，先到马萨诸塞州的私立Williston Northampton中学念书，然后进入位于宾夕法尼亚与新泽西交界处的拉法叶学院（Lafayette College），专业是地质学。

地质学不是一个特苦的专业吗？　　

袁始说：地质学当年属于博物学，父亲从小喜欢石头，对这个领域有兴趣。那个年代的人，好像不像现代人这么“实用主义”──“听说现在北京地质学院只能从农村招学生，城里孩子没谁愿报考了。”　　

袁家融随后又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学博士。但是他却没留在美国，一来当时美国正值大萧条，华人求职难上加难；二来，他得回国“奉命成亲”。　　

“我父亲不是‘风流人物’，他与我的母亲王氏，是他的奶奶、袁世凯的元配夫人于氏给作的媒，我母亲一直等着他。她是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他们家也是个大家族。我爷爷要我父亲回来成亲，说你不能耽误人家。”　　

袁家融就老老实实地回来迎娶王氏。这倒有点像胡适：别的方面思想再新，再反传统，在婚事上却恪守旧训，遵循父命。夫妇俩一年、两年就添一个孩子，“我有七个兄弟姐妹，五女二男，我是老六，从儿子上排是老二，第一个是哥哥，比我大八岁。”　　

袁家融自打1930年回国，就走自己的路。他先去开滦煤矿当工程师，“当时我爷爷袁克定是那儿的督办。很快我父亲就离开，去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也在北京大学兼职──他不愿在袁克定手下任职，他觉得别人会认为自己没本事，是‘大树底下乘凉’。”　　

上个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后期，经济一团糟，物价飞涨，大学里也开不出工资了，袁家融的夫人又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这下生活维持不下去，只好离开。“我有两个舅舅是天津知名的实业家，是启新水泥公司、东亚毛纺厂的大股东──东亚毛纺厂你听说过吗？解放初期，他们‘抵羊牌’毛线很有名，商标图案是羊犄角对犄角，民族资本家用这个牌子谐音‘抵制洋货’。大舅舅有家贸易公司，我父亲就去那儿当了副经理。但他这个人对做买卖没多少兴趣，只干了两年。当时有个华北物资交流大会，绥远省长在会上认识了他，得知他的学业经历，就请他去绥远主持地质勘探。他很高兴回本行，就去了。”　　

袁家融这一去，做出了不一般的贡献，后来的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包钢就从他的汗水心血中萌芽。“五十年代初期在白云鄂博、大青山发现铁矿矿苗，就是我父亲的功劳。”　　

整整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在袁始脑海中恍若昨日：“那年他回来，给我们带来内蒙古的大块黄油。他给我们孩子们讲住在老乡家，老乡给他们地质勘探人员做最好的饭，是‘油面卷’，做的那方式让人……没法吃！主妇把棉裤腿卷起来，没水洗澡嘛，那皮肤全是黑的，只有膝盖上面一段露出皮肤本色，她们拿面在那儿一搓就是一个卷儿──咳，皮肤本色就是这么显露出来的！‘油面卷’搓多了，下锅一煮，就是他们最好的饭了。”　　

袁家融干了几年，调到武汉地质学校去任教，几年后再调往贵阳工学院当教授，一直干到1964年年满花甲时退了休。他在1996年以92岁高龄辞世。

直落底层

　　父亲漂泊的年头，袁始有时跟着漂泊，有时父子离散。“我上过的中学多了，先在北京七中，后来父亲到武汉任教，我跟着转到武汉五中，从暑假念到寒假；我母亲在南方住不惯，她娘家人都在天津，就把我又带到了天津……”　　

1959年，从小就爱涂涂画画的袁始，考进河北美术学院专攻油画。如果说袁世凯、袁克定那两代人留下日本文化痕迹，袁家融这一代受美国风气浸染较深，那么，由于中国五十年代对苏联“一边倒”，袁始这代人的青年时代完全处在苏俄的光影笼罩之下。苏里科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列宾《伏尔加河的纤夫》……俄罗斯十九世纪巡回展览画派，对初踏艺术创作道路的袁始，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1963年他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展览部。“在那儿成天要遵照上级要求，一板一眼画科普宣传画，几乎没有时间画自己想画的东西。我就设法调到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装潢设计室，虽然也不能画油画，但是工作本身要求有创造性，要设计很多产品，包装、封面设计……我都搞过。”　　

“文革”爆发，袁始首当其冲，倒了大霉。革命群众逻辑如铁，无可辩驳：你的曾祖父做过皇帝梦，你怎么可能不想复辟、“恢复失去的天堂”呢！“我原来填表，家庭出身一直填‘职员’──父亲是教书的知识分子么；到了‘文革’就不由分说了，袁家子孙嘛，打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家庭；我成了‘黑五类’，家抄了，文物照片都没了，单位还要遣送我回原籍──也就是袁世凯出生地，河南项城。我不肯去，我从来就没有去过原籍！当时年轻气盛，我想没犯错没违法，总不能把我押走吧？一跺脚不辞而别。从那时起，我就算脱离单位了。”　　

没了单位，就没了逼迫；可没了工作，也没了收入。很快生活就成问题了。自己成年了，哪能再向父母伸手？父亲那点退休金自顾不暇。他到街道办事处去申请一份工作，他们说他算“自动离职”，正式工作不能给他。“我去求了好多次，最后他们说你要乐意，就干临时工。我就进了临时工的队伍，嗨呀，北京城里所有苦活、累活，我差不多都干过：跟着汽车装卸，冬天到各个单位烧取暖的锅炉……也给人画大影壁‘毛主席在北戴河’‘毛主席去安源’什么的──一进单位大门，迎面就是这么一幅巨画。当时搞‘红海洋’（在大片建筑外墙用红油漆刷满标语和毛泽东语录，“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我也去刷过。”总之，有美工的活就干美工的活，但更多的日子只有卖体力，一干就是十年。　　

运交华盖的岁月，他的太太却毅然来到了他的身边。罗蕴华与他在天津时就相识，父亲从事药品研究，她“文革”前从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天津教中学，当时弄到进京指标很不容易，她为与袁始在一起，降格当小学老师。　　

“她没有嫌弃我，她知道我的追求。”艺术追求，是他们小两口心灵的纽带，也是他精神的支撑。两个人一个月收入百来块钱，最大宗支出是买颜料调色油、买画笔画布。“白天我流汗，晚上我就在灯下画素描──那时反正也没电视。到周末天刚亮，骑上自行车，带着画箱画布、一天的饭，还有一军用水壶的水，就出门写生了：十渡、香山、沙河、圆明园……一出去一天，风雨无阻。有时下雨、下雪，景色跟平时不一样，别具情调，还更要出去。”一个星期六天都卖给了别人，唯独星期天是自己的，多么充实，多么放松，“可找着自我了！”　　

1968年，独生子仿吾出生。“为要不要这个孩子，我们思想斗争了很久：时代这样不稳，生活这样不安，自己的社会处境又是这样受压抑……生个孩子，不又增添一个‘袁世凯的孝子贤孙’，跟着我们遭罪？后来是岳母再三催逼，我们才要了仿吾。”周末出外写生带上孩子，增添了乐趣，孩子大一点了，就归他拎画箱了。

下海从商

　　袁始一直铭记着一个共产党的上将──张爱萍。　　

“文革”恶梦结束后，张爱萍将军在国防工业系统促成创办了“神剑文学艺术学会”，还出版了《神剑》文学月刊。袁始虽然背着沉重的出身包袱，但一直锲而不舍地画画，毅力与才气在艺术圈中很有口碑。当袁始的朋友介绍他去当刊物美术编辑并承担一些美术设计任务，居然被接受了！他妻子也跟着调到了“神剑”。　　

多维记者问：你认识当时北京“星星画展”那些人吗？袁始笑说：怎么不认识？到了周末，我那只有一间房的家中高朋满座，烟雾弥漫。朋友们屡屡邀他加入他们的艺术团体，但是袁始却有自知之明，摇摇头。毕竟，他比他们年长，又是这样的家世，他们“根正苗红”，可以大胆放言挑战体制、挑战当局，他却没有这样的资本，一把“幕后操纵者”的达摩克利斯剑是每分钟都可能落下来的。他只是更加紧自己的美术探索，逼仄的居室四面墙上都挂满了画，连顶棚上也挂了画，得仰着头琢磨切磋。　　

1982年，袁始和太太办了停薪留职当了个体户，成立了“原始装潢设计室”──正是这个时候，他把“袁缉燕”这个名字留在昨天，而要以“袁始”为人知晓了。　　

“铁饭碗”好不容易失而复得，为什么又不要了？“我一直对‘铁饭碗’不留恋：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哪有几个搞‘铁饭碗’的？中国没端‘铁饭碗’的也是多少亿人呢。”袁始还记得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当临时工一个月挣七十来块钱，转正了居然只有六十几块钱！　　

为什么改名“袁始”？“我一直就希望能够返朴归真，回到自然。我听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听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甚至听米歇尔·雅尔用电子合成器奏出的缥缈旋律，我的心遨游于天地之间；而阅读杰克·伦敦的小说，我又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抗争命运的生命冲击力。”　　

值得一提的是，退休地质学教授袁家融对儿子当个体户的选择，十分支持，帮助他调换到虽闹闹哄哄，却对开展业务大有助益的临街住房。　　

袁始一下海就觉出了很大压力。“例如，承接一个产品的包装设计，人家是有计划、有时间要求的，晚一分钟也不行，应下了就要按时完成。虽然当时还没有违约要上法庭、承担经济责任这些说法，但是人要讲信誉呢，不能给人家耽误事。”　　

经济上很快打了翻身仗，“那时候，我很快就成万元户了”，然而顾客多了，任务重了，虽然没有行政领导管着，可市场竞争的压力更厉害，周末也不能休息，画画的时间更少了。　　

1987年底儿子出国留学，袁始跟太太商量，乾脆关掉了设计室，就靠给些老客户承担小型设计来维持生计，影响创作的活就不接了。　　

袁始对多维记者讲起这一段，不由得十分感慨：为什么我对权啊钱啊不那么看重？因为我见多了世事无常，富丽堂皇转眼成空！他举他那位天津实业家的舅舅为例：舅舅起先住在天安门近侧南池子缎库胡同的“大宅门”里，可“文革”时独自一人死在天津地下室；缎库胡同旧居成了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家，可罗氏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自杀摔断了腿。“我自己家族衰落的历史，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啊！”所以与其追求金钱、权柄，不如追求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艺术，“我画画，探索的就是如何融入永恒，给后人留下我这个世纪的美好的东西。”

混血后裔

　　袁始给儿子起名“仿吾”，儿子还果真像自己：19岁去美国，读的就是袁家融那所着名的Williston Northampton中学，中学里有个美术活动小组的房间，他从那门口过，一闻到那调色油喷香的味儿就挪不动步了，“从小咱们家就是那味儿啊！”后来他进了爱荷华州的Grinnell学院，选的专业是欧洲美术史，还选修了政治学。　　

在校园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太太Stacy Vogt，一位念社会学的德裔姑娘。说起来，这已经不算袁家首桩跨国婚姻了，袁世凯本人就曾经一次娶了三位朝鲜姨太太，不过，那毕竟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内，而袁仿吾娶的是一位西洋文化中成长的妻子。Stacy后来在爱荷华大学拿到硕士，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拿到博士，现在，她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社会学助理教授。　　

袁仿吾暂时搁下自己的学业，支持妻子念书，他在好几家公司工作，干得最久的是在一家摄影器材零售商店当经理。现在，随着Stacy工作逐渐安定，他们的混血女儿袁枫（英文名字Katarina）已经五岁多，他寻思着自己该如何施展了。　　

多维记者问袁始：对儿子找德裔太太，你没反对吧？　　

袁始笑了：我们给予他充分自由，只是……只是与儿媳妇毕竟交流要困难一点。　　

袁始本人八十年代后期决定出国。1989年秋天，他通过朋友联系到纽约曼哈顿办个人画展。“当时其实材料并没备齐，因为是请的父亲一个拉法叶学院校友、退休将军做经济担保，申请签证时，领事特别痛快，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画家’，他马上说‘欢迎你到美国’。”　　

他那次一个人来到美国，画展并没办成，后来到爱荷华去看望了儿子。过了两年，他们夫妇俩到了加拿大定居。现在，他与一个合伙人开了个公司，从事引进、外贸方面的业务。　　

袁家后代中，在国外的多吗？互相之间联系密切吗？　　

袁始想了想：海外有一些，好像还是在国内的多。我与亲戚来往不太多。　　

多维记者追问：你见过袁家骝吗？你该叫他叔叔吧，他作为物理学家，在他们那一辈中应该算学术成就最高、名气最大的了──虽然还赶不上他的妻子、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　　

袁始说见过他。他还记得七十年代初期他们夫妇第一次回中国时，“我哥哥、姐姐陪我父亲去北京饭店见他，那次我没去，但我将一件东西托他们带去转交给袁家骝，那是他父亲，也是我祖父的弟弟袁克文一本诗集的手迹。‘文革’抄家时我挺喜欢这本东西，偷偷藏起来。袁家骝拿到这本诗集非常激动，那时他手里还没有一件他父亲亲手写的东西呢。”　　

与其他名门望族相似，袁氏宗族也代代传家训、续家谱。袁始说他小时候还见过家训，一直放在家里，但“文革”抄家之后就再没见着了。而袁家的家谱“在解放后就被扫得差不多”。他听说袁家骝回河南项城时，提议过“续家谱”，但后来也不了了之。　　

重提袁家先祖的陈年往事，很难不浮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袁始就是这样一只“燕”（我们记得，他本名就叫“袁缉燕”），以“寻常百姓”的身份，自尊，自立，自强。

作者: 袁氏家谱 时间: 2006-4-15 17:52
标题: 袁世凯生平简介 ...
袁世凯生平简介袁世凯(1859.9.16—1916.6.6)，字慰亭，亦作慰廷，尉亭，号容庵。出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一个官宦大家族。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生子四人，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教谕；袁甲三是进士，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凤三是庠生，曾任禹县教谕；袁重三是生员。袁树三有子二人，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官至盐法道。袁保中捐纳同知，未出仕，在家经营田产。生有两女六子，袁世凯为其第四子。当捻军王庭桢部占领项城城东新兴集、尚店等地，扬言将攻打县城时，袁保中组织团练对抗，在城东北40里险要处另筑袁寨，举家迁入。袁保庆于同治五年（1866年）从家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时，因年老无子，便过继袁世凯为嗣。年方七岁的袁世凯随袁保庆至济南。七年（1868年）冬，袁保庆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袁世凯随往，侨寓扬州，复移南京。袁保庆在江苏受委办理督标营务处，后又任江南盐巡道，与驻守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过往甚密。由于咸丰年间，太平军围困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于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救，袁保庆主张救援，袁保恒则认为兵分则弱，力主不救。为此拖延日久，庐江被太平军攻陷，吴廷香被杀，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十二年（1873年），袁保庆因霍乱死于南京，吴长庆渡江视敛，抚棺痛哭，与刘铭传一起帮助料理后事。见到袁世凯时，均器重之。袁世凯扶柩回项城后，对他的教育责任转到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京做官的叔叔对他的影响，较之生父和嗣父都更大。十三年（1874年）春，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回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名师教导。在内阁中书任上的袁保龄认为袁世凯天资不高，浮动异常，对他的督导尤为严厉。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回河南参加乡试，不第。年底，和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四年（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大约就在此时，袁家分析家产，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一份丰厚产业，自为一家之主，自此更加放荡不羁，经常追欢逐乐。还组织“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为盟主。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从此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五年（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袁世凯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同年秋，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落第。袁世凯屡试不中，又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家乡不能再住，乃率旧部数十人，于七年（1881年）四月，前往山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吴长庆。吴长庆将他留在营中读书，袁世凯谦抑自下，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发生兵变。驻日公使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日本欲派兵侵台。朝鲜官员金允植也呼吁中国派兵干涉。张树声遂奏派丁汝昌、吴长庆率海陆军赴朝，以阻止日本借机生事。吴长庆仓促出发，军务繁杂，一切筹划都依赖张謇及其助手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堪定行军路线等。船抵朝鲜马山浦，一营官说多数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代理，袁马上部署，两小时内完成了登陆行动，吴当众大加夸奖。登陆后，吴长庆、丁汝昌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解往天津，恢复国王的统治。并派袁世凯率兵镇压起义群众，杀数十人。朝鲜国王设宴款待，袁世凯备受礼遇，甚至为其设立生祠。清政府也对平定“壬午兵变”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袁世凯以同知发分省补用，赏戴花翎。九月，朝鲜国王派使者向清政府致谢，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习，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李鸿章命吴长庆筹划。吴长庆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选1000人，分左右营，按淮军操法训练，武器准备由中国供给。朝鲜国王检阅后，极为满意，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500名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朝鲜内部分为开化、保守两派。保守派以闵氏为首，亲近中国，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为首，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命令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驻金州，留三营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奏举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成为驻朝淮军的重要人物。金玉均等认为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自顾不暇，便寻机刺杀保守派首领，日本公使率日军100余人支持开化派，冲入朝鲜王宫，捕杀保守派。袁世凯会同吴兆有要求李鸿章派军舰赴朝，准备举兵，保守派首领金允植等请求清军援助，袁世凯自行决定派兵入宫，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攻入日军占领的朝鲜王宫，日军自焚使馆，狼狈逃走。保守派重新掌权。事变后，袁世凯亲率淮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居。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认为“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国内即有人指责袁世凯擅启边衅，遂电告袁世凯勿遽与日本开衅，一并派吴大澂、续昌前往查办，吴大澂等抵朝鲜后，即命袁世凯撤队回营，听候查办。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前，已对其小觑之，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吴长庆离开朝鲜后，袁世凯更加妄自尊大，“一切更改，露才扬己“，令吴长庆非常难堪。吴兆有、张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凯眼中，极力加以排挤，企图将庆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有袁世凯一人主动，现在惹来查办，自然所有责任都需袁世凯来负，而袁世凯养官妓、贩卖鸦片、挪用军饷等劣迹，也都一并被暴露出来。李鸿章责令袁世凯如数认赔。并于光绪十年（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解职，离开朝鲜回国。然后，回到陈州老家“隐居”。次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至于日方提出的惩办袁世凯的要求，李鸿章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说伊藤博文极力要动摇你，赖李鸿章相国持正，颇费口舌，自是可感。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中、日从朝鲜撤军后，沙俄乘机插足，与闵氏集团勾结，企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李鸿章决定送李昰应回国，制约闵氏集团，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叔父袁保龄仍然充当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认为袁是“后起之秀”，袁世凯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他，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师，袁世凯没有接受劝告。他护送李昰应回到汉城，谒见朝鲜国王，面陈一切。闵氏集团颇为困惑和愤懑，禁止文武官员与李昰应来往。袁世凯多方调解无效，授李昰应密计三条后回到天津。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行动极为欣赏，上奏为袁请功。十一年（1885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李鸿章的提携使袁世凯感激涕零，上书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袁保龄也感到“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同时告诫袁世凯，今后对于清廷和李鸿章的意旨都要用心揣度，“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临事要忠诚，勿用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悔”。十月初七，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建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永庆等20余人。李鸿章赋予袁世凯巩固“宗藩关系”的权利，并要求朝鲜国王，有关内政外交事宜，都应随时与袁世凯商量。袁世凯使朝后，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朝鲜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袁世凯，另选一“公正明识者”。在李鸿章的保护下，袁世凯地位不但没有贬低，反而升为海关道存记简放。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全无认识，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迅速恶化，也大大低估了列强的野心。朝鲜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极力向李鸿章建议，要求派兵代戡。而此时，日本也极希望中国出兵，以便制造战争接口，于是极力怂恿袁世凯。在袁世凯一力保证“日本必无他意”后，清政府最终决定出兵，而日本也立即出兵。袁世凯觉察情况不妙，请西方驻朝公使调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方案。但日本非但不撤兵，更进而提出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的条件，进一步增派重兵。袁世凯立即连发3封电报，哀求李鸿章调其回国，李鸿章命令其“要坚贞，勿怯懦”。六月十三日，袁世凯称病，再次要求回国，获准。六月十九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惊惶异常，要求李鸿章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李鸿章令袁世凯赶赴平壤，协助周馥，联络各军，筹办饷械。袁世凯要求调任他职，李鸿章严令“即回本任”。袁世凯托堂弟袁世勋寻找翁同龢、李鸿藻设法，李鸿藻奏请让袁世凯统一军赴前敌。袁世凯无法，只得遵命。后随着部队接连败退。马关条约签订后，舆论谴责李鸿章，而作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为躲避责任，袁世凯眼看李鸿章将要失势，即不时与翁同龢、李鸿藻联络，提供不利于李鸿章的证据，并亲自撰文，弹劾李鸿章。因此得到顽固派的赏识，被任命训练新军。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命令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袁又添募2000余人，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二十三年（1897年），因练兵有功，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余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随即改名为武卫右军，成为荣禄掌握的“武卫军”之一。不久，升工部侍郎，仍专管练兵。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十四日，升授山东巡抚，率领武卫右军赴任。时正值山东义和团运动高涨，袁世凯颁布《严拿拳匪暂行章程》，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命令袁世凯率军拱卫京师，袁只派少数兵力到山东、河北交界处虚于应付。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一面，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两面讨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荣禄的4支武卫军全部崩溃，只剩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且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袁世凯又借机扩充“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所部已约2万人，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逝世。被李鸿章大骂为小人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翌年改为实授），在内、外政策方面，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将淮系集团全部吸收过来，政治、军事势利迅速膨胀。清政府筹办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让袁世凯兼任参予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将京畿警权掌握在手。此后，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他建议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为会办大臣。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1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基本形成。当时，“朝有六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袁世凯权高震主，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了兵权。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养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然后又任内阁总理。袁世凯借机迫使清帝退位，南京参议院也只得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后，袁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实行帝制，改元鸿宪。蔡锷等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五月初六，袁世凯因肾结石转为尿毒症，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忧病而死。终年57岁。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17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恒办实业，为人所熟知。袁克定为发妻于氏所生，通英、法、德、日文字，娶妻为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捐候选道，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邮传部承参、开滦矿务督办、董事长，1955年死于北京，终年77岁。袁克文为第三妾朝鲜人金氏生于汉城，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任清史馆纂修、中国文艺协会主席，编《心声》半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年）死于天津，终年42岁，著有《寒云诗集》、《袁寒云说集》等，袁克文有4子3女，其第3子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均为著名物理学家。袁克恒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袁世凯病重时，曾召见王锡彤，案头置一单，所有存钱、股票等共约200万元，指给王锡彤说：“余之家产尽在于斯”。张伯驹说其父张镇芳在袁世凯死后，为袁家分家产，其子女每人分到现款两三万元，股票两三万元。项城原籍田产2000余亩，均为袁世凯六弟袁世彤所有。此外，在彰德、汲县、辉县还有田产400顷左右。

作者: 袁明晖 时间: 2006-4-15 21:08
标题: 欢迎这样讲史实的好帖
欢迎这样讲史实的好帖

作者: 春风雨 时间: 2006-4-19 07:53
标题: 没有袁世凯就无詹天佑没有袁世凯就...
没有袁世凯就无詹天佑

没有袁世凯就无詹天佑　　沿京张铁路，去八达岭长城，经青龙桥，站台北侧便矗立着詹天佑铜像，旁边是孙中山题字碑，建于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此举有“民国国父”赞颂“中国铁路之父”的意思。其实，最有资格题写碑文的是三年前(1916年)死去的袁世凯，因为没有袁的大力举荐和支持，詹天佑便没机会“自行设计和建造”京张铁路。　1881年，被清廷强令中途辍学的94名“留美幼童”，回国后境遇很惨，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学非所用。有篇介绍“留美幼童”梁敦彦的文章这样写道：“梁敦彦和同学们归国后，以为在国外勤习八年，学到不少新知识，可以为国效力，谁知因他们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功名，处处遭官场白眼很难找事。梁敦彦几经周折，才在天津电报学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丧，返回时，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狈。”与之相比，詹天佑算幸运，被湮没七年之后，终有机会在铁路公司当上工程师，总算学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发奇想，希望能坐火车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赶紧筹措修建这条只有37公里的“皇陵专线”，詹天佑终被启用，迅速修筑完毕。说来有趣，这才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但路旁没有任何人的铜像，甚至至今没人愿意提及这个“第一”。
　　也是在1901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没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们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彦当上京奉铁路总办，他的同学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北洋外交负责人，另一个同学蔡绍基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大学总办，这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就在这期间，詹天佑被袁世凯大力保荐为京张铁路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使之完成了“中国用自己的资金、建筑自己的铁路”的梦想。2004年，钱钢、胡劲草著《留美幼童》一书，专辟一节，题“袁世凯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写道：“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都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真是“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
　　袁世凯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时之需而临时起意，还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贯做法？检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说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便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大学，是为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而后从1901年任直隶总督，到1909年被罢官回籍，袁世凯领导直隶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一万多所，拥有教职工20多万人。再说用人，有个进士叫梁士诒，被分配到直隶做候补官员，几年过去，仍没谋得个正式职位，郁郁不欢，终于鼓起勇气求见袁世凯。袁问：“有何特长啊？”梁答：“我楷书很好，会教书，能写诗。”袁说：“书奴伎俩罢了，你这种人，我属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没出息。”梁士诒听罢，惭愧至极，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点迷津。仆人告诉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经济人才。梁士诒卖掉衣物，遍购外交、经济书籍，认真苦读，揣摩领会，几个月后，再次求见。袁问：“还写诗呢？”梁答：“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识，已然更新。”于是谈起外交和财政两门学问，滔滔不绝，纵横议论，很有新意。袁世凯大为惊奇，马上聘请梁为财经顾问。众所周知，民国初年，梁士诒乃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后来还曾做过国务总理。时人论袁世凯爱才，决不任人唯亲，且全是务求实干之士，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凯青睐，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并非偶然。
　　当年，铁路开工时，袁世凯派其幕僚郑元直将一座鸟鸣钟送给詹天佑，以示关怀。后又有《致詹天佑函》，写道：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除此之外袁世凯与清廷交涉筑路决策，多方告贷筹措资金，排除洋人阻碍干扰，千难万难，比筑路之难恐不在以下。2005年10月12日，詹天佑的一座新铜像在张家口火车南站揭幕。至此，京张铁路两端，“京”有铜像，“张”有铜像，詹天佑先生彪炳千秋。

作者: 袁章焱 时间: 2006-5-3 20:10
标题: 哪个说得清哦,,,想想李世民,,,是怎做...
哪个说得清哦,,,想想李世民,,,是怎做皇帝,,,别人又怎么说他,,,

作者: 袁培 时间: 2006-5-10 16:05
标题: 最近，刚刚看完《袁世凯传》，掩卷...
最近，刚刚看完《袁世凯传》，掩卷思考，世凯公从去朝鲜到称帝前一直顺应历史的潮流，他组织建立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部队，培养出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将领，这些人在没有袁世凯的日子里如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综观这段历史，可能人们误把这种不幸强加在世凯公身上。可这恰恰说明了在那段历史长河中我袁氏宗亲世凯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很想到项城去缅怀世凯，去安阳看看我袁氏世凯公的故居，真的我们应该为我袁氏有世凯而感到骄傲，并且从前辈身上吸取经验教训，为广大我汝南袁氏王朝而努力奋斗。

作者: 袁冠烛 时间: 2006-5-10 16:13
标题: 历史是公正和客观的。她不会因为人的喜恶而...
历史是公正和客观的。她不会因为人的喜恶而改变。我们要正确对待每一件事。

作者: 一笑 时间: 2006-6-7 19:33
标题: 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在中国...
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订立二十一条出卖主权，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几乎每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都一律骂倒。诸如:“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根源，无非来自陈伯达解放前写的那本小册子 —《窃国大盗袁世凯》。笔者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有其客观性、阶段性和必然性，研究历史人物应当将其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考察。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教育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主体的积极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能不能还历史与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这无疑是史学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由袁世凯开创的北洋时代((1912-1928)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国政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执政的北洋集团并非漆黑一团，对后代、远东地区乃至世界关系的格局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对近代中国社会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措施，均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最黑暗”、“最反动”、“最倒退”、“窃国”、“独夫民贼”之动机与原因，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但这届政府明文规定的军法、约法、宪法三个阶段，以实现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根本与国情大相径庭，无法实施。就连追随孙中山多年的许多革命党人也坚决反对，孙氏虽然“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黄兴、陈英士、宋教仁、汪精卫等均认为:“收拾大局非袁莫属。’，①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也指出:“中国建设非袁莫属。”②黄兴致函袁氏更明确希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③。这决非偶然。李剑农在描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内慕说:“总括一句话: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心理，已注定南北议和之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侯f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粗的yip 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所以，在南北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衰世凯手里去了。”④这是按势力和人心竞争政治权力的结果。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最高决策集团关于讨论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时，曾发生了一场究竟采取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的激烈争吵。孙中山当时坚决主张总统制，他认为:“责任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拘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虎，以误革命之大计”⑤.然而，当总统一席非袁莫属后，孙中山又令临时参议院仅花32天时间，制定了一部《临时政府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这种与其谓制度上的选择，勿宁说“基于人事上的考虑”，因人立法的做法，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临时政府约法》第一章总纲第四条规定: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职权—统治权。”这样一来，参议院 (未来的国会)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机关，而且还是一个造法机关—制定宪法的特权和特殊任务，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均由它选出。这两项权力得以并存行使就不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仅有立法权一项所能享受的.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国会，一般只是立法部性质_戈奴是行使最高支法杖的机关，不完全同时享有制定、修改、解释宪法的权利，所以才称“三权分立”，以达制约功能。而孙氏参议院则身兼三种性质，即立法、民意、宪法三大机关，并同时享有弹幼权和同意权。这些 “独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保证实现责任内阁制的必要措施。国家元首的若干特权，在中国只是一种名义，由别的机关所行使，这当然不是重权力想干事的袁世凯所能接受的，于是就有《新约法》的出台。以《临时政府约法》为象征的“民国法统”，便成为民初政治斗争的一个中心向题’，既贪串在北洋系与反北洋系势力的厉次斗争中」，也贯串子性质不同的北洋系内部各派系间的多次斗争中。在东西方一般内阁制国家中，内阁须向国会负责，但是阁员的任命，则不必经过国会事先讨论同意与否;当内阁对国会不信任时，完全可以请求元首下令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诉之于人民。而《临时政府约法》却规定国会是永远不被解散的(事实上屡遭解散);责任内阁制又规定国务员之任命，必须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这在实践中势必造成一片混乱。该 “约法;\"不给行政机关解散国会之权，其结果，使整个民主政治制度完全失去了调整的机能，极大地增加了运用上的阻力。这种从未认真详密地研究中国的国情乃至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使匆忙抛出的根本大法，其破产是注定的，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所谓“国情”，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国民初政党非常畸形。它名目繁多而缺乏比较完整的政党理论和政党纲领，大多脱离群众和自己代表的阶级主体，追逐个人或小团体的名利，基本上属于旧时代“朋党”性质，不具备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性质，似无资格高谈阔论民主政治建设，他们大多也不是为此而奋斗。其二，辛亥革命未能触动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 当时的农村和农民，诚如列宁所说，是“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摸不关心”⑧。这也正是政治上层尽管变动频仍，人民群众却并不关心也无法关心的原故。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还提出_:“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这也是一种不符情理的要求。对此，国学大师章太炎指出: “江宁僻左，不足控制外落。清命虽眺，其遗萦尚在，北军未必无思旧主者;重以蒙古、东三省之援，死灰将得炽，赖袁氏镇制使不起耳。一日迁南，则复辟之祸作矣。……夫假人威力以剪建夷，名实归之;而又欲以小慧牵制，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孙、黄所以败也。”⑦可谓一针见血。因此，南京临时参议院于2月14日开会表决此案时赞成建都南京者仅5票，被否决。近代大实业家张春也认为，袁氏“不能南之义，一面有北数省人民，一面有在京外交团”，“若南，须以师从气⑧ 从清末新政到民初经济改革，是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的历史转折点。袁世凯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早在1901年11月，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思国家根本大计，端在民生，迩岁以来，工商之利见攘外人，吾民之失业耗财者何胜计愉?便开始了他大规模兴办近代农、工、商业的举措。首先，摆正农、工、商业的顺序位置。先设农务局，建农务学堂、农业试验场、农会，颁布《通伤重农保商令》、《植棉制搪牧羊条例》、《农商部奖章规则》等，以法解决“民以食为天”问题.促“农产日形发达，以收裕国富民之效啼。再设直隶工艺总局，“以创兴实业为宗旨”。他办了“工业学堂”、“考工厂”、 “教育品陈列所”、“实习工场”四事，并成为北洋官营实业的总机关及“直隶全省振兴实业之枢纽呛，造成对全国“各行省咸派员视察，籍为取法之资略的巨大影响，北洋“有如旭日东升，为全国所具瞻呜了。张春承认，袁公 “毕竟与人不同”，“江苏不及也呜。但已往的论著却这样评论道:“代表北方各省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是在北方地主买办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然而，袁氏培植发展起来的周学熙北洋集团实业，已被中国近代经济史家研究认为是民族资本。袁就任大总统后，进一步培植发展北洋集团实业的同时，大力提倡和培植一般商民企业的发展，做到两者联手，屡屡“劝谕绅商集股设立公司， ·一公司愈多，商力日厚，当有成效可观呛。 “实业为先，，。经音自由”，“尤应尊重，“切实振兴”、“善为提倡吻。为力加保护民间兴办实业，他制订《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并对新办实业予以保息优惠;对民营工业产品、原材料调配等采取减、免捐税等鼓励发展国货政策;还设立示范场所大张旗鼓地劝导人们兴办实业;为使官营、私营实业的产品打开销路或进人国际市场，开办了国货展览会和参加了外国博览会，“凡洋货之进口者，正不妨加重税厘，以杜漏危，而增进款”，一而对于土货制品税率则“分别减免，以轻负担而广销杨，。由于“(袁)宫保锐意振兴工艺，提倡、保护、奖励”，受到了当时中国工商业者的普遍称赞。对民初各种经济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袁政府也“极为嘉许”。其次，发展交通运输，大办基础设施。铁路“是世界贸易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此间题上，袁与清廷的认识相左。清廷视铁路为“握中央之枢纽鸣;而袁氏指出厂:京张铁路为“商务雄关”，“每年运输货物如蒙古一带所产之皮毛驼绒贩运、出洋，与南省运销蒙古各处之茶叶、纸张、糖、线、煤油等杂物，均大宗，计其价值颇称巨数”，建此路“致商务畅旺’，@。为快速发展经济，袁氏在1912- 1915 湘北年间，掀起了铁路国有运动。陆续将川路、、浙路:鄂路等收归国有。..胶济、平汉、、正太等铁路在其任督办铁路大臣时早已相路宁继建成通车。无疑地，为中国社会生活文明和日益近代化及商品经济的发膝提供了物质保丫去一二- 证和基础。第三，整顿金融，改革币制。财政金融是建设近代化国家的资金保证，是近代化发展的润滑剂一金融搞活了，对经济近代化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袁氏把银行作为金融发展的柱石来抓。他的北洋政府颁布了《农工银行条例》、卖证券交易所法》，将各省管银号改为省银行，统属于北洋政府中央银行，利于国债券、股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交易和市场的稳定，从而保证了民初发行的几次公债的成功。因为政府出面维持币值的稳定，加强了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和实力，有利于商业的信贷活动。国币之铸造发行权统统归于北洋政府，旧有之官局所所铸之币，亦由政府以国币兑换方式加以改铸。他成立了北洋政府币制委员会，制订了《国币条例》，统一铸币。这样，袁氏逐步实现了统一国币、整齐划一之目的，使新一圆主币—“袁大头”风行一时，起了主导作用。袁世凯设立国家银行，控制全国金融;同时鼓励地方建立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外国独资银行，在解决中央和地方资金匡乏问题上有了较大保证金的前提下，发行各种股票、债券以集纳大量资本，为铁路建设和发展农、工、商、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成绩斐然，意义重大. 第四，兴孚重教，开通民智。袁世凯对教育的重况和投人，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大大超过当时一般旧官僚为点缀润色“太平之世”而办一些培养“实业英才”学堂的功利目的。他深刻认识到:“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人才是“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中国当务之急，必须逐步做到:“无地不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全以此图强，奚不强?”。否则， “民智复无由大开，国力复无由增强”。这似在实际上主张实行基础性和全民性教育。袁氏是在庚子赔款巨大、资金严重不足情况下雷厉风行大办教育的。他严令各州县设立 “劝学所”，多派劝学员分赶各州套村镇劝学。这样，天津、直隶从农业大学到“幼稚园”;从女子教育到职业教育，从“半日半夜学堂”到劳教习艺所扩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宣讲所)，不但开展的有声有色，而且均制订了强迫与奖励的具体措施犷到1907年，各类学校达8723所。袁氏任大总统后，其教育思想与实践进一步发展，并推行全国.他在一篇文辞中更加强调指出:“实业之不发展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乏。无论何项事业，皆与科学有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啼正是袁世凯的提倡、重视与实践，才使“民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普设初级与高级小学校。在省县则设中等学校及专门学校”。。袁氏大办近代新式教育，大力培养富国强兵人才并大开民智工程，尤其重视师范教育、女师教育，建立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师范学堂、各府州县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等90余所，设立研究所和宣讲所，等等，具有十分鲜明的开放性、独创性. 第五，外交近代化与收回利权运动。长期以来，袁氏对外抗争、抵制与收回利权运动的历史事实一直被抹煞。他早在朝鲜时期((1882 -I89q)，同日本不仅进行了艰巨的外交舌战，而且展开了生死的王宫保卫战，且终生以日本为假想敌;1900年后，日本在我国东北虎视耽耽，妄图使东北与朝鲜联成一片。袁与徐世昌议定对日采取强硬立场:“不管是对日本、俄国或某个其他列强，凡是有关领土完整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作任何让步”，“尤其是对日本，我们一定要怀有较大的戒心啼。显然是经验之谈。但当人们翻阅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或有关专著时，毫无例外地会发现: “袁世凯敢于卖国、善于卖国、大肆卖国”和 “接受二十一条”的文字，这是在基本史实没有搞清或混淆了是非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袁氏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的史实人们可能知之甚少(笔者拟另文专论)，但众所周知，八国联军在天津设立的“国中之国”—“都统衙门”是赤裸裸的直接军事殖民统治，无人否认。袁氏督直断难容忍，拒不在天津而是去保定任事，并委唐绍仪与各国交涉，严正要求归还中国神圣不可侵犯之主权，尽快撤销所谓“都统衙门”。否则，本大臣 “决不治理天津事务，一切善后事宜更无从谈起”。1902年8月7日，该衙门无可奈何地发布了临终遗言:“将都统衙门裁辙，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地方官(袁)办理。\".15日，袁亲自办理交接手续，天津人民悬灯结彩三日，庆贺袁氏收回天津的胜利. 开平煤矿是英国以中英“合办”形式攘夺我国民族工业所有权的一个典型事件。袁氏 “探怒张燕谋竟敢私下将官矿、国家河道盗卖外人”，，故“连参张翼”与英交涉@，_起诉英国法庭，力争主权.虽因“弱国无外交”而未获全胜，但袁氏建立了与之竞争机制，并影响全国收回利权运动自此异常猛烈，而利权“经国人收回自办者，为数殊属不少峋a 诸如，铁路方面京汉铁路“中国收回”;津镇铁路交涉取得令世人注目的胜利.;京张铁路由袁氏言建;“山海关内外铁路，外人亦同时交还中国管理;.，等等。矿权方面临城煤矿被 .比利时侵夺，而袁氏上奏弹劫候选郎中钮秉臣等擅与比公司订立合同，“实属盗卖”行为@。清廷准奏，将合同作废。因财力“非借洋款无由大办”，而“合办要权操在我气只有这样， “将来收回办法，仍可操纵在我’，。.再如启新洋灰公司一案，由袁氏抗争而从英人手中子 1906年收回，且以后“断不容他人有所阻挠啼。袁氏关于中英西藏间题的交涉也是成功的。绝不承认英藏问所谓的“西姆拉条约”、 “麦克马洪线”，使英人企图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丧失了法律依据，彻底破产了。总之，一战前，袁氏外交思想与实践已突破晚清排外、制夷方针，基本上是积极的弱国妥协与抗争相结合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而战后，北洋政府继承和发展了袁氏外交方针，以战胜国面貌试图抓住机遇不再妥协，努力抗争，’以争取自由、平等的国际地位，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诚然，这种进步往往要付出代价。袁氏一方面实行开放性外交引进了大量资本、商品和技术，并引进西方文化，有利于他摆脱财政危机和提高中国人的思想觉悟程度，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外国也乘机控制中国市场、财政、金融、海关等经济命脉，使己丧失的主权更难彻底收回，许多外交交涉因国力不足悬而未决.但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袁氏出身官僚找原因，袁氏开放性外交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必然趋势，因而是正确的、无可厚非的。袁世凯对待晚清政治近代化两大运动 —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运动有赞同、支持和紧跟时代精神的表现。强学会刚成立，袁氏不但积极参加，而且慷慨解囊，“当即捐五百金’，②。1906年清廷要“预备立宪”，官制改革的热点议起，而袁世凯则力主段总理大臣。他在客观效果上实际充当了立宪潮旅中资产阶级稳健派势力的同路人角色。民初，袁世凯中央政府强化专制政治，但其地方政权却一直延续了清末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与国际接轨，县、市、乡、镇、村实行民选或全民公决县知事、市长、乡长、镇长、村长，民主政治色彩颇为浓厚。这一时期偏君主专制政治毕竟被打破了，专开始向军事分权政治过渡，社会是前进而不是越来越倒退了。北祥政府，政治上多J研七，经济上私有化、自由化，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也是改革、开放的势头。袁氏在形式上一直标榜着西方“民主共和”制，而在内容上北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也确实设有两院制的民意机关—国会，大总统的位置不是私有的，而是 “公有”的，通过“选举”产生的。他决不象封建皇帝那样的“尊严”、“凡事独断专行”了。勿庸讳言，资本主义因素逐步地渗透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是“天赋王权”无法阻挡的。北洋政府时期，十易国家元首，包括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代总统、临时执政、大元帅等名称。他们或由临时参议院(国会之前身) 或由国会所选出，自为“合法”大总统;而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更迭92届，高达59人次;共组成了五届国会，颁布过七部宪法。所有这些，多少表明完全倚仗所谓“高贵血统”和某家姓氏来独揽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时代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天赋王权”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代表”，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作出了“让步”。. 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既有冲突、对立的一面，又有融合、会通的一面。袁氏既首当其冲，为寻应付之方，必然或多或少接受某些西方文化。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黔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孽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及社会文化心理失去平衡不无关系。诚然，作为清末民初这样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笔者并不想随意拔高与美化，但亦不愿不负贵任的一味指责与苛求，只是想在评价其功过是非时能够事实求是，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

作者: 一笑 时间: 2006-6-7 19:33
标题: 袁世凯：评论更加理性...
袁世凯：评论更加理性

1916年2月，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后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底病死。袁世凯究竟是怎样“病死”的呢？《古今绝妙对联汇赏》里记载了当时一副无名氏的五言联，可以告诉世人答案：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这副对联非常全面地讲述了袁世凯从“起病”到“送命”的前因后果。上联“六君子”，中药汤头名，这里借指杨度、孙毓筠等六人，他们于1915年8月14日组织“筹安会”，怂恿袁搞“君主立宪”，这样就使他得了“不治之症”。下联“二陈汤”也是一种中药汤头名，由半夏、茯苓、甘草组成，这里借指袁氏心腹陈树蕃、陈宦、汤芗三人。讨袁运动一兴起，他们便背袁倒戈，先后在陕西、四川和湖南宣告独立，使袁众叛亲离，失去了最后地盘。（据《古今短联趣话》岳麓书社出版傅小松／著）
学术界如何评价《走向共和》人物之袁世凯？
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紧扣从帝制到共和的发展主脉，全景式反映了近代中国深刻而剧烈的政治变迁。其中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等人不仅是剧中的主角，也是近代中国政坛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无论忽视其中哪一位，我们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都显得片面而肤浅。就学术界而言，关于慈禧、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等人物的研究始终是近代史家所关注的热点。各项专题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本文仅就近十年来的研究动态进行概要描述。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告密”问题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台湾学者吴相湘、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吴相湘《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黄彰健《论戊戊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大陆学者房德邻亦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政变与袁告密无关”。大陆学者赵立人与台湾学者刘凤翰则持相反看法。(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郭卫东则另辟奚径，既不同意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并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他认为，袁世凯告密并非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谭嗣同后的初四日，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戴逸则从考察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来透视告密真相。指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问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杨天石考察了详尽记载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核心史料——袁世凯《戊戌纪略》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作者认为，《纪略》情节较为可靠,而《政变记》则有意隐瞒。指出史学界长期引用的康梁有关戊戌政变资料并非全然真实可靠。(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张华腾将戊戌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进行比较，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第一，康有为“杀禄围园”计划就当时形势而言不可能实现；第二，袁世凯与康有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第三，袁世凯是一个利禄熏心、官欲极强的人。(张华腾《维新变法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史学界向来评价极低，斥之为投机钻营。苏全有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袁世凯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袁世凯作为洋务派后起之秀，其思想动向渐趋维新派阵营，处于二者之间；二是袁世凯向翁同和所提建议，同康有为相比更加切实可行；三是袁世凯之所以告密，是因其认为康有为的“杀禄围园”计划根本行不通，转而厕身后党。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活动不应一概理解成投机行为。(苏全有《袁世凯与维新运动关系再认识》，《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周建林认为，袁世凯的势力在清末新政中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得以急剧扩张，其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使革命派将辛亥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让。(周建林《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农伟雄通过对辛亥武昌首义后国内出现的全面停火和南北议和时期袁世凯个人经历的考察，认为袁世凯“出山”是中国政坛的众望所归。此时袁已不属于封建朝廷的旧官僚，而进入“自由资产阶级政治家”行列，是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农伟雄《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2期)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对和谈停火积极追求，并在革命党人压力下采取措施迫使清帝退位。这一阶段，袁世凯倾向共和，成为第一任总统。(农伟雄《由“君宪”到共和的袁世凯》，《安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杨波分析了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原因。认为：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主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杨波《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探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邓亦武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邓亦武《刍议列强对袁世凯上台的支持》，《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何大进认为，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何大进《辛亥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对袁世凯的选择》，《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关于洪宪复辟，纪能文认为，尽管袁世凯负有明显的历史责任。但也应看到，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和过渡中，袁世凯在社会失序状态下建立政权，面临着既要恢复社会秩序，又要摆脱经济窘境；既要促进社会进步，又要对外抵制侵略的复杂课题。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的失控、文化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心理的混乱都对袁世凯的政治心理和政洽行为有着重大影响。洪宪帝制是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纪能文《从共和总统到洪宪皇帝——袁世凯洪宪复辟的历史透视》，《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
　　何善川认为，袁世凯内阁在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袁世凯内阁从政治体制上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权结构，其组织形式上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抨击，对封建专制政体的一种否定。在推动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无疑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何善川《论袁世凯内阁与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张步先、苏全有认为，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袁对中国经济近代化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外理性抗争，进行利权回收；二是倡国货、拒洋货；三是引进外资；四是引进、推广机器，发展工业，扶持民族资本工业。民国初年，袁世凯致力近代化实业使民族资本步入黄金期。过去一般论著总认为民初民族资本黄金期的形成是由“一战”造成，其实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及其全力投入开发，“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张步先、苏全有《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苏全有考察了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大胆引进外资,促进经济腾飞。此外，他还注重侨资。(苏全有《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刘宏考察了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的原因，认为：一是基于甲午、庚子战败反思；二是出于北洋军队现代化需要；三是出于北洋军队迅速扩充需要。(刘宏《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原因探析》，《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
　　郭剑林认为，作为清末民初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但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郭剑林《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

(稿源：新浪观察作者：牛贯杰) http://www.ylyz.cn/shnc/ysk/pjysk/pj1.HTM

作者: 一笑 时间: 2006-6-7 19:45
标题: “一世怪杰”——李大钊对袁世凯的...
“一世怪杰”——李大钊对袁世凯的最终评价
摘自绿海红船古董铺 2006-04-27 16:25
http://211.140.162.59:8080/bbs/ccb/index.cgi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于1920年8月17日《晨报》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在论及“民意”时指出：“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应当说，这句话集中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对袁世凯一生的大体看法和最终评价。很显然，李大钊并未因袁世凯最后“卒以伪造民意而亡”，而全盘否定其曾“以符合民意而再起”等历史功绩，依然认为当时已经死去4年的袁世凯是“杰”，只是为“一世怪杰”。

　　毋庸讳言，李大钊在走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前后，曾对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抱有相当程度的好感，并对袁世凯在民国建立伊始的执政措施抱有比较拥护的态度。这似乎很难令人置信。其实，只要从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考察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就不会觉得有多么奇怪。就袁世凯本人来讲，其“以符合民意而再起”，为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实现南北统一，建立共和，毕竟起到了堪称关键性的作用；他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倒行逆施，图谋称帝，毕竟有一个暴露的过程。而李大钊当时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学子，对这样一个异常显赫的极权人物，必然也得有一个认识过程。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的李大钊，其之可贵就在于，待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经切实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貌，便立刻义无返顾地把自己置身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行列，即便丢失了学籍也在所不辞。

　　袁世凯曾是李大钊心目中的“民国开幕英雄”

　　李大钊的家乡——地处渤海之滨的乐亭县大黑坨村，一直归直隶省管辖（1928年改称河北省）。直隶省，特别是离乐亭县不算太远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衙门所在地天津，为袁世凯的主要发迹之地，也是袁世凯留下赫赫政绩和莫大影响之地。不可否认，李大钊求学历程的转轨，与袁世凯在清王朝推行所谓的“新政”期间所起的重要作用有间接或直接的联系。

　　李大钊在十几岁时，曾经两度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在1902年，他13岁时，据说是在童试时因“污卷”而未考中。第二次是在1905年，他16岁时，这次考得比较顺利，相继通过了在乐亭县城举行的县试和在乐亭县隶属的永平府首城卢龙举行的府试，只等再通过由直隶省学政到卢龙主持的院试，即可考中“生员”，成为民间所说的“秀才”。然而，据李大钊本人在《狱中自述》中追述，这一年秋天举行的童试，“试未竟，而停止科举令下”，他未能，也未用再进院试的考场，便以“府试中”的成绩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这一变化，使李大钊在刚刚步入青春期时，就一下挣脱了科举制的思想禁锢，开始径直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这是他整个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而清廷之所以在各地的童试尚在进行当中，就下达 “停止科举令”，与袁世凯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03年春天，袁世凯就与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清朝皇廷，要求递减科举，加快改办新式学堂的进度；到1905年秋天，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再次提出奏请，敦促清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新式学堂。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05年9月2日颁布了“停止科举令”。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使李大钊在当时和后来都受益匪浅。当他了解到清廷下达“停止科举令”的内幕以后，不可能不像当时的不少学子一样，对被人赞为“尤于劝学，注意独挚”，“造新世界，不祖故常，毅然入告，变易文场”的直隶“父母官”袁世凯不抱有异样的好感。

　　不可否定的史实是，袁世凯督直以后，就对停科举、办学堂颇有革故鼎新的勇气和魄力。1902年，即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那一年，袁世凯就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并于次年在北洋大学堂设立了法科，开了中国近代正规法学教育的先河；1906年12月，当李大钊正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袁世凯又在天津创办了比各省拟办或正办的法政学堂高级得多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不仅面向直隶，而且面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招生。1907年夏天，李大钊“感于国势凌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结束在永平府中学堂的学习生活，赴天津考入的就是这所学堂。李大钊若是在青年时代见过袁世凯的话，则应是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后的事情。在入学之初，他很可能与同学们一起，见过很想把他们这批首届专门科学员培养成自己的嫡系政法官员的袁世凯。后来，尽管袁世凯在宣统皇帝登基后被迫下野，但他在这所学校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出任清朝总理大臣，继而又逼清廷退位，替代孙中山，成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待李大钊和他的同学们临近毕业时，袁世凯的个人影响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和他不少同学一样，不可能产生任何游离袁世凯影响的思想和行动。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912年冬天，李大钊参加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师生组织的以拥戴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为主旨的政治性团体——北洋法政学会，李大钊出任了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学会成立伊始，李大钊与一些同学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共同批驳日本心怀叵测的学者中岛端刚出版的《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对遭到中岛端“信口雌黄，横施诋毁”的“民国开幕英雄”袁世凯，辩解再三，讴歌尽至。在批驳《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时，他和同学们称袁世凯是“不动声色，除旧布新，定国事于至危极险之顷”，“合南北而一之，融五族而共进于共和之域”的“大政治家”、“大经世家”，云“其浩然之气、真挚之诚、高洁之怀、缠绵悱恻之心，可敬，可钦，可歌，可泣，与日月争光可也”（详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李大钊全集》第一卷收录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一文）。这些话，不一定均出自李大钊之笔，但表达的是他当时对袁世凯的看法与情感。

作者: 袁来是我 时间: 2006-7-3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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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资友 时间: 2006-8-13 16:25
标题: 择自：http://www.framed...
择自：http://www.framedesign.cn/8faf6ef9-7aec-47ef-af26-45e71fc325b360843131578795.html《袁克定症》
　　袁克定这个名字是跟朋友聊天聊起的，人多嘴杂，没有听清楚，好像说是一个报人，是民国初期的，我当即对这个名字有股子肃然起敬的意念，因为民国时的报人，大多为理想主义者，一心想中国强大，是要唤醒东方睡狮的。
　　回家一查，袁克定却不是报人，不过，他却是办过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叫做《顺天时报》，以今天的法律来看，则是一份非法出版物，是冒牌货。原来，《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一份中文报纸，袁克定只是照它的样子套印一份，文章都是自己精心组织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各界赞成他爹做皇帝。袁克定的爹就是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袁世凯总统每天要看《顺天时报》，了解国情民情。袁克定很想让他爹称帝，旁边也有人劝，袁世凯好像也有这个意思，却一直拿不定主意。袁克定希望能往皇帝的龙座上推他爹一把，，因为，总统是不好世袭的，如果袁世凯做了皇帝，那么，世袭制也是要恢复的，袁克定正好是长子，袁世凯总统如果当了皇帝，袁克定随之也要立太子，等爹一驾崩，登基人也就是他。
　　于是，袁克定想出一招，照着《顺天时报》的样子再印一份报纸，报纸的内容都是坚决拥护袁世凯称帝的，这份《顺天时报》印一张，只供袁世凯看。于是，袁世凯总统每天都沉浸在一片国民坚决拥护他称帝的美好梦幻中。当然，我们可以称这份专供袁世凯总统看的报纸为《顺天时报》内部版，或叫总统版，袁克定印得乐滋滋的，袁世凯看得乐滋滋的，两人于是都生发了美好的梦想。但据说袁世凯还是看破了这份伪《顺天时报》，不知是谁人带了一份真的《顺天时报》被袁世凯看见，袁世凯就批评了儿子袁克定，假报纸给他的快感也由此消失。
　　毕竟是儿子吧，袁世凯总统没有把儿子袁克定怎么样，只道是让他称帝心切，做了这样不该的事情。伪《顺天时报》随着袁世凯的短命王朝终结成了历史笑料，附带着也让袁克定扬名四海。然而，纵是袁克定编印的《顺天时报》是专供总统阅读，但他仍不是报人，不知民国法律允许否这么印报纸，终究是袁克定私心过大，一心想立太子和将来当皇帝，却是连亲爹也敢忽悠，连总统看的报纸也敢瞒天过海换上私货。所以说，袁克定症，是一种私心催发的病症，想做官，做太子，当皇帝，他不是想真心办报纸，如果想办，以袁世凯总统的公子身份，批个报纸刊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时候办报纸，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他还能拿到总统府掌控的一手报料，报纸不想红火都不行。但不可否认，袁克定还是有天才的，举凡古今中外的王朝和现代国家，能像袁克定这样办一份只供总统阅读，而且自己全盘提供报纸内容者，袁克定恐怕是天下第一人。后来模仿他的人虽然不说没有天才吧，但模仿得也不像，关键是袁克定的办报方针十分明确，办的报只供他的总统爹看，根本不用去考虑什么市场，这方面他做得比较彻底，至于在他的误导下最终葬送了袁世凯的前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或许袁世凯本身也有私心，否则一眼就能看出《顺天时报》的假来。

作者: 袁在田 时间: 2006-8-17 07:28
标题: 香港凤凰中文台，本周开讲袁世凯，分析他的...
香港凤凰中文台，本周开讲袁世凯，分析他的历史功过，请大家都去听听啊。

作者: 资友 时间: 2006-8-22 22:35
标题: 『关天茶舍』 [学术]谁看过《骆宝善评点...
『关天茶舍』 [学术]谁看过《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凤凰卫视也在讲(转载)

作者：msapple 提交日期：2006-8-20 22:14:00

??谁看过《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历史学家骆宝善几十年皓首穷经,研究袁世凯．还历史本来面目．袁世凯其人，袁世凯的传世遗文在千万字以上(当然，其所说并非全是真话)，笔者撷取其鲜为人知的书牍约百件，略作引申评述，各自独立成篇，仅只偶有呼应，自然不能成为结构严谨的一本史书，但期体察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成就并不一定全是事实。本书向读者展示各个时期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不同侧面。作者笔下的袁世凯，不臆断，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一个历史的人。
　　本书选取袁氏家书和朋僚函电评点，充分反映袁氏官宦仕途及由此历经的晚清大事，审视其在政治选择和家庭变异中的矛盾、苦闷的内心世界，揭示其心机、权术，注意澄清一些历史误会、还原历史真相，并对一些社会现象做了解释。
　　　　袁世凯，这个乱世枭雄
　　有人说他是窃国大盗，也有人说他是共和之父。
　　历史上的袁世凯究竟是何种面目？
　　晚清政府推行的新政，袁世凯是破坏者还是推行者？
　　戊戌变法是否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导致失败？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究竟能否成为袁世凯卖国的有力证据？
　　拥有了绝对权力的袁世凯，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为何突然罢官？
　　又是什么让他险些送命？
　　大难不死的袁世凯生命中出现了怎样的契机
　　转变了他后来的人生之路？
　　被打回老家的袁世凯，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
　　时逢辛亥革命爆发，这又给他来了怎样的契机？
　　又是什么让他从清政府最后一任内阁总理
　　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在国运与权欲之间，袁世凯做出了怎样的历史抉择？
　　从独裁到称帝，袁世凯当权的中国是否具备实现共和的历史条件？
　　素有窃国大盗之称的袁世凯为何在民国初年被称为共和之父？
　　非凡的外交能力又如何帮助袁世凯成就大业？
　　他在中国创立的什么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袁世凯的传世遗文在千万字以上(当然，其所说并非全是真话)，笔者撷取其鲜为人知的书牍约百件，略作引申评述，各自独立成篇，仅只偶有呼应，自然不能成为结构严谨的一本史书，但期体察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不臆断，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对其是非得失，不作隔阂肤廓之论，向读者历史地展示袁世凯一生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不同侧面，则庶几矣
　　　　传统的看法，袁世凯是一个卖国贼。这种认识是基于我们所受教育的某种局限和史料的有限。事实并非如此。就拿袁世凯与日签订的“二十一条”来说，就可以看出他所选择是处于无奈的。正如当年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全国舆论责骂一片，李鸿章说，他只是受命，如果他不签，会有王鸿章、张鸿章来签订该条约。
　　　　历史的机缘出现了，只能由你来签署这项条约。个人的挣扎和内心痛苦全部消解在民族义愤之中，个人所做之努力远不及民众之期望，那么就有众多的流言飞语来掩盖事实了。
　　　　我们只需要看看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对日所列条款的批复就知道事实真相：
　　　　“二十一条”提出：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将旅顺、大连二地及南满、安奉二铁路租期均展至九十九年。袁批：与俄约原定期无九十九年之久，不能超过”；日人得在南满及东蒙任便来往、经营工商业。袁批：“漫无限制，各国援引，尤不可行”；中国政府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等等足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处境已经对日的抵抗，无奈国力虚空。他当时还征询了政界和军界的意见，不接受这“二十一条”，与日本一决高下如何？据说当时只有段祺瑞一人主张一战。袁问他可以打多久，他说：可以坚持一天。当时国家并无实力抵抗日本，其下的文武官员一直主张屈辱接受。即使在最后日方通牒底线的前一天，袁向各方通报说：这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过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等国人说他是国耻，他自己内心就早已如此认定了。虽说袁氏在《复唐宝锷书》（宣统三年闰六月廿七日）中，声称请托（走后门、通关节）成了中外古今人人难免的万代积习；但，在《对日本“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答复》（1915年5月7—8日）中，他面对着“奇耻大辱”，有过屈服，有过挣扎，也有过无奈。在袁世凯的沉浮人生中，维新志士的热热赤血染红了他那宫保式的顶戴花翎，“二十一条”的烈烈屈辱扭曲了他那最低劣的欲念灵魂，梦幻帝业的愤愤骂名饱涵了他无数年月的卑恶行径。今时重温其尚存几许平实的函牍文字，亦不过借历史的几分真实重现，来重识历史人物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中的一些真实言行与性格。毕竟，反面人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因其历史地位与时代意义给予价值性定位。
　　　　大总统与皇帝有何区别，袁世凯真是那么想做皇帝？
　　　　不能不说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崛起的袁世凯没有权力欲望。武昌首义之后，共和深入人心，作为临时大总统的他也不至于不知晓，人们对帝制的反感与反对。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孙中山所设计的共和制度未必就完全适合当时。
　　　　那么袁世凯的选择就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初衷。在他未称帝之前，他的儿子袁克定比他还急，这小子很有能耐，他为了做上太子，自己掏出三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印制一份“宫廷版”《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糊弄袁世凯，塞其视听。这份《顺天时报》被研究传媒史的称为“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随后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谈录中更是可以看出袁世凯想取得国际支持，当时以朱尔典的身份看他的个人言论，足够代表了西方一部分列强的声音。所以袁世凯也认为自己值得去冒险一次。
　　　　据说在他临终前还哀悼 “杨度误我”，又说受了“小人蒙蔽”，还有他那个一心想做皇帝的儿子的误道。不过说到最后是列强的唆使。当然这些都是外因，历史恰恰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一个拐点，使得袁世凯自以为可以借此来收拾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也由不得他不做皇帝了。全国各地的请愿团几十个包括妓女请愿团在内的他当时在《送还推戴书咨代行立法院文》中很客气的就下面拥立他做皇帝、改变国体一事推辞，“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建初，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可见他也深知其中利害关系。不过终究还是接受了。袁世凯的悲剧和苦心都在于他想借助皇帝的名义重树中央权威。
　　　　尽管他当时已是大总统，与皇帝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如果非要说袁世凯思想守旧，那么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旧不旧呢？可孙中山却执意要将一个原本已经很有西方政党色彩的国民党，改造成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所有党员分出等级，都要对他绝对效忠，还要打指模宣誓。这一套，唐氏说是来自基督教的仪式，错了，那是孙中山当年在檀香山致公堂（洪门）学来的，不信，可以查查洪门的《海底》。《袁氏当国》里说孙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是孙中山走得更远罢了。
　　　袁世凯称：“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过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侨枉过正，危及国家。各方激发天量，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乘唳为祥和。总之万万有罪，在予一人！”最后不得已他都把所有这些罪过全部揽到自己头上，是为获得同情，还是真正悔过？恐怕只有袁世凯自己知道。
　　　　。
　　　　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骆宝善对袁世凯做出新的评价．有学生提问说：可不可以说孙中山是革命者，而袁世凯是渐进改革者，骆宝善说中国近代化起步的实际工作都是袁世凯做的．他做的实际工作远比孙多．
　　　　有人问为何拿破仑称帝法国人能接受，而袁举国皆讨之．骆宝善答：国情不同，其实民初袁有两个称呼一为中国的拿破仑，一为中国的华盛顿．
　　　　其实袁和今日普京有一比，民初乱哄哄，党派林立，议员打成一锅粥，其实只是为个人争权夺利．和俄巨变后很象，让袁对共和备感
　　失望，这时必须出来一位铁腕人物独揽大权如普京，才能收拾乱局．重建秩序．不然国家一盘散沙，混战不已．还不如封建独裁时好呢．袁死后的中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军阀混战，直到再出现下一个强人．国家才能振兴．
　　　　骆宝善在评点袁世凯《撤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令》时认为护国军“维护共和”的战争也成了双刃剑：它既制止了逆历史潮流的个人独裁，也叫停了重树中央权威的历史走向
　　

作者：msapple　回复日期：2006-8-20　22:38:50　
　　西方民主制对1910年的中国人来说是太太超前了.就是今天普京也要收权,才能治理国家.一百年前的中国更是谈不上了.东方中央集权传统国家怎么实行民主,这是个大问题.可能和西方的民主是不完全一样的.
　　
　　(摘自http://shizheng.daqi.com/bbs/05/99972337.html)

作者: 袁在田 时间: 2006-8-27 17:03
标题: 凤凰网世纪大讲堂主题：袁世凯是窃...
凤凰网世纪大讲堂

主题：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还是共和之父？
主讲：广州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
纲要：
袁世凯，这个乱世枭雄,有人说他是窃国大盗，也有人说他是共和之父。历史上的袁世凯究竟是何种面目？晚清政府推行的新政，袁世凯是破坏者还是推行者？戊戌变法是否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导致失败？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究竟能否成为袁世凯卖国的有力证据？拥有了绝对权力的袁世凯，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为何突然罢官？又是什么让他险些送命？大难不死的袁世凯生命中出现了怎样的契机转变了他后来的人生之路？

作者: 袁氏家谱 时间: 2007-2-12 10:49
标题: [COLOR=red]袁世凯称...
袁世凯称帝时说的话没水准.......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次日于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色尚赤，国旗于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当日，他发表简短演说道：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他竟在登基之日说出“子孙鲜有善果”的不祥之语，令人面面相觑。然而本次朝贺也委实窝囊，文武百官有的着军装，有的穿长袍马褂，不衫不履；皇帝陛下则穿大元帅戎装，头上竟然无冠。自古以来，朝贺就是最重衣冠礼仪的仪式，本次朝贺如此草草，哪里有半分新朝气象呢？

袁世凯称帝时身着朝服的官员

他首先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被黎愤然拒绝。接着又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最奇特的则是，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最终，封爵者共计128人，一二等轻车都尉70余人。此外，又发布专令，尊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不日又有人性化措施出台，即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

这个册封名单中，少了一位北洋实力派，那便是段祺瑞。段祺瑞是逼帝去位、拥立袁氏的关键人物，长期把持陆军总长的要职，宋案后还一度代署国务总理，后来更参与赣宁之役和围剿白朗起义，实力大增。袁世凯对他戒心日盛，遂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段祺瑞与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宧、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段祺瑞即失军权，乃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称病不出。筹安会和请愿团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发表了卓尔不群的谈话，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还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袁则坚决否认有称帝之心。到了帝制已路人皆知时，他还要跑去向袁世凯剀切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世凯勃然变色道：“这都是杨皙子和克定等人讨论的，赞同的人多而反对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惊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总统数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来得及，时机稍纵即逝，届时悔之晚矣。”后来他又两次去晋见袁，袁均称病不见。据传，袁世凯一度派刺客刺杀段祺瑞，还曾收买段家的亲戚前往行刺，但都没有成功。因此，袁世凯册封的众爵里，便没有段祺瑞，这也是因为不便强人所难。而段祺瑞一度与蔡锷暗通消息，蔡锷在潜出京城前，还曾赴拜访过段宅。段由于种种原因不便站在前台，但他在护国运动中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后人说他有“三造共和”之功，其中的二造共和就是指他在洪宪帝制中的表现。袁世凯素来重视段祺瑞，他逝世前遗于金匮中的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见他对段祺瑞的重视。缺少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也是洪宪帝制的一大败因。

便是在册封名单内，也多“义不帝秦”或貌合神离之人。黎元洪自然是一例，但他本不属于北洋系统，情有可原。徐世昌则是袁世凯的总角之好，“义不帝秦”就令人费解。1914年，袁世凯扩大总统权力，将国务院改称政事堂，拜徐世昌为国务卿，这是清亡之后徐世昌的首度出山。然徐世昌心中的皇帝，乃是紫禁城中的宣统，别人是万难染指的。对于袁世凯称帝，徐世昌认为，彼既逆天而行，就不足以为友，也就不必犯颜苦谏，因此，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有一次，袁终于忍不住召徐面谈，问他是否知道全国劝进的事，徐说不知道。袁不信，徐淡淡地辩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回想交往几十年来，徐何曾对袁如此冷漠过？袁世凯称帝后，本来拟拜徐世昌为上卿，位在百官之上，徐世昌则干脆告老还乡，每日作画遣兴，不问世事。袁世凯无奈，只好把他奉入“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批评袁世凯道：“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即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徐世昌去而复来，可见他宁做共和之官，也不做洪宪之臣。

冯国璋也是一个反对帝制的北洋实力派，他并不反对袁世凯，但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一方面，他认为民国已有时日，称帝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他认为即使复辟帝制，也应还政给宣统，而非袁世凯自为。他对梁启超一见倾心，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事实上是以梁启超的理论为指导的，而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冯国璋的思想本来是偏于保守的，但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却相当进步。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时，他曾专门进京询问袁世凯，袁世凯辩解道：“华甫，你我是多年的兄弟，像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得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说：“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当即否认道：“我决无这个意思，也决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冯国璋深信不疑。翌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冯国璋且频频向人保证，说袁世凯决不会称帝！因此，袁世凯称帝后，虽封他为一等公，但决不足抵消其愤怒。他在江苏装病扮傻，拒不合作，令袁世凯知道后十分不满，即下令调他为参谋总长。他自然不会中这个请君入瓮之计，对袁爱理不理，反而与西南方面频繁联系，密谋护国运动。不久，他又与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一起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帝制，此所谓“五将军密电”。这份密电令袁世凯十分惊惧，几近于昏厥，因为他所一手造就的北洋系竟然开始反对自己了。这是他众叛亲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帝制取消后，袁世凯仍恋栈总统位置，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通电威胁袁世凯“敝屣尊荣”，以保住身家性命。可见，冯国璋是北洋系中反对袁世凯称帝最为积极者，较之段祺瑞的“二造共和”更有成色。

蔡锷文武兼备，是民初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帅才

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坚持共和理念的进步人士，另一种则是死忠于清朝的守旧势力。由于护国运动主要是由前者所促成的，因此后人都忽略了后者的存在。事实上，前清死忠分子的不合作立场，也是洪宪帝制无法持久的一大原因。徐世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多少都带有为清朝鸣不平的意思。而如张勋这样的“辫帅”，就更要“义不帝秦”了，所以他虽然勉强接受了“伪官”，却仍蓄着一条发辫。事实上，在洪宪帝制中，如张勋这样虚与委蛇的，委实不在少数。北洋系的离心离德，较之护国运动，对洪宪帝制的打击更为致命。

作者: admin 时间: 2007-2-12 11:42
标题: 上篇摘自： http://bbs.yi...
上篇摘自： http://bbs.yinsha.com/bbs.php?mode=show_topic&gid=48&bid=200605172225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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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摘自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

此书的特点：呈现一段史料，然后客观地略做点评，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的环境下分析。

作者: 袁氏家谱 时间: 2007-2-12 11:52
标题: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王业...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
王业兴

研究辛亥革命的国内外学者，往往不注意孙中山对袁世凯认识过程的探究。其实，弄清楚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不仅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意义，且可减少我们对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让权问题认识的片面性。

　　我认为，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认识摸糊——过份轻信——看清本质的过程。

　　

一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军所面临的问题是迫切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机构。在黎元洪的建议下，革命军各省区代表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底至１２月初在汉口举行会议。在讨论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名存实亡，“现在的问题不存在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而存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应当说服袁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如果袁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应当推他为临时总统以促其成”(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９５页、第１１４页)。１２月２日，代表会议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孙中山本人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也打电报告袁，明确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５７６页)。“俟政体解决，当逊位让贤”(《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并望袁能“早定大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５７６页)。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４日和１５日，在《复直豫咨议局电》和复议和代表伍廷芳的电文中，孙中山回答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的条件时，再次表示“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其条件“自无不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实现。宣布“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的美国《纽约时报》评论当时的袁世凯一直在“清室请他出任内阁总理的诱饵和民派请他出任总统的建议之间举棋不定”(转引自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４日《参考消息》第４版)。“尔时已决计居清廷与革命军之间，收渔人之利”(《胡汉民自传》第６０页)的袁世凯，在得到孙表示愿辞职，以袁为代的保证后，权衡得失，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了逼宫清帝的活动。在袁的步步进逼下，“如日薄崦嵫”(《胡汉民自传》第６０页)的清政府已深深感到，除了退位，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直到最后关头，他们“终于选择了性命重于皇冠的一条路”(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９５页、第１１４页)。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３日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书，并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践前言。辞文说：“本大总统提出辞表，要求改请贤能之事……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孙中山在辞职时，并附有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许多论著都把孙中山所附的这三个条件解释为是孙为巩固共和国，防止和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三项措施。这样，似乎就可说明孙中山在辞职前就已预料到袁将要重新把共和政体改为帝制，说明孙当时就认清了袁的面目。其实，这只是论者本人的一种设意拔高。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种种因素的制约，使他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看得那样清楚。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辞文后附加三项条件呢？第一，孙中山把国都设于南京，还是北京，看成是共和与专制之争，是民国能否长治久安，国基能否永固的问题。因为北京是满清专制政府的老巢，“为专制腐败势力集中所在，污染甚深”(居正《梅川日记》《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下册第３２６页)，“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所以，建都南京有利于“革故取新”(《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第二，要求新总统到南京就职，主要是为免除“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及官僚有社城尚存之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把孙中山在辞文后附加的三项条件，看成是他为“保卫共和，防止封建专制政治污染的原则”和措施(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１４３页、１５１页)，是比较客观的。

　　实际上，孙中山在让权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袁世凯的认识是模糊的，“时而清楚些，有时也很不清楚”(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１４３页、１５１页)。

　　当时革命党人曾认为，袁世凯是“清政府的首脑，革命的最大障碍，为人阴险无信”(候宜杰《袁世凯一生》（修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７２页、２１４页)。这种认识对孙不无影响，孙也一度认为“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００页)。但孙中山又认为，袁“本汉族，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孙中山选集》（上）第９８页、４３５页、１００页、４３５页)，并表示，袁“如能‘倒戈为汉灭清’就推他为总统”(《胡汉民自传》第６０页)。在归国后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致电袁，说明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不过是“暂时承乏”，将“以待袁君”。

　　袁世凯在得到南京“愿举其为总统之消息”(《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后，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又企图将北京清政府和南京民国政府并行解散，而由他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以“统一”中国。对于袁的另组政府的主张，孙进行了有力的斥责。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己见，“自袁世凯于议和之事，始终失信，于昨日电伍代表，略言：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到共和之目的，不意袁世凯始则取唐绍仪之全权代表，继又不承认唐绍仪于正式会议时所签见之选举国民议会以议决国体之法，复于清帝退位问题业经彼此往返电商多日，忽然电称并未与伍代表商及等语，似此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蠢，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期届满，民国乃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启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云云”(《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有的论者，根据这份材料中有关孙对袁的斥责，认为孙在回国以后，经过舆论界对袁世凯反革命野心的揭露，袁的狡诈伎俩从反面教育了他，使他从赞成妥协，转变为不愿妥协了(《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２期第６７页)。其实，如果仔细研读一下以上电报的全文，它只是真正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清帝早日退位，速定共和的急切心理和对袁世凯的告诫。当２月１２日清帝正式下诏退位后，孙中山在向参议院荐袁世凯当总统的同一天，也致袁一电，“幸（今）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南）北，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如果我们把孙中山的前后谈话和电文一起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看出孙中山虽对袁时有怀疑，但对袁的总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为了进一步弄清孙中山在这一时期对袁世凯的认识程度，让我们再看一下孙中山在辞职后对袁世凯评价的有关电文。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５日，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庆贺南北统一典礼的演说中，称袁世凯为“民国之友”，他若当选总统，“深信必能巩固民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同一天，在致北方各将领电和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中都说“清帝辞位，由专制变为共和，实项城维持之力”，“袁公慰廷委曲求全，终达吾人和平之目的，其功莫大”。接着，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推荐，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选举实际上也只是个形式）。袁如愿当选，欢欣若狂，他自己也深深感到，这是“蒙承”孙中山“厚爱”的结果(《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因为孙中山辞职，举袁为总统，也曾在国内外引起了一波动，“遭到国内外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他们函电交驰，一致责难”(候宜杰《袁世凯一生》（修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７２页、２１４页)。为此，孙中山做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在复谭人凤及民立报馆电中说：“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当“五州同志、华侨诸君”、“广东都督陈炯明及广东各团体，对推举袁为第二临时大总统，纷纷“来电相争”时，孙又进行解释，“诸君尽其心力，与内地同志左右挚提，仆满清而建民国，今目的已达，以此完全民国，归诸全体四百兆人之手，我辈之义务告尽，而权利则享自由人权而已，其他非所问也。至于服务之行政团，若总统类者，皆我自由国民所举用之公仆，当其才者则选焉。袁君之性情不苟于然诺，当其未以废君为可也，则持之；及其既以共和为当也，则坚之。其诺甚濡，其言弥信。彼之布告天下万世，有云：不使君主政体再发生于民国。……前日之袁君，为世界之一人，今日之袁君，为民国之分子，量才而选，彼独贤劳。……袁君即为任劳之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当然，孙中山在提出辞文前后一段时间里，虽对袁世凯评价颇高，并举荐为总统，但对他并非不无疑虑。这从１９１２年１—２月间，孙在接见美国记者麦考密克的谈话中可以看得较清楚。请看他们间谈话的一般内容：

　　孙中山：“你对袁世凯的判断如何？他将依哪一方面的考虑行事呢？”

　　麦考密克：“我认识他已有几年，我对他的印象十分良好，与对其他许多人的印象一样。他是个能干的人。而且他做了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以来，我认为他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他的确一直献身于他对革新的信念。”

　　孙中山：“你认为他现在的行动是为了改革，还是为了清廷？”

　　麦考密克：“他不得不为清廷谋求最佳的条件。但他真正的利益必定是全帝国的利益——即国家本身，而不是任何个人。我认为他不可能只为其自身的利益行事。”

　　孙中山：“如果我能拿得准他是如此，我就没有什么焦虑了”(《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

　　所以我们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孙对袁的认识处于模糊阶段。不过，信任还是大于疑虑。

　　如果说在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文以后，孙中山对袁还有些疑虑的话，那么，在他与美国记者麦考密克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以后，特别是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在北京行正式受任礼前的“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宣誓词，电传南京参议院后，孙中山对袁的疑虑已完全消除。我们通读了孙在１９１２年４月１日正式解职后的全部电文及有关史料，孙认为袁“其人欲建大功于民国，服从舆论，绝无自私自利之心”(《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对袁为政“深信不疑”(《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１９１２年８月，袁邀请孙、黄入京“共商国事”，曾有人劝阻他北上，他觉得“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８月２４日，孙遂偕夫人到京，得到袁的盛大欢迎。在京一个月，进行了十三次晤谈。对孙所谈，袁均“百般地曲意相从”。孙中山认为，他们“所见略同”(《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其政见，袁“多能领会”。袁在会谈期间，伪善而高超的表演，使本来对他认识不足的孙中山更对他“深信不疑”，也更觉得他“才大”并“盼其为总统十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孙在抵京后的第三天，还对有关方面人士谈“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在谈到第二期总统的人选时，孙对《亚细亚日报》记者说“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袁总统经验甚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袁当政后，有不少人“大不满意于政府”，认为中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所谓共和，不过是一块空招牌而已。为此，孙中山不仅为袁解释，且对袁吹捧一番“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１９１２年９月４日，孙在北京答记者黄远庸问时，明确指出，袁没有野心，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由此看来，孙中山似乎觉得自己对袁已十分了解了，因此，也就断定袁“绝无可疑之余地”(《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１０月６日，孙对上海的国民党演说，为消除人们对袁“有帝制自为之意”的怀疑，在演说辞中说明了自己为何荐袁为大总统，“因平日甚慕其为人。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其在北洋练兵，卓著成效，故此人而入民国，亦必为重要人物”。南北统一，袁宣布政见，赞成共和，“与吾人意见已同”，“故余推荐袁项城于国民，得参议院同意，举为临时总统”。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孙对袁的认识处于过份轻信阶段。

　　孙中山对袁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至于让权于袁，一是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及早地洞察袁世凯的本质；加上缺乏和袁这样奸诈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容易被袁世凯唱出的许多称赞共和的赞美诗所蒙蔽”为袁世凯做出的一些漂亮的小动作所迷惑”(邵传烈《孙中山》第９３页)。二是轻易相信国内外一些舆论对袁的吹捧。甚至还有他“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他。(《孙中山选集》（上）第９８页、４３５页、１００页、４３５页)。

　　１９１３年３月“宋案”发生，孙中山“始翻然悟彼奸人非恒情可测”(《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１７４—１７６页)，从迷悟中猛醒，真正认识到袁世凯“不是个东西”(《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１７４—１７６页)，认为“非去袁不可”。通过实践，孙中山已完全看清楚了他所曾经举荐的袁世凯，竟是一个狡诈阴险的阴谋家，野心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表述为：认识模糊——过份轻信——看清本质。

　　

二

　　孙中山对于袁世凯认识的曲折过程，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国民心理，反映了孙中山思想政治水平。

　　辛亥风云突起，打乱了清廷旧的统治秩序，企图分割中国的外夷小丑，害怕自己在华利益遭受革命损害，急切希望局势尽快恢复平静。于是，望袁秉政，“非袁莫属”的舆论，首先见诸于帝国主义的报端(“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在国内，由于袁世凯“肆用诈术，而劣迹未彰”(《孙中山选集》（上）第９８页、４３５页、１００页、４３５页)，国人难以认清他的面目，加之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政乱如麻，万端待理”，人们“望治情殷，厌乱心切”，“冀有大刀阔斧之政治家，出而运其刚毅敏断之手腕”(《袁氏盗国记》（下）第５０—５１页、５２页)，实现统一大业。革命党人在《民主报》上发表《敬告袁项城》的短评，公开鼓励袁世凯“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以渺茫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连黄兴也写信给袁世凯，“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伦、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伦、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黄兴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２页)。立宪派在革命发生后的第五天，就在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搞策划，南北两面开弓，为尽速结束革命，让袁早日登台出力。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对袁世凯的鼓吹亦甚，这从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及芝加哥华侨的当时电文中可看得十分清楚。伦敦华侨电“……务乞亿兆同胞，军民一心，速仰天机，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宪国。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外论亦协”。留德学生电：……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芝加哥华侨电“项城宜于汉族总。”(《神州日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日)诸如此类相似内容的社论、短评，查阅当时报刊随处可见，充分反映，当时国人的心理和对袁世凯的认识。

　　当然，孙中山不可能也没有摆脱整个国民心理的影响，我们从后来孙中山的演说、电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当时对袁世凯同国人有同样的认识，认为袁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深堪嘉佩”(《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

　　这样，使袁借“国民心理之所向，而思有以利用之”，以至“陈桥并无兵变，黄袍统自欲加身”(《袁氏盗国记》（下）第５０—５１页、５２页)。

　　孙中山对于袁世凯认识的曲折过程，与他革命中的“君子政治”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孙中山奋斗生涯可概括为积极进取，勇敢无畏。鲁迅评价“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虽如此，但孙中山在“求吾民真正的幸福”(《孙中山档案》卷７—５)的政治斗争中，却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政治斗争中讲求“君子风度”，遵守信义，用他的话说“中国式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非极极端主义，”(《孙逸仙先生传》（上）第５页)“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孙中山选集》（下）第６３５页)。毫无疑问，“君子政治”反映了孙中山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品质，体现了他对政治理想的向往与追求。但是，这种纯真政治的理想，在实践中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对于袁世凯的认识过程，正说明了这一点。

　　孙中山对于袁世凯认识的曲折过程，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炽烈的爱国情怀。

　　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的一统天下后，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是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面对革命的形势，孙中山提出在中国实现“五统一”，即民族的统一，领土的统一、军政的统一、内治的统一、财政的统一，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袁世凯在窃国过程中，也提出了统一的口号，他的统一，字面上与孙中山讲的完全一样（当然内容实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他在致黎元洪的信中说：“连日与孙、黄二君商榷内政进行方针，由凯开出大纲八条”，第一条就是“立国取统一制度”，(《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５“函牍”)为了全国统一，各党须“牺牲其政策”(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７页)。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在软弱的资产阶级基础上，孙中山无统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社会心理等等），缺乏实现统一的力量和保证。这样，在袁世凯劣迹未彰和国人“望治情殷”的情况下，在“非袁莫属”的呼声中，孙中山为国家的早日统一和自强，亦认为袁足以担当起统一的重任。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过程也往往是曲折的，曲折的认识往往深刻地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主客观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然而，一旦这些矛盾的各个侧面获得充分暴露并为人们所掌握，就能促成人们思想上的飞跃，成为人们的精神财富，变成历史的推动力量。当孙中山看透了袁世凯的本质，认识到他的让权“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时(《孙中山选集》（上）第９８页、４３５页、１００页、４３５页)，便同袁世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捍卫共和，重建民国，进行着新的艰苦的探索。

　　

【资料来源：《学术界》1988年第3期】

作者: 资友 时间: 2007-3-18 15:03
标题: 学习武艺骑马击剑以为乐袁是河南...
学习武艺骑马击剑以为乐

袁是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今项城市）人，名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他出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二十日。出世的地方是项城县北的张营。因有捻军，袁家遂徙居张营东二十里，筑寨聚处，称为袁寨。袁家在陈州府是一个世家，他的父亲袁保中在地方上位列巨绅，镇压捻军期间，筹办团防，平捻有力；袁的叔父是袁保庆，一向追随世凯的叔祖袁甲三。袁甲三是淮军中镇压捻军最有功勋的名将，最后官拜总督。袁保庆随袁甲三转战皖豫两省，颇著功绩。

袁世凯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因为自己兄弟袁保庆征战在外，已40岁还没有儿子，而自己却子女很多，因此便把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为其养子。

不爱读书桀骜不驯语惊人

袁保庆死后一年，袁的堂叔袁保恒回家，见袁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命他和二哥世廉一同赴北京，受业于堂叔袁保龄。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袁生父去世，这时袁保恒任户部左侍郎，对袁的管教更严。第二年秋天，袁返项城应乡试落第。

袁喜读周犊山文，但仅摘取周文中豪迈不羁之句，对于引经据典，也不求甚解。所以他所写的八股文，表面上似能模仿周文的皮毛，却蛮横无理，他的老师王雁臣曾命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及呈卷，却见文章多不成句读，惟其中有段妙句云，“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为之咋舌不已。

袁亦喜写诗，多不合体裁；桀骜不驯的气慨，则跃然纸上。尝作感事诗七绝一首：“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又有登雨花台所作七律一首，题为《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从这可以看出他的野心。

袁自幼好大言，他曾经对一位老朋友说：“过去我好匹夫之勇，现在学了万人之敌，才知道好勇斗狠，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他不喜读书，书房中却摆满了兵书。同县有汤侍郎公子名叫曲池的，对宋元以来的曲本，广加搜集，无一不备。因此，乡人对这两位名公子就用“汤曲痴”与“袁书呆”的名字来嘲笑。

寥落妓院一曲琵琶知己少

徐世昌未仕时，当过私塾老师，光绪三年（1877年）在陈州当私塾老师，与袁订文，袁当年19岁，徐25岁，两人交情很好，徐欲入京应试，因囊中羞涩，无法启程，袁到处张罗，替他筹到一笔资金，以壮其行色。徐晋京，果然一试得中。后来两人联系渐渐少了，直到数年后，徐探知袁蛰居故里，便写信劝他出外谋事，为进身之计。袁经老友一番劝告，为之心动，乃筹妥川资，携带家中仅有的细软古玩，赴上海，打算叩访在上海当官的王雁臣。

这时沪上青楼中有一名妓叫做吕商英的，三年前曾下嫁某巨商，以不见容于大老婆，遂下堂重操旧业。世凯偶然看见，惊为天人。商英善琵琶，袁亦精此技，引为知音，遂成入幕之宾，晨昏颠倒，乐不思蜀。他赠商英一对联句云“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己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怀多”。不久他所携带旅费，都做了缠头之资，幸好他离家时还带些古董可以变卖，于是找出两个鼻烟壶，托一位嫖友把这一对玛瑙鼻烟壶转押上海陆巡道。事有凑巧，这位陆巡道是王雁臣的亲戚，陆便把这对鼻烟壶给王雁臣看。王一看便认出这是袁家的宝物，追问何以会落到陆的手中。陆将经过说给王听，王始知袁已到沪月余，因流连妓院对他避不见面，急急派人把袁找来，严加责备。袁被王老师严词责问，不禁潸然泪下，自怨自艾。王深知这门生才有余而德不足，遂于言词中，加以刺激，促其反省。允其暂住，袁在窘迫中获得安身之所，从此闭户读书，每日学作楷书与笔札，历时两月，足不出户。王雁臣（袁的老师）每次出入，都暗中窥视袁的动态，见其一洗从前恶习，便欣然出资为袁赎回二玛瑙壶。

枭雄之志岂肯自误笔砚间

陈寿撰《三国志》，描绘曹操幼年生活和嗜好，细腻而生动，后来罗贯中借此发挥，把曹孟德塑造成历史上最突出的奸雄。许劭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袁保恒病殁于河南开封任内后，第二年清廷把袁保恒的捐款移奖袁世凯。清朝盛行捐官，袁世凯乡试落第，得到堂叔的余荫，为中书科中书。他并不把这个捐官放在眼里，这时他把所有的诗文和书籍都用一把火烧掉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他的“四方之志”并未落空，光绪六年（1880年）冬天，庆军统领吴长庆督办山东海防，王雁臣向吴推荐袁世凯，吴长庆就调他到山东军营中，袁世凯一生的荣辱成败由此开始。

摘自：http://ju.qihoo.com/u/wifljz/76999,97d5ed.html?id=199229&src=ho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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