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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公安三袁 [打印本页]

作者: yuanscn    时间: 2015-4-26 15:22
标题: 公安三袁
明代有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并称公安(湖北)“三袁”,以宏道成就较大,成为“公安派”文学的创始人。袁宏道,则是"公安"诗体的创始者,王张为诗应注重妙悟与清新轻俊,把我国原已灿烂挥煌的诗学,又带上了另一个崇高至美的境界。据史载,袁宏道之兄宗道及弟中道,都十分有才气,被时人誉为"三袁"。

  公安派: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袁宏道(1568—1610),初字孺修,改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善于诗文。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宏道实为公安派领袖。他的一套系统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他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其目标是去伪存真,抒写性灵。他认为,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推崇民间的通俗文学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 ,各类随笔200余篇。作品真切感人,语言浅显,无斧凿之迹  。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如散文。著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破砚斋集》、《华嵩游草》等。今人钱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笺校》。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560年3月13日)。为袁宏道之兄。他聪颖早慧,十岁就会写诗,二十岁成秀才。袁宗道为诗最初学李攀龙、王世贞,不仅熟读,而且认真摹仿。但是他逐渐觉得李、王之诗过于刻板,便怀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乃试图另辟蹊径,以摆脱拘束。二十多岁时,他与乡中文友结社论文,并且沉溺其中,夜以继日,还编刻自己的诗集付梓。后来他得病几死,因而暂时放弃文事,终日静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问世事。在父亲的数度催逼下,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另著有杂剧 2种及词若干,已佚。
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岁便作《黄山赋》、《雪赋》,洋洋五千余言。他爱读佛、道之书,自作注解,飘然有出尘之想。尤其是二十岁左右,曾随兄赴麻城访问李贽,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无意科举。他倜傥任侠,“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却泛舟江湖,浪迹南北,寄兴于山水诗文。

    袁中道(1575~1630),中国明代文学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授徽州府教授,止于吏部郎中。与其兄宗道、宏道并称“三袁”,为公安派中坚。其成就次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他较两兄晚殁,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的流弊,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能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多有精粹文笔,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著有《珂雪斋集》20卷、《袁小修日记》2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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