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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袁文献 时间: 2016-11-24 19:14
标题: 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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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研究

香港大学朱华

摘要：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由低级士族跻身一流甲族的本质原因是：善于乱世立身；维护皇权；揉合儒玄；在婚姻上攀附皇室和一流高门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东晋南朝；陈郡；袁氏；士族

唐代学者柳冲在论士族等第时认为，五朝门第中侨姓“以王、谢、袁、萧为大”，王、谢在东晋以前早为一流高门，兰陵萧氏则因登两朝皇室而入显赫士族。陈郡袁氏本来门第较低，既不能同王、谢相比，更与萧氏居两朝皇室有别，何以能入侨姓最高门第呢？本文试从下述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庶几能揭示出陈郡袁氏成为一流甲族的本质原因。

一、陈郡袁氏家族的起源及其在乱世中立身

秦以前袁氏最早的祖先居住在陈郡阳夏，到东汉时袁良二子袁昌和袁璋分为两支，袁昌一支即为汝南袁氏的源头，袁璋一支即为陈郡袁氏之源，袁昌之子为袁安，袁璋之子为袁滂。［1］（卷74下《宰相世系表》4下）但《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载：“章和元年（87年）六月癸卯，司空袁安为司徒。”又同书卷八《孝灵帝纪》载：“光和元年（178年）二月癸丑，光禄勳陈国袁滂为司徒。”由此可以看出，袁安与袁滂从兄弟之间晋升司徒时间竟相差92年，从年龄角度考虑这种可能性极小。故严可均在《全后汉文》卷30中加《按语》认为，袁滂与汝南袁贺、袁成、袁逢、袁隗皆为汝南袁安之曾孙辈，但无史实可依。据史载：“袁安为司徒、司空，孙汤为司徒、太尉，汤子成为五官中郎将，成生绍，故云‘累代宠贵’也。”［2］（卷69《何进传》李贤注）又《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裴注引华峤《后汉书》载汝南袁氏袁安、袁敞、袁汤、袁逢、袁隗五人，经历四代均居三公之位，所谓“四世五公”。上两条史料均未提及当时也为司徒的袁滂。而且《后汉书·孝灵帝纪》明称：“陈国袁滂”，即他为陈郡袁璋之后代，而非汝南袁安之曾孙辈无疑。否则，汝南袁氏就该是“四世六公”了。我们知道，陈郡袁滂与袁涣的父子关系确是有案可查的，［3］（卷11《魏书·袁涣传》）所以陈郡袁氏之信史应从袁滂开始。而汝南袁氏则应在袁安以前就已与陈郡袁氏分为两个支脉了。

从史籍上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在东汉时期，汝南袁氏的声名远甚于陈郡袁氏。史言“（汝南）袁氏贵宠於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2］（卷45《袁安传》）汉末三国以后，汝南袁氏便湮没无闻了，人们所见到的只是陈郡袁氏的兴起与发达，这首先与其家风、家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袁滂为汉司徒，其作人原则“纯素寡欲，终不言人之短。当权宠之盛，或以同异致祸，滂独中立于朝，故爱憎不及焉。”其子袁涣也继承其父风范，“当时诸公子多越法度，而涣清静，举动必以礼。”曹操“闻（袁）涣昔拒吕布之事，问涣从弟敏：‘涣勇怯何如’？敏对曰：‘涣貌似和柔，然其临大节，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袁涣“有四子，侃、寓、奥、准。侃字公然，论议清当，柔而不犯，善与人交。在废兴之间，人之所趣务者，常谦退不为也。时人以是称之。历位黄门选部郎，号为清平。稍迁至尚书，早卒。寓字宣厚，精辩有机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奥字公荣，行足以厉俗，言约而理当。终于光禄熏力。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己。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陈郡袁氏除袁涣一支外，还有袁徽一支。史载：“初涣从弟霸……霸弟徽，以儒素称，遭天下乱，避难交州。”［3］（卷11 《魏书·袁涣传》）这一支也明显地受到了陈郡袁氏家风的影响，袁徽曾说：“古人有言，知机其神乎！见机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汉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识，退藏于密者也。且兵革既兴，外患必众，徽将远迹山海，以求免身”。［3］（卷11《魏书·袁涣传》裴注引《汉纪》）由此可以看出，陈郡袁氏所崇尚的门风比较谦恭清素，在政治上不求过分显达，在那样长期动荡的年代里，几乎没有见到陈郡袁氏有刀光剑影的记载。

与陈郡袁氏相反，汝南袁氏在这一时期政治斗争中锋芒毕露，袁安“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在朝廷上也是这样，“安与任隗举奏诸二千石，又他所连及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窦氏大恨。”［3］（卷45《袁安传》）袁安这样的处世态度而能得以善终，乃是与朝廷中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分不开的。当时外戚、宦官交替擅权，政治黑暗，需要袁安这样的政治力量介持其中，一旦情况发生变化，那么汝南袁氏这种在政治上追求贵宠显达，但又不注重处世方法，在家风上讲求豪富奢侈的特点便成为家族兴旺的致命伤了。袁安死后，其子敞“廉劲不阿权贵，失邓氏旨，遂自杀。”［2］（卷45《袁安传附子敞传》）安玄孙袁忠子祕“为郡门下议生。黄巾起，祕从太守赵谦击之，军败，祕与功曹封观等七人以身捍刃，皆死于陈。”［2］（卷45《袁安传附祕传》）袁绍、袁术兄弟在政权斗争中更是野心勃勃，急功近利，袁绍在与董卓的交往中，不避锋芒，董卓欲篡权，对袁绍曰：“刘氏种不足复遗。”袁绍则“不应，横刀长揖而去。”之后袁绍在组织反对董卓的关东盟军的过程中，“自号车骑将军，主盟，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3］（卷6《魏书·袁绍传》）袁绍企图自己操纵朝廷实权，结果使其家族又一次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初平元年（190 年）三月，董卓“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夷其族。”［2］（卷9《孝献帝纪》）李贤注：“隗，绍之叔父。基，袁术之母兄。卓以山东兵起，依绍、术为主，故诛其亲属。《献帝春秋》曰：‘尺口以上男女五十余人，皆下狱死’”。袁术更是僭立帝号，孤立无援惨败而死。此后，袁谭、袁尚兄弟也与其父辈极相似，为争夺地盘进行了同样激烈的斗争。曹操则利用袁氏矛盾，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汝南袁氏家族此后便一蹶不振了。还有经济上的争夺，也必然会加剧与别的权势家族的矛盾。袁安玄孙袁闳对本家族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卻矣。”［2］（卷45《袁安传附闳传》）史载“东京杨氏、袁氏，累世宰相，为汉名族。然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能守家风，为世所贵，不及杨氏也。”［2］（卷54《杨震传》注引华峤《后汉书》）这是说，争权夺势，骄奢僭号，乃是汝南袁氏湮灭的主要原因。

陈郡袁氏则崇尚清虚，在政治利害上与其他大族没有带根本性的冲突，在经济上也不聚敛财富。吕布失败时，“陈群父子时亦在布之军，见太祖（曹操）皆拜。涣独高揖不为礼，太祖甚严惮之。时太祖又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皆负载，唯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众人闻之，大惭。涣谓所亲曰：‘脱我以行阵，令军发足以为行粮而已，不以此为我有。由是厉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3］（卷11《魏书·袁涣传》裴注引《袁氏世纪》）因此陈郡袁氏在动乱的年代能够得以保存，积蓄了家族实力，没有遭到灭族的危险。他们为了使家族兴旺永昌，在其谦恭清素家风影响下，其政治态度、思想文化、婚姻关系上都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这一家族后来能够位列一等高门的重要因素。

二、东晋南朝陈郡袁氏家族的政治态度

袁瑰、袁猷当为陈郡袁氏南渡之第一代，史载“瑰与弟猷欲奉母避乱，求为江淮间县，拜吕令，转江都，因南渡。元帝以为丹阳令。中兴建，拜奉朝请，迁治书御史。”［4］（卷83《袁瑰传》）东晋侨姓士族之过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除地理因素外，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质言之，袁氏要在乱世中使门户不衰并有所发展，就必须加入东晋政权。田余庆先生曾这样论述：“东晋士族门户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袭意义，但在法律上毕竟与封爵世袭不同，要维持士族地位于不坠，要使门户利益得到政治保障，必须有本族的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才行。这也就是唐长孺先生所论‘计门资’还要同‘论势位’相联系。”［5］所以，陈郡袁氏非常重视与当权大族的关系，尤其攀附掌握军权之重臣。大将军王敦“引（袁瑰）为咨议参军，俄为临川太守。”［4］（卷83《袁瑰传》）袁乔屡被桓温辟为司马，后“迁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不拜。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相。”［4］（卷83《袁瑰传附子乔传》）袁猷孙袁宏与谢尚、特别是与桓温的关系更非常密切，“谢尚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引宏参其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4］（卷92《文苑·袁宏传》）袁宏还不失时机地讨好桓温。他“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6］（《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条）东晋之高门王氏、桓氏是掌握军政大权的人物，故此时期陈郡袁氏注重与他们的关系，也因此而参与了军事，并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而获得战功。袁耽参与平定苏峻之乱“峻平，拜建威将军，历阳太守。”［4］（卷83《袁瑰传附袁耽传》）袁瑰也是这样，“苏峻之难，与王舒共起义军，以功封长合乡侯，征补散骑常侍，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顷之，加散骑常侍。”［4］（卷83《袁瑰传》）时桓温谋伐蜀，众以为不可，袁乔则从地理、人心、军事策略上都进行了非常准确的分析，“温以为然，即一时俱进。”“李势既降，势将邓定、隗文以其属反，众各万余。温自击定，乔击文，破之。进号龙骧将军。”［4］（卷83《袁瑰传附子袁乔传》）东晋时期陈郡袁氏在政治上大致是处于对东晋一流大族的依附地位，从刘宋时期起，陈郡袁氏逐渐平稳地过渡到一流高门士族之林。刘宋时陈郡袁氏有姓名可考的共有13人，其中早卒的7人，余下6人中一品三人，三品一人，四品二人。如果我们将其与陈郡谢氏相比较，可知在东晋末到陈这一阶段约167年里，谢氏官宦可考的人数共计59人，出任最高官一品者仅二人，陈郡袁氏与庞大的谢氏家族在人员总数上是无法相比的，但在刘宋短短的59年里，陈郡袁氏任一品官的人数竟超过终南朝之世的谢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陈郡袁氏从刘宋时期起其地位开始达到一流高门士族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是陈郡袁氏在政治上表现出的言论与行为的忠直义行，得到了朝廷皇室和其他高门的共同认可，因而获得了很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陈郡袁湛东晋末随“高祖（刘裕）北伐”，“时人美之。”［7］（卷52《袁湛传》）南朝时，开此守正不阿先风的为湛弟子袁洵与袁淑。袁洵元嘉末年“为吴郡太守。元凶刘劭弑立，加洵建威将军，置佐史。会安东将军随王诞起义，檄洵为前锋，加辅国将军。事平，顷之卒，追赠征虏将军。谥曰贞子。”［7］（卷52《袁湛传附弟子洵传》）元凶弑逆，袁淑坚持不从，并劝说刘劭云：“自古无此，愿加善思”。且警告说：“（将）为天地之所不容，大祸亦旋至耳。愿急息之。”结果被刘劭杀于奉化门外，但其忠义行为连刘劭也很钦佩。刘劭即位时，追赠为太常，赐賵甚厚。宋孝武帝即位，又使颜延之为诏曰：“袁淑以身殉义，忠烈邈古。遗孤在疚，特所矜怀。可厚加赐卹，以慰存亡。”［7］（卷70《袁淑传》）袁淑早在担任御史中丞时，便不畏权贵，“时尚书令何尚之以徐湛之国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诸辞诉，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职官记》及令文，尚书令敷奏出内，事无不总，……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并奏免官。”［7］（卷71《徐湛传》）这种忠直德行成为了袁淑的特点，也成为其自诩的资本。顾觊之“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觊之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7］（卷81《顾觊之传》）袁山松的《后汉书》中更明显地表现出其忠义之思想：“献帝崎岖危乱之间，飘泊万里之衢，萍流蓬转，险阻备经，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观其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若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于勤王，终至滔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济，其盗贼之身一也。”［8］（卷92《皇王部·孝献皇帝》）袁粲的思想与山松如出一辙，“（宋后废帝）仓梧暴虐稍甚，齐高帝与（褚）彦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过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纵使功成，亦终无全地。’”［9］（卷28《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在军事方面，陈郡袁氏似无突出的业绩，但若涉及皇权的稳定，袁氏家族的侠义雄勇便溢于言表。如元徽二年（474年），“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诏加兵自随，府置佐史。时兵难危急，贼已至南掖门，诸将意沮，咸莫能奋。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顾讬，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於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即平殄。”袁粲一贯崇尚清虚，但当他看到齐王萧道成有谋反之心后，即从行动上和思想上都有所准备。史称“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讬，不欲事二姓，密存异图。”［7］（卷89《袁粲传》）最后袁粲在与齐王的战斗中与子最同死。这种忠义之行，在齐代也受到了表彰与认可。刘宋时代陈郡袁氏的忠直风格，得到了百姓与后世帝王的充分肯定。褚彦回因没有与刘宋共存亡而心归齐高帝，齐建以后，“然世颇以名节讥之，于时百姓语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彦回生。’”［9］（卷28《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约）疑立袁粲传，以审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9］（卷72《文学·王智深传》）这是明智地承认历史真实，也是激励袁氏后代继续在政治上效忠于齐皇室。齐代袁昂“永元末（500年），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10］（卷31《袁昂传》）袁昂并没有遭到杀身之祸，反而因此受到了梁武帝的重视。天监二年（503年），除给事黄门侍郎。其年迁侍中。以后不断晋升。直到普通三年（522年），为中书监、丹阳尹。后又迁司空、侍中、尚书令等显职。可见政治上的忠直是使袁粲能在异代改葬，袁昂能在异代担任高官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种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资治通鉴》卷162太清三年（549年）“张嵊起兵”条胡三省《注》曰：“袁氏自淑至觊、粲及昂，皆以忠贞著节。”终南朝之世，陈郡袁氏一直保持着这种家风。陈武帝受禅，袁昂子敬在广州，依欧阳頠。“及頠卒，其子纥据州，将有异志。敬累谏纥，为陈逆顺之理，言甚切至，纥终不从。（陈）高宗即位，遣章昭达率众讨纥，纥将败之时，恨不纳敬言。朝廷义之（指敬），其年征为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俄转司徒左长史，寻迁左民尚书，转都官尚书，领豫州大中正。累迁太常卿、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加特进。”［11］（卷17《袁敬传》）陈高宗病重，袁敬兄子袁宪与吏部尚书毛喜俱受顾命。“始兴王叔陵之肆逆也，宪指麾部分，预有力焉。后主被疮病笃，执宪手曰：‘我儿尚幼，后事委卿。’”祯明三年（589），隋军过江，“隋将贺若弼进烧宫城北掖门，宫卫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宪卫侍左右。后主谓宪曰：‘我从来待卿不先余人，今日见卿，可谓岁寒知松柏后凋也。’”［11］（卷24 《袁宪传》）《南史》卷26《袁湛传》史论对袁氏世代忠义家风作了非常精辟的概述：“天长地久，四时代谢，灵化悠远，生不再来，所以据洪图而轻天下，吝寸阴而贱尺璧。夫义重於生，空传前诰，投躯徇主，罕遇其人。观夫宋、齐以还，袁门世蹈忠义，固知风霜之概、松筠其性乎。若无阳源之节，丹青夫何取贵。顗虽末路披猖，原心有本。彖之出处所蹈，实懋家风。粲执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谓疾风劲草，岂此之谓乎？昔王经峻节，既被旌于晋世，粲之贞固，亦改葬于齐朝，其激厉之方，异代同符者矣。昂命属崩离，身逢危季，虽独夫丧德，臣节无改。拒梁武之命，义烈存焉，隆从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储嗣，无忘直道，辞荣身后，有心黜殡。自初及末，无亏风范，从微至著，皆为称职，盖一代之名公也。枢风格峻整，宪仁义率由，《韩子》称‘人臣委质，心无有二’，宪弗渝岁暮，良可称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为替矣。”陈郡袁氏家风能受到皇室与舆论的认同，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刘宋后期皇权争夺异常激烈，宋、齐、梁朝代更替频繁，是以前历史上所少见的。当时君主非常希望臣下对皇权尽忠，以保全自己的江山，因此从皇室到舆论上都推崇陈郡袁氏的忠直义行，陈郡袁氏也由此得到了政治上与社会上的高门地位，并将此优势保持到南朝末。

此外，陈郡袁氏的显赫与其所居之官职有关，吏部尚书是很重要的官职，掌握选举大权，担任这一官职的必须熟悉谱牒，南朝各代帝王都非常重视谱牒。王僧孺“入直西省，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后起（东晋）咸和二年（327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梁）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10］（卷59《王僧孺传》）这说明了渡江士族都有谱牒为依据，因此担任领选官职必须熟悉谱牒之学。齐武帝拟用皇室萧鸾（后为明帝）领选，王晏启奏反对说：“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谱），恐不可居此职。”［9］（卷24《王镇之传附弟孙晏传》）陈郡袁氏则具备上述条件，并受到皇室的信任，因此出任吏部尚书、尚书吏部郎的世代不绝，如宋袁淑、袁顗、袁粲，齐梁袁昂、袁君正，陈袁枢、袁宪，世代掌握选举大权，因此其家族比较容易得到升迁。与陈郡袁氏相比，琅邪王氏历代虽也有任吏部尚书之职的，但总体上琅邪王氏的腐败，在齐梁时继续发展，首先是它竞逐清闲官职，仕官的指导思想是厌恶繁琐政务，追求俸禄优厚而又闲散的官位。所以琅邪王氏及其他一些士族的热点起家官是清闲的秘书郎，尚书省郎署，宪台事繁的官职大都不肯屈就。再经过梁末侯景之乱的洗劫，王氏和其他一些高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陈郡袁氏却一直到陈代在政治上占有显赫的地位，这应是陈郡袁氏虽然没有出现如东晋时期琅邪王导、陈郡谢安那样的杰出人物，但却能跻身王、谢、袁、萧四大高门之一的重要原因。

三、东晋南朝陈郡袁氏的文化与思想

为了巩固门阀家族的地位，家族成员除政治上高级官位必须蝉联外，还应世代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以积世文儒为贵。两晋南朝士族垄断文化，有别于汉时地主阶级，两汉时封建文化的传播是以师承关系的形式教授，到了两晋南朝这种文化传播的方法，虽仍然存在，但就士族这一特权阶层来说，他们主要是累代进行传统的家教，即“学在家族”。哪里世家大族比较集中，那里文化就比较发达，哪个地区世家大族的地位得以维持，那个地区的文化就有所发展。陈寅恪先生对此论述甚精：“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12］陈郡袁氏家族文化优势明显，好学博学有成就之士不绝于书。袁准“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3］（卷11《魏书·袁涣传》裴注引《袁氏世纪》）袁山松“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著《后汉书》百篇。”［4］（卷83《袁彖传附曾孙山松条》）袁彖与江淹、刘怀慰善， “亦著文翰，”［13］（卷53《良政·刘怀慰传》）彼此相知。袁峻“魏郎中令（袁）涣之八世孙也。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讷言语，工文辞。梁武帝雅好辞赋，……峻乃拟扬雄《官箴》奏之，帝嘉焉”［9］（卷72《文学·袁峻传》）“唯勤学”，文词美雅，有文集二十卷。［9］（卷26《袁湛传附袁昂传》）袁湛弟豹，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傅亮曾说： “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6］（《文学》殷仲文天才宏瞻条）袁宪“幼聪敏，好学、有雅量。”［9］（卷26《袁湛传附袁宪传》）

士族的文化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入仕的捷径，这是高门士族都非常重视的。如晋世袁霸孙仪祖“文学博识，累为儒官，至尚书。”［3］（《魏书》卷11《袁涣传》裴注引《晋诸公赞》）袁豹“博学善文辞，有经国材，为刘裕（宋武帝）所知。后为太尉长史、丹阳尹。”［4］（卷83《袁瑰传附袁豹传》）太尉袁淑“文冠当时，（刘）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7］（卷51《宗室·刘道规传附子刘义庆传》）袁宏“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尚）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宏）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6］（《文学》袁虎少贫条）袁朗“在陈为祕书郎，江总尤器之。陈后主闻其才，诏为《月赋》一篇，洒然无留思，后主曰：‘谢庄不得独美于前矣。’复诏为《芝草》、《嘉莲》二颂，欢赏尤厚。累迁太子洗马，德教殿文士。”［1］（卷201《文艺·袁朗传》）其次，文化优势还是获取高门婚姻的有利因素，袁粲之例足以证明。粲“少好学，有清才，有欲与袁顗婚者，伯父洵即顗父，曰：‘顗不堪，政可与愍孙（粲爱称）婚耳。’”［7］（卷89《袁粲传》）袁宪14岁讲经义，国子博士周弘正“请起数难，终不能屈。因告（岑）文豪曰：‘卿还咨袁吴郡（宪父君正），此郎（宪）已堪见代为博士矣。’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文豪请具束脩，君正曰：‘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耶？’学司衔之。及宪试，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顾宪曰：‘袁君正其有后矣。’及君正将之吴郡，溉祖道於征虏亭，谓君正曰：‘（诸生）非不解义，至於风神器局去贤子远矣。’宪寻举高第。［11］（卷24《袁宪传》）其三文化优势是品评人物的先决条件，学术上的成绩使袁宏成为“一时文宗。”前述桓温极端重视袁宏对其父桓彝的评论，原因即在于此，因其学识高远，从而能提高被评者的政治社会地位。袁粲也是文学名士。史载：“粲性简峻，罕通宾客，时人方之李膺。”［10］（卷15《谢月出传》）李膺是汉末清谈大家，其品评人物是非常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上述三条只是文化优势的一部分，从其中的微妙关系，也可领悟出袁氏家族重视文化之蕴底。

在思想方面，袁氏家族在渡江以前一直是世代儒学名家，袁顗为雍州刺史，因推奉刘子勋，明帝使朝士与之书曰：“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袭。……何远遗郎中之清轨，近忘太尉之纯概。”［7］（卷84《袁顗传》）从前引其家族所著书及讲论中，也可看出陈郡袁氏是非常注重研究儒家经典的。陈郡袁氏家族在渡江前后，思想逐渐向玄学方面转化，玄学在袁氏家族中逐渐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儒学思想在袁氏家族中同样继承下来，儒学和玄学两者对陈郡袁氏家族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由此形成了陈郡袁氏比较独特的处世方法。这对陈郡袁氏在政治、经济、婚姻等诸多方面都起着指导的作用。首先儒学方面：这一传统思想对陈郡袁氏影响深远，对儒家经典谙熟于心者颇多。袁准“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1］（卷83《袁瑰传附从祖准传》）袁瑰尤为突出，“于时丧乱之后，礼教凌迟，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以弘远代，……’疏奏，（东晋）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也。”［4］（卷83《袁瑰传》）其子袁乔“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并诸文笔皆行于世。”［4］（卷83《袁瑰传附子袁乔传》）袁氏讲求孝行，并以此获取声誉。如袁涣至袁质五世，“并以道素继业，唯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质，又以孝行称。”［4］（卷83《袁瑰传附袁质传》）袁在雍州奉孝武帝子子勋起事见诛，宋明帝投顗尸于江中，不听敛葬。顗子彖与旧奴一人，“微服潜行求尸，四十余日乃得，密瘗石头后冈，身自负土。怀其文集，未尝离身。明帝崩后，乃改葬顗，从叔司徒（袁）粲、外舅征西将军蔡兴宗并器之。”［13］（卷48《袁彖传》）袁昂“出为豫章内史，丁所生母忧去职，以丧还，江路风浪暴骇，昂乃缚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风止，余船皆没，唯昂所乘船获全，或谓精诚所致。”［10］（卷31《袁昂传》）袁敬“纯孝有风格，幼便笃学，老而无倦。”［11］（卷17《袁敬传》）其兄子袁枢在侯景之乱时， “往吴郡省父，因丁父忧。时四方扰乱，人求苟免，枢居丧以至孝闻。”［11］（卷17《袁敬传附兄子枢传》）

在玄学方面，魏晋之际，经学衰落，玄学兴起，一批旷达放荡的名士，倡导着社会新思潮。他们崇尚自然，矜傲自若，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繁缛礼法。士人慕名相尚，遂成风气。永嘉之后，玄学嚣风更盛，廷臣犹以谢鲲轻佻，王澄旷诞，竞相祖习，以为高达。一流高门大都由经学世家转为玄学名士，玄学成为侨姓士族的文化标志，也是他们区别于北方郡姓和南方吴姓的主要特征之一。陈郡袁氏是传统的儒学世家，南迁后要想得到高门承认，拥有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也必须适应时代风尚，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陈郡袁氏很快便适应了这一潮流。这一时期陈郡袁氏与玄学名士交往很多，“嵇中散（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於今绝矣！’”［6］（《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条）袁准与阮籍交往更为密切。史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6］（《文学》魏朝封晋文王为公条）袁宏撰有《竹林名士传》三卷，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不过书中关于魏晋时期玄学人物的分期，即正始（曹魏）名士、竹林（西晋）名士、中朝（东晋）名士，却至今为学术界所采用。可见袁宏对玄学有较深的造诣，方能对魏晋玄学名士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有正确的理解。桓温“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 ‘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6］（《世说新语·轻诋》桓公入洛条）他对桓温“清谈误国”之论，不经意地予以驳斥，且有理致，足见其对玄学服膺之深。袁淑“少有风气，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7］（卷70《袁淑传》）袁粲更是精于玄学。“（伏）曼容素美风采，（宋）明帝恒以方嵇叔夜（康），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为尚书外兵郎，尝与袁粲罢朝相会言玄理，时论以为一台二绝。”［9］（卷71《儒林·伏曼容传》）袁彖“少有风气，好属文及谈玄，举秀才。历诸王府参军，不就。（父）觊临终与兄顗书曰：‘史公（彖小字）才识可嘉，足懋先基矣。’”［9］（卷26《袁湛传附袁彖传》）袁粲之外孙王筠“幼而警悟，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其辞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与从兄泰齐名。沈约见筠，以为似外祖袁粲，谓仆射张稷曰：‘王郎非唯额类袁公，风韵都欲相似。’”［9］（卷22《王昙首传附王筠传》）显然，这是对袁粲玄谈风采神韵的推崇。

陈郡袁氏还非常注意儒玄的圆融关系，强调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郡袁氏形成了一套自己较为独特的处世方式，并且非常重视总结前贤处世经验教训。首先表现在对建功立业要知足，主张激流勇退。前此谈到袁粲虽然大权在握，但崇尚清虚，并无多大的权势欲，只有在涉及到皇权安危之时方露英雄本色。袁宏对为官进退原则作了系统地阐述：“古之为士，将以兼政，可则进，不可则止，量分受官，分极则身退矣。故于仕与不仕之间，有止足焉，不仕则枯槁矣，遂仕则负累矣。若仕能止者，在于可否之间，不同心乎！”［2］（卷25灵帝中平五年九月条）袁粲曾著《妙德先生传》云：“先生……家贫尝仕，非其好也，混其声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识。所处席门常掩，三迳裁通，虽扬子寂漠，严叟沈冥，不是过也。修道遂志，终无得而称焉”。［7］（卷89《袁粲传》）这表明其既要入仕，但又要见机而退，不尽心追逐仕途名利的人生哲理。其次，陈郡袁氏还总结前贤生涯，特别注重游刃有余的仕途风范。袁宏在《七贤序》中写道：“阮公（籍）杰之量，不移于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荦节，动无近对乎。中散（嵇康）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世祸，将举体秀异。直致自高，故伤之者也。山公（涛）中怀体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挠，在众乐同，游刃一世，不亦可乎。”［8］（卷447《人事部·品藻下》）袁粲的文章非常深刻的体现这了一思想。袁粲“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於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如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7］（卷89《袁粲传》）这种适时生存的思想，乃是游刃有余处世哲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汉桓帝时，颍川人钟觐评论其表兄李膺行事，认为他如同春秋时的国武子“好招人过，以为怨本，”“岂其时保身全家！”袁宏为之评论说： “钟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内修诸已，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狭者，正身而不及于物，若其立朝，为不得已而后明焉，事至而应之，非司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犹复托以黎蒸，使过而可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长。君子道广，而处身之涂全矣。”［2］（卷21桓帝永兴二年二月条）梁武帝起兵，亲自手谕袁昂曰： “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忠孝俱尽，将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加详择。”袁昂非常巧妙地回答：“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为役？⋯⋯虽欲献心，不增大军之勇，置其愚默，宁沮众帅之威。幸籍将军含弘之大，可得从容以礼。窃以一餮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唯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9］（卷26《袁湛传附袁昂传》）既显其忠于所事，给后世留下了美名，又给梁武帝予以赞许，故能保全了身家性命，并且在梁朝仕途显达，对家族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郡袁氏家族受儒、玄思想影响很大，并且注意总结处世之经验，使得袁氏家族一方面积极入仕，在历代担任高官显职，但在政治斗争的人生旅途中，又见机而作，巧妙周旋，在处世上则游刃有余，因此在其发展中没有遭受到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那样比较惨重的打击。

四、陈郡袁氏的婚姻关系

首先从婚姻的体系上看，袁氏在东晋时期，与同郡谢氏联姻占据着主导地位，表现出婚姻的地域性，未见与琅邪王氏通婚，更未见与皇室联姻。刘宋以后，则与琅邪王氏及国婚大量增加，到齐梁时亦是如此，未见一例与寒族通婚。

依据统计，袁氏家族最早的婚姻记载见于南渡之后，与陈郡谢氏占4例，与陈郡殷浩一例，与颍川荀氏一例。六宗婚媾无一微姓，也无南方高门。且全是侨姓一流高门。可知袁氏家族门第观念非常强，这样的结果是造成严格的身分内婚制，使得侨姓婚姻圈十分狭窄，婚族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重层关系。如袁耽大妹适殷浩，小妹适谢尚，尚女又适浩从弟歆。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了血缘异辈婚残余。如谢尚娶袁耽妹，谢安女又适耽子质，为一代从表亲通婚；质子湛娶谢玄女，质女适玄从子重，此二例又为二代从表亲通婚。三国时期陈郡袁氏的重要人物袁准曾对此类婚姻持反对意见。他所著《正论》称：“或曰：‘国姓不娶，何也？’曰：‘远别也。’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礼与？’曰：‘中外之亲，近于同姓。同姓且犹不可，而况中外之亲乎！古人以为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固谓之可婚，不知礼者也。’”［8］（卷541《礼仪部·婚姻》引魏袁准《正论》）造成所谓婚姻“不知礼”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达到极盛，大族间为保障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彼此联姻。其次，有文化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因素。从文化渊源看，前此已经谈到，袁氏家族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一样顺应历史潮流，完成了由儒学向玄学的转变。本来家族、宗法、辈份乃儒学名教核心，秦汉以后严格的辈份等级观念及繁缛的宗法礼教更为突出，而侨姓士族以玄学为精神支柱，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经学的束缚，对儒学采取蔑视态度，故主观上有打破宗法、辈份观念的倾向。再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侨姓士族过江后一直实行严格内婚制，不与寒庶及吴姓通婚，婚姻圈极端狭窄，而古代早子多子的结果是兄弟辈年龄悬殊而叔侄辈年龄接近。故通婚双方同是侨姓士族颇难具备年龄相近，辈份相同的条件。在东晋时期，陈郡袁氏与陈郡谢氏比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陈郡谢氏与琅邪王氏的婚媾数量远远地超过了任何其它高门，而陈郡袁氏却无一例与王氏婚媾，当时琅邪王氏之实力是最为强大的，这说明东晋时期陈郡袁氏远远没有陈郡谢氏那样的影响，也表现其政治社会地位较谢氏为低。从刘宋以后到陈代，陈郡袁氏在婚姻上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与一流显赫高门琅邪王氏通婚由无而增至四例，同王、谢二氏最显赫高门之间通婚的数量相等。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侨姓居住地分散，而居住地又非姓氏渊源地，加上高门南迁后，社会流动性大，故地域观念不强，地域婚在南渡后日趋减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依然有较大实力的琅邪王氏婚媾数量的增多，说明这是陈郡袁氏从刘宋开始政治上实力加强，又注意文化优势及处世方法的结果。据考察，从刘宋以后陈郡袁氏婚缔的组成，主要是当权的高门士族与皇室，计与济阳蔡氏两例，琅邪王氏四例，除此六例之外，与南朝宋、齐、梁皇室联姻四例。可见当时陈郡袁氏与谢氏相比，表现出更强的门第观念。宋孝武帝“临宴东宫，（袁）愍孙（粲）劝颜师伯酒，师伯不饮，愍孙因相裁辱，师伯见宠于上，上常嫌愍孙以寒素凌之，因此发怒。出为海陵太守。”［7］（卷89《袁粲传》）而且袁氏家族的高贵地位也得到南朝皇室的认可。袁彖“性刚，尝以微言忤（齐）世祖，……彖到（吴兴）郡，坐逆用禄钱免官付东冶。世祖游（孙）陵，望东冶曰：‘中有一好贵囚’。数日……释之”［13］（卷48《袁彖传》）这说明连袁彖下狱都是“好贵囚”，可见其门第是非常高的。史又载梁时“仆射徐勉势倾天下，在昂处宴，宾主甚欢。勉求昂出内人传杯，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获已，命出五六人，始至斋阁，昂谓勉曰：‘我无少年，老妪并是儿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问讯卿。’勉闻大惊求止，方知昂为贵。”［9］（卷26《袁湛传附袁昂传》）在南朝陈郡袁氏家族门第上升之际，而东晋显赫高门谢氏、王氏等家族地位已渐趋下降。他们甚至同新兴勋贵、寒门联婚，形成所谓“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无计厮庶”；“王满联姻，寔骇物听”等现象。［15］陈郡袁氏终东晋南朝之世均未见一例与勋门、寒族通婚，这也表明其在多方面始终占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实力。陈郡袁氏家族在南朝时期与皇室联姻增加的原因主要如下：其一，陈郡袁氏世代对皇室忠心，历代皇室对袁氏这一特点也是大为赞赏和肯定的，因而对其非常信任。其二，南朝时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皇室，国婚为家族提供最优利益。所谓“与国为婚者，无间俊庸，皆登显贵”。其三，南朝历代皇室门第族望都无法与两晋司马氏相比，建立政权后须迅速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有效之法便是联姻当权高门。陈郡袁氏因为其终南朝之世政治社会地位很高，而且非常稳固，便是皇室联姻之首选，这又反映了陈郡袁氏在南朝时的高门地位。

综上所述，终东晋南朝之世，陈郡袁氏在政治上世代忠贞，形成了其独特的家风；在文化上居于领先地位，文才相继，好学、博学之士不绝于书，从而谙习封建典章制度；思想上儒玄结合，并在此指导下形成了一套独特灵活的处世方法，使其家族能游刃有余地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在婚姻上，从可考的婚姻关系中无一例与寒族通婚，比王、谢更注重自己的高门地位。上述诸因素相辅相成，使得在南朝时期王、谢一流高门地位下降时，陈郡袁氏地位反而上升，从而被唐代柳冲列入东晋南朝侨姓四大高门王、谢、袁、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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