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之我见
一、湖北的“麻城县”历史上确实有过“孝感乡”
从小就听父亲讲过我们的家族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老人家的讲述间还常穿插有先辈们在重庆歇马垦荒初期所历之艰辛及先祖们生活中发生过的少许“大事”。上中学后又听不少同学讲过他们的家族也来自“麻城县孝感乡”。所以“麻城县孝感乡”在我幼时的心目中神秘而神圣，总想长大后到麻城去看看。
殊不知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先小学、再中学、再大学，后工作，再读研究生，再工作，且学的是数学，从事的也是数学教学，——与文史无直接关系，18岁以后又一直在北方生活，50岁之前要为事业、为家庭打拼……，于是待知“天命”之后方才“旧话重提”，想起了儿时的心愿，觉得可以抽些时间“寻根”了。
寻根之初，令我大惑不解的正是现今的“麻城县”和“孝感市”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且这两个地区之间还隔有一个“红安县”，历史上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麻城县孝感乡”呢？但父辈、同乡又皆说过“麻城县孝感乡”……。
先看四川大学孙晓芬教授所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急切地想由中找到答案，但书中有的地方说清初入川的湖北移民来自“麻城孝感”，有的地方又说清初入川的湖北移民来自“麻城县孝感乡”，且清朝年间湖北的“麻城县”和“孝感县”就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读后搞不清楚书中这两个说法有无区别、有何联系，去信请教无果。后只好自己去查《明史》，仍没有找到答案；再往麻城市挡案局、民政局写信，同时亲到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去查询。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清朝编的《黄州府志 卷之七 乡镇》中明载有“麻城县 ……旧有孝感乡共四乡 统一百三十里 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 复并孝感（乡）入仙居（乡）……”，随后麻城市挡案局的俞建副局长、民政局办公室的负责人都给我回信，也证实旧麻城县历史上真有过“孝感乡”，他们提供的资料还表明这个“孝感乡”确实向原四川移过民！看来，在“麻城县”有“孝感乡”这一点上老祖宗们的传说没有错。且看别的资料还可知，这个“孝感乡”在明朝之前就应该存在，——注意“孝感乡”之名是和家喻户晓的孝子“董永”有关的！
遗憾的是，我们的不少社会学者在研究“移民填四川”的问题时，对于“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都取了一种不甚科学的态度：一是如同我最初一样感到困惑，但没有去查“地方志”等，反倒为自己的作品免却读者质疑，干脆去掉“麻城县孝感乡”中的“县”和“乡”，笼而统之称“麻城孝感”（不排除有的家族同样困惑于近代的“麻城县”和“孝感县”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自作主张地如上做，——如同我也曾给现孝感市民政局的季寒冰主任写过信询问一样，以至误导了学者）；二是如邓经武教授样，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做到家，对解释不了的问题干脆来个“不认账”——你说有“麻城县孝感乡”，他就说“惹祸的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以至“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结果是误导读者再及“众生”，——连“‘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之说是政治阴谋”的奇谈怪论都出现了）
二、“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年代应该是元末明初，先祖确实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应多为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
如果我们的家族确实是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到现在的四川、重庆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先祖迁出麻城的年代应该是元朝末年或明朝前期的近100年，理由如下：
1.元末明初也有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此间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移民应该多出自“麻城县孝感乡”
有文引史料表明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近1000万，由于川民顽强地抗击元军的入侵而遭至屠戮，到元初全川人口仅残存约60万，且在整个元代都未能恢复。到明朝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建都于重庆的明玉珍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全川户数仅84000户，照每户6口算当时的四川也不过50余万人。“对于一个泱泱大省四川说来，是亟需输入外地人口加以补充的”。于是明朝政府为了实现“抽填四川”，“徙楚之黄麻人来实兹土”。关于此，陈世松先生早于03年就已在《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3年第1期撰文指出：
“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移民活动，遍及中原大地、长江南北。其中以华北、江淮和四川三个地区为主要移民输入地。这三个地区之所以成为明初大规模的移民主要迁入区域，与它们在宋元之际及元明之际的社会动乱中，所遭遇的战争和瘟疫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使得这些区域的人口损失甚多直接相关。
……到了明初，当朱元璋平定四川以后，他把四川和华北、江淮地区一道列为全国重点的人口迁入地区。而明初向外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则是与这三个地区相邻近的较少遭受战乱影响的人口富裕地区，它们是山西(主要是平阳府洪洞县)、江西(主要是吉安、南昌)和湖北(主要是黄州府、麻城县)地区。根据史料和调查表明，山西省的移民主要外迁至河北、山东、河南地区，江西移民主要外迁至湖广地区，湖北移民主要外迁至四川。……
诚然，在明代的官方文书中，反映有关洪武时期移民四川的记载，在《明实录》中仅仅保存一条。由于洪武年间湖北地区迁川的主体，大多是下层民众，他们的移民活动不被官方所重视，因此官方文献缺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没有其他资料线索可寻。在四川地方志和私家族谱中，不乏大量生动的记载，有待我们去重新发掘，重新认识。
在这里，可以举出近年来四川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所列举的地方志和族谱资料来加以说明：
其一是，在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选录的17例‘湖广人’族谱资料中，有12个源出于湖北麻城县，占总数的70．6％，可见在元末明初确实存在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移民迁出地以湖北为主，而麻城居首。在这17个家族中，迁自元末的有5个，占总数的29％。明初的9个，占53％。
其二是，在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一书附录的‘四川地区100部家谱中关于四川人来源的记载’中，列举了100个家族迁川的情况。其中，在元末至明代，自楚迁蜀的家族有33个，占总数的33％。在这33个家族中，发生在明初的有23个家族，约占总数的70％。这与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该县‘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是大体相符的。总之，明初湖广移民迁川阶段，在四川移民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此间的移民颇有成效，洪武五年至十四年的9年间，四川人户由84000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新迁入的多为“楚之黄麻人”。（当然，新增加的这1509000户中除去原84000户中分衍出的和洪武五年统计时漏报的以外不可能全是“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家庭，因为当时的整个麻城县也不足20000户。）
因此，元末明初也有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其中的不少移民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这是无庸质疑的结论（有人非要对此质疑我们也无法，见仁见智，任凭读者自择），且孙晓芬教授在其专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也明确指出这次“是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遗憾的是如陈世松先生所言，在四川移民史的研究中学者们长期“失落”了“洪武大移民时代”，而且许多人未能将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与洪武大移民时代的“湖广填四川”区别开来）。
再注意，旧时官府组织的移民也是要有“户口迁移证明的”，如明初的山西“洪洞大移民”：明政府对组织迁民、手续办理和移民待遇等作出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官方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免赋役三年。洪洞广济寺旁的大槐树处就成为北方向各地移民的集散地，以致在广大地区留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和强制移民上路的传说。如前所述，麻城县在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之前是有一个孝感乡的，若这个时期政府组织此孝感乡之民迁往四川，在政府所发“凭照”上他们的原籍自然是“麻城县孝感乡”。且按先辈们传下的说法，麻城县当时执行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具体执行间有时又变成了“报数”或“抓阄”，所以就有了许多人都说自己家族“麻城县孝感乡”先祖的住地是 “鹅掌大丘”（形如鹅掌的一块大田亦或山坡，人们应该是站在田坎上亦或坡脚下排队“报数”或“抓阄”，以决定哪些人迁移）或“高坎堰”（“高家堰”？“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其功用如“鹅掌大丘”），或“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这几个可能才是移民们各自的真正“家住地”）等等说法。
或许如同山西移民时官方在“广济寺”大槐树下“设局驻员”，给移民们发放“凭照川资”一样，湖北“黄麻”移民时官方也是在“麻城县孝感乡”的“鹅掌大丘”处“设局驻员”，给移民们发放“凭照川资”，因此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不全是洪洞人氏一样，“麻城县孝感乡”“鹅掌大丘”的移民也就可能不全是“孝感乡”人氏。
但是，此间确实来自“麻城县”的移民应该多为“孝感乡”人氏，——否则，明朝建立至成化8年的约100年间麻城及周边地区未见大的战事和天灾，“孝感乡”为何会因“户口消耗”而被裁掉就很难解释。
2.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移民一般不会称自己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麻城县旧有的孝感乡自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被并入了仙居乡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到清朝康熙年间“吴三桂之乱”平息后的1680年已过了200多年，这个时期官府组织的从麻城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报“户口”时出据的凭照上不会有“孝感乡”的字样，而且届时的许多麻城人可能已经不知道麻城原来还有过一个“孝感乡”，所以自主入川的麻城人氏一般也不会称自己来自“孝感乡”，有一定文化修养又看重门第的移民的后代们安定后“续谱”一般不会胡写“家门”（个别情况例外），对自己的子孙一般也不会“蒙骗”。
如在清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从麻城入川的马识途家族等就只说自己祖籍“麻城”，而没有在后加上“孝感乡”；又如此间入川的陈毅家族、朱德家族分别说自己的祖籍是“湖南的宝庆府新宁县”和“广东的韶关”，他们也没有冒籍“麻城县孝感乡”；民国时期川东有名的“军阀”杨森家族清代移民自湖南，他也没有冒籍“麻城县孝感乡”。
我奶奶的家族（申姓）清初由广东入川，我外公的家族（罗姓，字辈中有“天文志国”等）清朝由福建入川，他们的家族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原籍。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的一个张氏家族（张良之后裔）清雍正年间由福建负祖宗遗骨入川，且因先期回归的“老民”和抵达的移民占尽了歇马的肥沃、平川之地，只得先在相对贫瘠的山地居住，该家族也从未冒籍过“麻城县孝感乡”。
当然，个别清朝年间才移民进川的麻城人为了和移入地的原“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的后人拉近关系，以拓展生存空间，也称自己祖籍“麻城县孝感乡”是有可能的，如作家艾芜乾隆年间才入川的家族也称“原籍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见孙晓芬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但这只是个例（且我们也也不能由此就肯定地说艾芜先生的家族在“冒籍”，因为该家族在麻城的住地也许原本就属于先前存在过的“孝感乡”）。
故我以为：“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年代应该是元末明初，而不是清代前期。
我想强调并认为寻家族在麻城之根的四川、重庆人应该注意的是
(1).明朝前期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合法移民应该多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2).确证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多数应该是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而不是清代前期“湖广移民”的后代。
根据民间大量谱牒所载及现今的众多四川、重庆人称自己的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在知晓“麻城县旧有孝感乡”，但这个“孝感乡”于（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消耗被并入了仙居乡且再也没有恢复的史实后，以上结论原本是不难得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悲哀的是我们四川的个别学者研究半天移民史后，竟然得出了“惹祸的”“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的“惊世”之论，这里真不知还应该对他们说点什么？？
三、“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代的心结
如若我们确认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中有许多是出自“麻城县孝感乡”，那么由于自明玉珍建立的大夏地方政权被明太祖朱元璋部属攻灭至张献忠“乱四川”的近300年间，四川无大的战事和自然灾害，社会基本稳定，对人民的休养生息总体有利，因此，做相当保守的估算：即便明朝初期从“麻城县孝感乡”只迁出了2000个男丁到今天的四川、重庆，就算在明朝近三百年间他们组成的2000个家庭平均只繁衍了十代人，按一个家庭平均只生两个男丁计，到明末“张献忠之乱”时他们的后代中的男丁也应该有2000×29=1024000个，即有100万之众（注意：明朝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建都于重庆的明玉珍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全川户数仅84000户（这里已包括有明玉珍大夏政权的中、下级部属，也应该包括有“麻城县孝感乡”的部分移民），照每户6口算当时的四川也不过50余万人，而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四川全省人口就已超过300万，到明朝末年——公元1645年人口应在400万左右）。
在明末清初的近五十年动乱中这些“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的后代们遭到重创是不待言的，只有他们中的少数“强者”和“幸运者”或藏匿于本土的深山密林、深涧石穴躲过浩劫（交通发达地区是“少数”中的少数），或远走他乡避难于石柱、贵州的遵义和思南等地得以存活（交通发达地区是“少数”中的多数），这有很多实例可提供佐证(家族传说中先祖有在贵州经历的四川、重庆人注意)。如
1.徐晓星先生于2003年11月1日发表的《鹤山市陈山李姓开居繁衍史》一文中说“宋末金兵南下时，北方李姓的一支迁到江西，定居豫章，称为豫章李氏。后分衍成三房，其中一房由豫章再迁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浪潮中，李雄携这一族人西迁入川，定居川东巴渝。明末张献忠起义，李雄的后人为避兵乱迁居贵州思南府安化县（在遵义之东、石柱之南，——笔者注）。乱平后，复归巴渝，子孙繁衍，遍布川东长江嘉陵江沿岸。这一支李姓人，经数百年之后，仍视重庆江北县富家冲李家湾为‘祖宗缔造、子孙发派之所’，尊奉李雄为始祖”。
2.清朝内江刘景伯石溪居士所辑《蜀龟鉴》也记载二例：一是“江津廖氏，戚承勋妻也。承勋避贼窜于黔，氏不能从，幸贼未至，食仓中积谷，宅前有池，岁自耕种得自给。草为衣，数年荆棘丛生，蔽其室，独居四十年，人无知者。承勋别娶，生二子。年六十余，携妻子归访旧居，斩荆棘以入，望其宅微烟出没。氏忽从楼上喝曰：来着何人？承勋厉声曰：此宅主人某也。廖视其衣冠异昔，声容酷肖其夫。泣曰：君尚在耶？妾廖氏，速掷衣与妾蔽体，得相见。……彼此相见如再世”。二是“通江张如鹏，家于石槽，为摇黄掠去。妻任氏方霞，走匿山中，觅野菜果实以度日。生一子，少长以果实啖之。旋反故里居。事平，如鹏斩荆棘以入，蓦见任氏，恍如隔世。问子生几年，曰：无历书，第画壁间花开十三度矣。时土寇未尽，徙居渝城”。
3.据传，我的先祖是元末明初到达现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大磨滩的皂角山定居的，有明一朝已繁衍了约十来代人，成为当地大族，到“张献忠乱四川”及随后清军与南明军拉锯激战的年代，我“嘉”字辈先祖“殉难”，我“应”字辈先祖8兄弟奉祖奶往贵州避难，在贵州又出了“大事”，再……，时隔近五十年，在吴三桂之乱平息后我8个“应”字辈先祖中年龄小的三个又带自己的家小返回了四川。其中我“应芳”先祖避难出川时才12岁，年近60他方带领自己的四个儿子“仁龙”、“变龙”、“秀龙”、“仕龙”返回了重庆歇马故园，此时的故园四野了无人烟，处处满目创痍，遍地荆棘、杂树丛生，我应芳公等也是用刀砍开一条路才得以进入院舍，所幸者正厅尚未完全坍塌，房梁上那三匹铁瓦还在，我“殉难”的“嘉”字辈先祖的遗骨仍完整地保全在躺椅上，……。而我“变龙”公在随后的“垦荒“中即遇难于“虎患”！！
《蜀龟鉴》还称“（王）祥守遵（义）八年，流寇不敢入其境，川东南遗民倚以全活者数十万口”，还称：由于明忠贞侯太子太保都督秦良玉夫人的镇守，“忠丰遗民襁负来石柱者，计十数万家”。这些数字很值得我们重视。
虽说这些“强者”和“幸运者”中外出避难的及其子孙大多在乱平后先于新移民返回了四川，因而“插占”了不少好田土，但是他们都感受了“丧亲人的锥心切肤之痛”、经历了“失家园的颠沛流离之苦”，且对其先祖也只剩了迁自“麻城县孝感乡”的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因失去谱牒而失去了入川第一代先祖的名号，这些家族的后人记住的差不多都是他们避难后返川的先祖的名号，“寻根”也就几乎无从谈了。——在不失族谱的情况下，少数在原住地躲过劫难的家族仍记住了自己的历代先祖，如在“麻城县孝感乡”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居住过多代而于大明弘治已酉二年（公元1489年）迁入四川大英县的郭子仪后裔家族，其后人现在仍能清楚地陈述自唐以来的历代先祖，如前总理李鹏在四川高县的家族知其入川始祖为李朝翰，约公元1500年前后由麻城入川等。
据麻城方面的朋友介绍，近年来根据祖宗传下迁自“孝感乡”的话而亲往麻城寻根的四川、重庆人氏颇不少，但如愿者很少。究其原由，主要有如下二：
1.元末明初至今已历600多年的风风雨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我们老祖宗传说中“麻城县孝感乡”的有关地名几乎都在岁月流逝中湮没了。在麻城市挡案局的俞建副局长提供的今麻城市地图上查不到“鹅掌大丘”、“高坎堰”（“高家堰”或“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也查不到“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和“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我先后四次亲到麻城，也没有找到如上地方，仅在麻城西北的“李斯文”村找到了一块水田叫“鹅丘”，村边山坡上有一旱田叫过“苟田丘”，村前小河的石壁上刻有一个“四方水印”（但现在的“李斯文”村处很难看出有过大规模移民的可能），而麻城东南的白果镇东北有“四方山”，其间有一个“鹅公包”(“鹅掌大丘”?)，麻城西南的宋埠镇的东北有一个“四方院子”。
——只是四川的合江李氏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出的“八斗丘”还在，就在现麻城市的东稍偏南一点的几里路旁，——现麻城市的城区正在外扩，再隔几年，这“八斗丘”兴许也要被湮没；四川的仁寿李氏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出的“青山”也还在，——现在往“青山”仍无公路可达，唯有连绵的山丘中蜿蜒的道路在无语地述说着岁月的沧桑（不过这“青山李”有明一朝是出过两个“进士”的。）
所以，按我们祖宗传下的老地名去当今麻城寻到我们的“根”几不可能。
2.麻城人家的姓氏很多，尤其是李姓、陈姓人家颇多，素有“九李十三陈”之说。麻城人又很重视家族文化，不少人家现在都还保全有很老很老的族谱（有的多达几十本），且许多大姓在1990年前后都新修了族谱，其中不少族谱都记载了家族成员中迁出者的名号。如现麻城宋埠镇的“下李湾、中李湾、上李湾”的“李氏族谱”上就记载该家族中有“李元裕 迁重庆”。又如麻城最大的李氏家族——“季八公”家族（在麻城已有800多年的繁衍史）前几代的生息地——李家坝的地名也一直没有变，而这“坝上李”有明一朝共出过一十六个“进士”，其中“李文祥”和“李长庚”是明史有传的，据族谱载该家族自元末明初起多代人中都有迁入四川的（但都没有迁到四川何处的记载）。
因此，若知道自己确是由麻城入川的第一代先祖的名号，“有心”人到麻城去应该能寻到根。而人们正是根据前总理李鹏迁到四川高县（原庆符县）的先祖名李朝翰，由“季八公”家族的老谱找到了李鹏家族在麻城的“根”。
另外，麻城的刘氏家族、周氏家族、梅氏家族有明一朝也是“功名显赫”的（李、刘、周、梅被称为麻城历史上的“四大望族），这些家族都很重视且有能力“修谱”，记住了确是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先祖名号的刘、周、梅等姓人家回到麻城去查老族谱，也是有可能找到自己在麻城或许更远地域的“根”的（明初麻城移民的后代回麻城寻到根应该更有可能）。
但是，如前所述，元末明初由“麻城县孝感乡”入四川、重庆的移民家族在明末清初多有离家“避难”的经历，这些家族的后人(例如我)现在能知的常常是“避难”后返回四川、重庆的先祖，而这些先祖的名号在麻城的“族谱”上不可能出现，加之叫“鹅掌大丘”、“高坎堰”（“高家堰”或“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和“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及“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的地方现今都找不到，这种情况下到麻城去查遍所有同姓人家的族谱也很难有结果。
这就是笔者寻根的心灵旅程深处中一个难解的“结”。
且由网上不少“寻根留言”看出，这也正是当代众多“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代寻根心灵旅程深处的一个不可解之“结”。
近闻重庆市政府兴建的“湖广移民纪念馆”即将落成揭幕，届时麻城市政府也将派团参加，但愿麻城市政府能组织力量助我们解开这个“千千结“！
（皂角山李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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