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般的大迁徙——“湖广填四川”(6-7P)
清末流行的《成都竹枝词》：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清末的时间向后推，十世以前，明末清初，一场浩浩荡荡的平民大迁徙正在中华大地上演。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涉及地域之广，迁徙人数之多，对后世影响之大，旷古绝今。这就是——“湖广填四川”。
历史的传言
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一般认为“湖广填四川”前后有两次，一次发生在元末明初，另一次发生在明末清初。以明末清初的一次为高潮。
南宋后期，四川成为抗蒙战争最坚决的地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 ，到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全省在籍数只有61万人，不及南宋嘉定十六年 （1223年）的660万人的1/10，四川盆地大量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时，湖广随州（治今湖北随县）人明玉珍率军入川建立了大夏国。他带来的二十万农民军和随之而来的大批缺地少田农民，这些来自今湖北地区的农民，很快就成为了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的主人。“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后,湖北战乱不休,大量湖广人,特别是麻城孝感人陆续迁川”,该文用1371年到1393年四川的两次户籍、人口统计数据,说明在22年的历程中,四川户籍增加44%,人口增加56%,从而“由此推测出明初有30万左右的移民规模是大致不差的”,“出现了移民数量高于土著数量50%以上的情况”。这就是“湖北填四川”的开始。到了明朝初期，因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开荒种地，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的人口已上升到146万。明朝四川人口最高记录达到410万余人。
从410万到8万的距离
岁月在历史中溜走，两百多年过来，来到明朝末期。刚刚才恢复元气不久的四川又遭受了亘古未有的惨祸。
八十年的战乱、灾荒和瘟疫，在这片土地上肆虐。据史书记载，天府之国的四川，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全省在籍人丁仅存16000余，按一丁五口计算，约合8万人左右，四川人口位列全国倒数第三位。昔日生机勃勃的巴蜀大地，已经“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成都、重庆、叙州、马湖所属人民,仅存百十”。对当时情况记载最权威的“国史”《清史稿》卷120载：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遗者百无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遗”。站在成都的城墙上往外望，城郭具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在乡间虎狼野兽横行，大白天就有老虎拦路吃人。成都寥寥可数的遗民，在死亡线上艰苦挣扎着。
从410万人到8万人！我们不仅要问那302万人到那里去了？答案：死亡，主要是被杀。凶手？历史告诉我们，元军、张献忠、王藩屏等。
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攻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元朝八十馀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部队进入成都，改国号为“大西”，成都也改称“西京”。张献忠在成都，干了两件事，第一是杀人，第二还是杀人。分两件事说，是因为他杀所有的成都人，入城，张献忠就下令屠城三日，无论富贵贫贱，无论男女老少；不仅如此，他还在青羊宫专杀士人。他宣称要开科取士，把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州县教官连同家属召到青羊宫，一网打尽。死难的人数，《鹿樵纪闻》说是17000多人，《蜀难纪略》说秋选杀了几万人，又开特科，又杀了一万七千多人。《蜀碧》也说前后杀数万人。三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据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一文，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又杀人十多万。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
有一种声音说，张献忠屠四川只是传言而已，就像那七杀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只是讹传。因为他不可能杀尽川人后，就是自绝后路。然而事实不容否认，最新有一种说法，称张献忠有精神方面的疾患，可备一说。清初，吴三桂叛变，派遣将领王藩屏入川播乱，“蹂躏六年”，川民“皮穿髓竭”，对本已凋敝不堪的四川，无疑是火上浇油。
盛况空前的大迁徙
顺治年间，各地叛乱已经基本清除，政权比较稳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清政府的首要任务。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开始推行奖励移民，鼓励生产的诸多政策。康熙四年，经过太子太保、四川巡抚李国英奏准，“招两湖、两粤（即两广）、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清朝政府还专门出台奖励移民措施，实行免赋政策。上百万的两湖两广人，还有福建人、江西人，在“免赋”的诱惑下，将妇挈雏，一拨又一拨地涌向四川盆地，抢占地盘，撒播五谷，生儿育女，生根发芽。
清初的这次移民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历经一个多世纪，到乾隆四十九年（1812年）四川人口达2100万。至咸丰元年（1851年），又增长到44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0.36%。清初的移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性的耕地不足的矛盾，又使人口缺乏，田地荒芜的四川获得了大批劳动力，不仅生产得以恢复，还为四川引进优良产业物种红薯、玉米、南瓜、蕃茄、土豆、洋白菜、四季豆等粮食蔬菜作物，改善和优化了四川的产业结构。移民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更丰富的方言，如今的川菜、川话、川剧无保留了这种移民所带来的影响。
另一种声音
在中国的北方流传着一句民谣：“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人们会普遍地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同样，“湖广填四川”也有个说法，我的祖辈来自“湖北麻城县孝感乡”。所有的移民几乎都来自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在14世纪的中国农村，一个乡的人口密度，不可能大到这种程度，即使全部迁移到四川，要繁衍出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据学者研究，湖北有麻城县，但该县绝无孝感乡，倒是很远的地方另外有因孝子董永而得名一个孝感县。麻城县和“孝感乡（县）”两个地方的辖属，绝无交叉或重叠之处，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是，移民是存在的，但是规模并不如流行观点所说的那么大。由于，中央政府实行优惠政策，地方官员夸大困难和制造假数据，以获取中央政府免税的优惠。而且一批处于社会低端的“贱民”，在重新登记户籍，为了改变身份，于是土著们纷纷改籍成了“移民”。所以，今天的成都人，特别是四川人大部分仍然是四川土著的后代。我们相信，这也可备一说。不过，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移民是肯定的，而且对成都人的构成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现当代移民(8P)
前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四川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基地。工厂，学校纷纷内迁。1940年，华东和华中的250余家工厂迁入四川，到1944年，工业企业增加到1万余家，职工总数达到26万多人。北方二十多所大学迁来成都，成都的华西坝一时名人荟萃，成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成都的华西坝，重庆的沙坪坝和昆明的下坝是三处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移民最集中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新中国，北方几十万干部南下来到四川、成都。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几十万又云集于西南，一时间四川来了大批晋、豫、秦、鲁、苏的干部。现在成都许多家庭都是那一时期由北方南下的干部同当地人结合建立的，如今活跃在成都的四五十岁的人许多都是南下干部的后裔。
三线建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新中国不仅要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 中苏关系也破裂，昔日的老大哥“亡我之心不死”。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夹攻，毛主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要打仗。”党中央决定内迁国防工厂企业，进行战备。同时三年的自然灾害，使中央领导认识到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的迫切。毛主席总结一句话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何谓“三线”？按照设想的军事地理区划，中国沿海为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后方为第三线。湘西、鄂西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为西南三线。成都无疑是西南三线的重点，毛主席派彭德怀亲自坐镇。一时，全国所有重点企业，无一例外地都要在“三线”建分厂；命脉企业，如：造币、航空、电子，整厂搬“三线”；高新技术，如：核工业、航天，干脆建在“三线”，甚至连潜艇生产厂都设在了内陆的“三线”。几年间，几百个工厂，研究所迁到四川。如此，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新工业格局。
当时的成都市民突然发现，一下多出许多数字编号的企业，单位、研究所；邮局的投递员也多出几倍，数以百计的数字编号信箱，悄悄地隐藏在繁华的都市的角落。城北的铁路局，城西的132，城南的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城东的420，等超大企业和研究所，还有双流的造币厂，都是当时的杰作。特别沙河畔的东郊，一时间矗立起了一大批烟囱，方圆几十里都是大大小小的工厂、车间，成为成都的“鲁尔”工业区。大批的东北人、上海人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迁徙来到成都。这一批移民主要是技术移民，移民中有大批的技术人员，对成都的经济，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移民也带来了移民文化，更带来了移民习惯和移民性格，这就使成都的文化多了层次，多了内容，多了感觉，多了包容。上海人大量移来成都，在川菜中增加了许多沪式风味，特别是零食和小吃，做工更加精细和考究。大量东北人移民成都，又带来了东北饺子，地道的东北菜馆子。而大量移民还带来新的血液，不同地域来的人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组建家庭，在成都生根发芽，于是在成都出现一个特殊的现象，东郊人更高大，更靓丽，美女多，俊男多。
现在成都有一大批人，三十到四十岁，他们的成都话说得很好，但一到发带韵母“AN”音的字时，就会露出马脚，让地道成都人逮个正着。他们的父辈几乎都是“三线建设”时期迁来成都。58岁的林喜芬老人一家，在三线建设时期全家从上海搬到成都。她的家就在离沙河不远的钢管厂宿舍。现在她早已经退休了，在家安享晚年。每天，她都要在东郊走走看看，她说：“这里是我们一代人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明年我就要回上海了，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这群老朋友啊！”。记者问：“当你回到上海，有人问你是哪里的人，你怎么回答呢？”林老毫不迟疑地说：“当然是成都人了，有机会我还会回到这里，这里才是我们的家。”这里有太多的记忆，让我们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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