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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落寞的南士——元代五朝翰林袁桷 [打印本页]
作者: 工正数码 时间: 2014-6-12 16:14
标题: 落寞的南士——元代五朝翰林袁桷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宁波城区人，号清容居士，晚年又号见一居士。元代著名经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藏书家。如果幸运的话，他得以修撰《宋史》，也许今天的人们会像记住万斯同修《明史》那样，更多地认知他。宁波人在中国正史修撰方面也就形成“珠联双璧”。在元朝，江南文士落寞的时代，袁桷是四明籍中官职最高的一位，其他的人基本没有进入中央，最高也就做到地方的教授。袁桷的仕宦生涯历经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五朝，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位居二品，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明代宁波籍著名诗人黄润玉在《先贤赞》中这样称颂袁桷：“四明文献，宋斯唐虞。在元宦达，惟公一夔。祖孙胜赏，有堂有像。流水高山，吁嗟绝响。”因此，袁桷是宁波历史文化名人中极为重要的一位元代人物。
一、显宦世家，名师授业
海曙莲桥历史街区得以保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保护南湖袁氏世家建筑群。虽说目前现存的位于毛家巷的袁氏建筑群是明清以来的建筑，但是袁氏世家的宅第自南宋以来就一直在于此。家中藏书颇丰[1]，袁桷就居住于此。他的老师、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2]也曾寓居于此，完成了著名文献《资治通鉴音注》。
袁氏是四明望族，诗书礼仪传承悠远，累代为官，无论在政治上，或在学术上地位都举足轻重。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很多朝廷重臣出自袁家。如袁桷的高叔祖袁爕[3]、曾叔祖袁甫[4]、袁商[5]等。南宋后期的袁家又与四明相门世家史氏家族数代通婚，互为表里，使两家盘根错节、交织于一体，家族实力令甬上他族望尘莫及。袁桷的曾祖袁韶与权相史弥远在朝堂上嫡派呼应。袁桷之母出自史氏，袁桷的两个姊妹都嫁给了史家，包括袁桷的后人依然与史家联姻。袁桷在自己文集《清容居士集》中，对自己的家世非常引以为荣，在为其子向史氏请婚的文书中曾说：“唯阀阅吾徒之当保，何闾阎余子之争前。谢彼浊流，成是古道。”
袁桷的父亲袁洪，字济源，先在钱塘为官，咸淳九年（1273）任建康府通判。袁桷是袁洪的独子，南宋咸淳二年丙寅（1266）六月，出生在临安（今杭州）寓舍，七日后，其母亡故（《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先夫人行述》载：（其母）卒时年二十有一）。袁桷由外祖母张夫人抚养成人。幼年的袁桷一直跟随在父亲袁洪身边，“七岁诵诗书，十龄学词章。” 元军入建康后，袁洪回到临安，德祐二年（1276）辞官回四明，从此以后袁桷一直在甬上居住，直至入仕。
袁氏家业饶实。袁洪凭借财力聘请了一些活跃于浙东的著名学者入袁氏私塾，教授袁氏子孙。如王应麟[6]、舒岳祥[7]、胡三省、戴表元[8]等人，还有诗僧圆至[9]，都曾馆客于其家。少年的袁桷受这些硕儒教诲，学业基础扎实。根据《至正直记》载，袁桷从十二岁起师事南宋重要政治人物、经史学家王应麟，受典制之学。[10]这也是袁桷日后最为精深的一门学问，悉究前朝典制人物，无人可及。十三岁开始从元代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习文章。此外，他还非常喜欢听乡里先生应文炜谈论乾淳年间诸老旧事。当时这位老先生已经八十余岁，曾给袁桷讲他外高祖史浩的故事，这对袁桷后来辅国治学很有启发。十九岁时，袁桷学琴于浙派古琴宗师徐天民[11]。二十岁时拜胡三省为师。应该说，袁桷在史学上的修养一部分来自家学，但相当部分传承于胡三省。袁桷年轻时，即“以是（修宋史）自任”。戴表元曾这样评价袁桷的才学功底：“伯长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资高，文章妙，博闻广记，尤精于史学，近复贯穿经术，他如琴书、医药诸艺深得其理。”[12]因此，二十出头的袁桷在乡里和邻近地域日渐有了名声。
二、心诚为官，入仕翰林
由于元朝初不举办科举考试，许多儒士只有选择担任地方儒学的学官入仕。在地方儒学的学官中，只有教授才有资品（正九品、从八品），学正、学录、山长、教谕都没有品级。袁洪把袭荫入仕的资格让出了族兄的儿子。因此，元贞元年（1295），袁桷由戴表元的好友南宋状元、元朝南台御史王龙泽[13]推荐，担任婺州（今金华）丽泽书院[14]山长，才步入仕途的第一步。袁桷在丽泽书院做了三年的山长，直到元贞三年（1297）。
在元代，江南文士落入了一个很潦倒的阶层。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中，他们位居最后，在社会阶层划分中，又以“九儒十丐”为世人轻视，处在一种茕茕孑立、郁郁寡欢、暮气沉沉，明知没有未来而寻找未来的状态。尽管如此，由于身出显宦世家，做官的传统一直影响着袁桷。袁桷从入仕到致仕，期间三次秩满归家，但他每一次都是等到新的任命就立即赴官，为官之心可谓诚也。《进郊祀十议状》载：“桷近奉敕牒，授桷前件官，拜命以来，实窃战汗。自惟庸驽俚儒，滨海蛰处，平时所习，不过以雕虫篆刻，粉饰其固陋，诚不自意俾获擢用，扪心顾影，愈积愧腼，思欲上报朝廷之万一，退揆素志，愿以上陈。”[15] 言辞恭顺，体现了袁桷被授官以后，对皇恩的无限感激。
袁桷虽热衷于为官，但也绝不趋炎附势。他对当时的游士寻官的不良风气多有微词。在《送邓善之应聘序》中，他曾言：“近世先达之士类言求进于京师者，多羁困不偶，煦煦道途间，麻衣弊冠，柔声媚色，无以动上意。……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诬之流也。相时而行，守身于不辱，谨得避难贞白而无愧，斯近之矣。” 此文作于大德元年，可见袁桷在未官之时对当时官场流弊已深恶痛绝。
袁桷仕途生涯的第一朝是元成宗时代。元成宗是一名守成的君主，在政策的制定上基本依照世祖时期的定制，在继位之初，“诏中外崇奉孔子”[16]，又任命儒臣王恽、赵与?[17]为翰林学士，对儒学比较尊重。由于袁桷的父亲袁洪与翰林学士程钜夫结交至深，程在下江南访贤时曾举荐过袁洪，“诏征江南遗逸，首荐先子（袁洪），以疾辞。”[18]于是，袁桷首先受到程鉅夫[19]、阎复[20]等人的推荐。大德初年，袁桷受举荐作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但未及上任，他的妻子郑氏在大德二年初去世，不久他的父亲袁洪也病逝，他在家守制三年。因此，大德五年，在赵与?的照顾与推荐下，朝廷重新任命袁桷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大德六年，袁桷赴大都就职。赵与?和袁桷的父亲都是史家的女婿。可是，在袁桷入朝的第二年（大德七年）赵与?去世了，没能在仕途上再进一步提携袁桷。
袁桷在翰林国史院表现得很不错。他入朝后，将自己在大德五年撰作的《郊祀十议》，献于太常院。当时朝廷初建南郊，“礼官推其博，多采用之”[21]。大德七年十月，袁桷又因起草《进五朝实录表》，受到翰林学士承旨阎复的赏识，升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大德十年，“朝廷作圜丘，（袁桷）得预议焉。”[22]袁桷在礼制上的特长在当时得到充分发挥。同年，袁桷官秩已满，归家等待新的任命。在家闲居一年多后，袁桷接到新的任命，升任翰林国史院修撰,于大德十一年赴大都。成宗驾崩后，武宗即位，在位只有五年时间，但他的施政方针和前朝有很大的区别，对儒学不甚重视。袁桷上《贺武宗皇帝登基表》，又参与修撰《成宗实录》，在朝中为官三年后，又归家了。此后两年，朝廷一直没有给袁桷安排新的职务。至大四年初，武宗驾崩。朝廷有意重新起用袁桷，但中间出现了一些小差错。袁桷的官职被别人顶替了，两年之后的皇庆二年，袁桷才重返大都。
在元朝，在有意于仕宦的南士中，袁桷是比较幸运的。他在经历成宗、武宗两朝的落寂后，终于在仁宗、英宗两朝得以重用，并青云直上，位居二品，这对绝大多数默默无闻，无出头之日的江南士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三、开科考官，侍驾上都
在仁宗朝，袁桷实现了仕途生涯的最大飞跃，即是从一名属官而升任为一名高级官员，在延祐元年提升为翰林待制，延祐五年五月升任集贤院直学士，先后两次随仁宗赴上都，而能去上都的官员大都是被皇帝倚重的，可见当时如鱼得水，倍受圣眷。仁宗是一个尊崇儒术的皇帝，在他统治的十年间，以尊孔重儒、勉励学校、培养人才为先导，一步步地走上了推行科举、以兴治道的施政历程。袁桷入朝后不久，参与了《武宗实录》的编撰。同年五月，袁桷第一次随圣驾到开平避暑。延祐二年，仁宗开科举取士，袁桷直接参与了科举制度议定工作，而且还担任了第一届科考的殿试读卷官，经历了最令士人激动的科举开科考试。袁桷“取文务求实学，士论咸服”。
袁桷之名为天下举子所熟知，其声望大大提高。延祐三年，朝廷追荣翰林院官员的亲属，袁桷得以追赠其母、其妻。同年八月，袁桷三年官秩期满，这次他并没有归家，而是连任翰林待制的职务。延祐四年八月，袁桷担任大都乡试考官，同时负责出题。延祐五年二月，袁桷又一次担当殿试读卷官，所点进士日后都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延祐五年五月，袁桷升任集贤院直学士，成为集贤院的主要官职，其上有集贤学士、集贤侍读学士、集贤侍讲学士等，袁桷从此进入了仕途比较辉煌的时期。延祐六年，袁桷又一次随帝赴上都。
仁宗之后，英宗也是一名汉化很深的君主，他受其父仁宗的影响，在思想上服膺于儒家学说，表现出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元朝功臣木华黎之后拜住是英宗最为得力的助手。这对少年君臣的合作拉开了新政的序幕。在至治二年八月，英宗、拜住开始改革，袁桷也是受到重用的儒士之一。于是，英宗至治元年二月，袁桷回京，参与编修《仁宗实录》，朝廷又开新科，袁桷负责出题，并任会试考官；三月，入集贤院任原职。英宗的新政历时只有十个月，袁桷对此次改革积极支持，并参与了一些活动。拜住与袁桷私交甚好，当时英宗命国工为拜住画像，袁桷作画像赞，“公述君臣交修之义以励王”。至治二年三月，袁桷从集贤院转到翰林院，任翰林直学士；四月，袁桷再次随驾赴上都。至治三年五月，拜住（1298-1323）推荐袁桷作翰林侍讲学士，英宗依允。袁桷在当年没有随驾去上都；八月五日，发生历史上著名的“南坡之变”，铁失弑君、杀拜住。袁桷大惊失色，心情沉痛。感念英宗、拜住知遇之恩，袁桷深知以他的年纪再遇见这样的明君贤相已经不太可能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意经走到了尽头。
“南坡之变”发生不到一个月，泰定帝就迫不及待地在龙居河登基。泰定帝在继位之初，为了争取民心，铲除铁失及其余党。泰定元年，“（袁桷父）又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会稽郡侯，郡君加会稽郡夫人。”[23]但袁桷以身体健康为由，请辞归故里，泰定帝最后同意。袁桷在大德六年入大都为官，中间虽几次归家乡，但在大都生活度过了大约有二十年。
四、墓铭大家，预修《宋史》
元代中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臣儒士，如虞集、邓文原、贡奎、马祖常、王士熙等，皆在翰林院为官，诗文繁荣，切磋唱和不断。袁桷活跃其中，虽然他没能被列入元代文学四大家，但是在当时元朝的文学界，袁桷也是很有名气的，受后人关注。清四库馆臣称袁桷：“著作宏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24]苏天爵在《袁文清公墓志铭》中曾言：“公在词林几三十年，扈从上京凡五，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手。”[25] 作为写墓志铭的高手，袁桷一生为元朝一些重要的人物写过墓志铭不下三十余篇。如王构[26]长子王士熙[27]求袁桷为其父作墓志铭，袁桷欣然答应。为感念知遇之恩的阎复，曾写过《谢阎学士》、《寿阎承旨》、《翰林学士承旨永国阎文康公神道碑铭》、《追封永国公谥文康制》等篇。袁桷很感激程钜夫的知遇之恩，在程氏寿诞时作诗以贺；程鉅夫将致仕时，袁桷作《七观》相赠。袁桷还请程钜夫为其父袁洪作神道碑铭。袁桷为赵与?作行状和墓志铭。马祖常父亲马润的神道碑也是由袁桷撰写的。王应麟也应是袁桷最为钦佩的老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刊印，袁桷为此书作序。王应麟去世后，袁桷作祭文悼念。 在元朝诗文创作方面，袁桷也是很有成就和地位的。他主张宗唐宗古，以李白、杜甫为正宗，而又特别欣赏陶渊明、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提倡“舒迟而淡泊”的审美观。其五言古律风格近似陶渊明、王维；七言律、绝则深受杜甫影响，长于用典，含蓄苍劲，声律圆熟。“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都是馆阁文臣，皆在翰林为官，与袁桷关系甚好、酬唱甚多，并尊袁桷为前辈。袁桷在大德七年认识虞集[28]，两人结为莫逆之交，虞集的行状称：“时前代故家子弟仕于朝者不数人，公与四明袁公伯长最厚，尽交友之义。”[29]而袁桷在世之时，虞集的政治地位和文坛地位都不及袁桷。延祐三年，诏命虞集祭祀山川，在此期间袁桷赋诗《送虞伯生降香还蜀省亲》、《再次韵》、《三次韵》；虞集将其居所命名为邵庵，袁桷作《邵庵记》以贺；新帝登基，散朝后袁桷作诗给虞集，虞集作《兴圣宫朝退次韵袁伯长见贻》回复；袁桷、虞集与道士祝玄衍有交往，袁桷作《雪中招虞伯生祝丹阳》、《次韵虞伯生题祝丹阳道士摹九歌图》可为之证明。袁桷请虞集为其夫人郑氏作墓志铭。[30]范梈、揭傒斯、杨载都比袁桷小，当时的官职也低于袁桷，因为他们的才华出众，袁桷和他们有诗文往来。如杨载的《杨仲弘诗集》中，有《次韵袁伯长》、《送伯长扈驾》，在《皇元风雅前集》中，有《题邓善之袁伯长诸大史》、《寄袁伯长》、《次韵伯长待制》等作品。范梈的诗集中《读范德机东坊稿》、《送范德机序》、揭傒斯的诗集中《题揭曼硕诗卷》等。 袁桷的老师王应麟被奉为宋代考据典制学大家。所以，袁桷对历代典章制度比较熟悉，对考据学用力较多，对历代礼乐沿革，官吏迁次，百家诸子目录，士大夫族系，悉能推本溯源。他撰写的《郊祀十议》是他在典章制度方面代表作，与他同时代的人中能写出这样作品的并不多见。
袁桷的老师胡三省因《资治通鉴音注》在史学界大大有名。加之袁桷的祖辈中有多人参与修撰史书，“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袁爕当嘉定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宋史，具有成书。曾祖太师枢密越公袁韶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同预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肃公袁甫、吏部尚书袁商俱以尚书修撰实录。”因此，袁桷在史学上本该有重要的成就。袁桷入元廷后，大多数时间在翰林国史院任职，修撰历朝实录是其职责所在，修辽金宋史更是其毕生的愿望。南宋灭亡以后，修撰辽宋金史成为当务之急，直到英宗朝时仍没有系统修成。拜住非常了解袁桷的史学才能，将此重任托付给袁桷，“公（袁桷）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陈之，是皆本诸故家之所闻见，习于师友之所讨论，非牵合剽袭漫焉以趋时好而已。”[31]袁桷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详细列出自己搜集遗书的成就，若不发生南坡之变，袁桷也许真的会修撰成辽金宋史。 至元二十六年(1289)杨镇龙起事,波及四明,袁氏家族逃难,藏书多被烧毁,只有部分书藏于山中,得免于灾。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三十《乙丑正月六日袁季源家遭毁次韵书闷诗》云:"邺侯家里书千架,杜老尊前屋万间.此事吾堪慰流落,迩来天亦姑穷闲.反风待祷真虚语,噀雨无方自厚颜.间挈残家过西坞,风流还许几生还."《跋正肃公手泽》载:"两家厄于祝融之灾,旧藏几尽脱焉,以仅存者,犹数十纸."见《集》卷五十。袁氏旧书目序》载:"庶几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于山中.己丑之灾,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书一夕而尽,昔之预计者乃幸而获全."见《集》卷二十二。公元1289年杨镇龙农民起事，袁家所藏书籍尽被烧毁，唯独在地窖中留下了《资治通鉴音注》。在英宗朝，袁桷虽没有编成宋、辽、金史，但袁氏所藏书籍日后被其孙袁曮献给朝廷，对宋、辽、金史最终修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南士所起的重大作用在于继承宋代纷繁复杂的学术源流，经过整合、发展传于明朝，造就明清学术的空前发展。袁桷代表他所处的地域、家族在浙东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南宋时期，陆学传入浙东，经“甬上淳熙四先生”弘扬后，盛极一时，以致“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之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 [32]至南宋末年，以黄震、王应麟、史蒙卿为代表的朱学又取代陆学在四明占优势。在袁桷的直系亲属中，袁韶是最为显赫的一位，他年轻时奋发读书，对袁氏家族的振兴有先导之功。袁桷的直系亲属中没有出现比较著名的学者，但袁氏的另一支族和陆学有较深的渊源，袁爕、袁甫都是当时陆学的代表人物。袁桷是王应麟的门人，与史蒙卿[33]都曾求学于王应麟。袁桷对朱陆之争产生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朱陆会同之说。他敬重朱熹的学识，但对当时学子们膜拜朱子，空谈性理的浮躁学风大感不满。故而在文集屡次痛斥朱学的不良风气。他对陆学也有看法，称“晦庵先生晚岁每言陆文安公之门人多得践履，是盖深忧其徒之学邻于上达，后百余年党同恶异，空言相高，其弊有甚于昔。”[34]所以他以旁观者的态度，主张扎扎实实做学问，认为“陆子与朱子，生同时，仕同朝，其辩争者，朋友丽泽之益，朱陆书牍具在。不余百年，异党之说兴，深文巧辟，而为陆学者不胜其谤，屹然墨守，是犹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 [35] 五、翰林书风，贯通鉴赏
在清以前，我国书坛中真正可称为书法重量级人物，宁波人屈指可数。除了唐代的虞世南、宋代的张孝祥、明代的丰坊，就数元代的袁桷。元代翰林书风中坚袁桷。
元朝的时间虽短，但是书法人才依然倍出。赵孟頫以学古法思想为指导，各体都有所成就，尤以行楷书影响深远。受其影响的有邓文原、周驰、张雨、俞和、王蒙、虞集等。直接学晋唐有所成就的如康里巙、袁桷、仇远、白珽、鲜于枢等，形成元代翰林学士派的秀逸圆润书风。
袁桷的书法从晋、唐中来，尤得力于柳公权、米芾，遒媚劲健，顿挫分明。存世书迹有《雅潭帖》、《和一庵》《同日分涂帖》、《旧岁北归帖》。其中《雅潭帖》，师法米芾，行笔自然得体而具法度，颇有米氏沉着痛快之致。
元朝虽短，但书画人才依然倍出。袁桷在元朝书坛也享有名声，与邓文原、周驰、张雨、俞和、王蒙等人以行楷书风走创新之路不同的是，袁桷、康里巙、仇远、白珽、鲜于枢等人为代表的，崇尚复古，直接宗法晋、唐而少创新，形成元代翰林学士派的秀逸圆润书风。现今存世的《黄华帖》等袁桷的代表作。袁桷本人未必善于做画，但对字画收藏鉴赏堪称大家。《宝绘录》卷十三《袁清容集四大家》介绍了袁桷与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倪瓒的金石之交。《袁清容集四大家》是四位画家所写的题跋，道明做画原委，简要地介绍了他们与袁桷的交往情况。袁桷仰慕赵孟頫[36]的才华，他在二十岁时在杭州与赵孟頫相见，两人吟诗做画，甚为投契。十几年后，他们共事元廷，往来频仍。孟頫善画，袁桷为其书画作了很多题跋，赋了许多诗文，《清容居士集》中存有《题子昂击磬图》、《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题子昂书灵宝经》、《子昂墨萱扇为湖南扬晋母作》、《题伯庸所蔵子昂竹石》、《子昂枯木竹石图》、《子昂兰竹墨戏》、《子昂逸馬图》、《子昂控马图》、《祭赵子昂承旨》、《题子昂浴馬图》、《子昂寒篠枯槎图》、《子昂风林牧馬图》、《子昂人马图》、《子昂双木竹石图》、《子昂墨竹》等。赵孟頫书画鉴赏能力也很高，袁桷经常和他切磋技艺。延祐六年，赵孟頫致仕，在归家途中，管道升夫人病卒，袁桷“远贷厚奠”，并寄诗来缓解子昂的哀痛。第二年，袁桷归里期间，特意到吴兴去看望赵孟頫，子昂“喜而不寐”。后来，俩人都在翰林院为官，关系更是非比寻常。 王蒙是孟頫外孙，以袁桷为尊长，也会为袁桷做画。黄公望曾在京师做过官，和袁桷也应该相识，又因袁桷有收藏唐宋名人真迹之癖，志同而道合。袁桷和倪瓒似乎不太熟悉，倪瓒称“先生（袁桷）为时名卿，令闻广誉，博雅好古”，故而为之做画。
袁桷和皇室的关系也很融洽。英宗的姑母鲁国大长公主，非常喜爱汉地文化，经常召集汉族文士聚会，袁桷就是常常被邀请的一个。泰定元年（1324），五十九岁的袁桷在大都为鲁国大长公主题画，鉴赏公主收藏的四十一件古书画。其中，袁桷为名画《松风阁诗卷》作跋：“谓松有风松不知，谓风入松风无形，声繇形始成，言六书者取焉。于无名，入于有名，万化之始。吾来始以妄听，松动风动，当于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翰林学士袁桷敬题。”。
六、服勤乡里，携助晚生
延祐七年初，袁桷因身体健康状况不堪重负，辞官归家。延祐七年正月，仁宗病逝。当时的袁桷在家乡主持编撰了《延祐四明志》。延祐七年，他主持编撰了《延祐四明志》，集中反映了他对于礼仪之因革、官阀之迁次、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诸子之略录，悉能推本原委的才能。他对经学也有造诣。五十五岁，与王应麟之孙王厚孙合修《延祐四明志》，共二十卷，现存十七卷。其间，袁桷女卒，中途退出《延祐四明志》的编撰工作。王厚孙[37]是王应麟的孙子，袁桷是王应麟的弟子，故王厚孙比袁桷低一辈。王厚孙与袁桷合作甚为融洽，后袁桷因女儿亡故而退出，厚孙又接替袁桷主编之职。 袁桷是当时四明地位显赫的人物，加之他的祖业也非常丰厚，故在做官期间，几次归里，对家乡比较有作为的后生晚辈扶持、关心视为自己分内之事。如袁桷甚为器重的奉化人董复礼（1294-1326），字秉彝，。“其父晚得末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处、服食、婚嫁之须一资于秉彝，而后具。”[38]全祖望称：“元之初，大有文名于时者曰董复礼，淸容先生所最倾挹者也。”[39]袁桷与董复礼相差28岁，袁桷应是以长辈的身份，培养、资助家乡优秀而贫苦的后生晚辈。董复礼后来因读书过于勤勉，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卒于泰定三年，年仅三十三。袁桷与其他的乡人帮助董家料理后事。再如，宋末大儒黄震的两个儿子黄叔雅[40]（1267—1320）、黄叔英（1273—1327）[41]，袁桷与兄弟俩人关系都很好。黄叔雅与袁桷年龄相仿，常有诗文往来，袁桷曾作《戏赠黄仲正》、《再用韵答仲正》、《闻仲正新得掌珠道中奉寄》等。黄叔雅去世后，袁桷很悲伤，撰文《黄仲正墓志铭》、《祭黄仲正》悼念，袁桷称：“有若吾黄仲正甫之贤明经博，闻卒，不能启口以告于当路。呜呼！今亡矣，果使无传，则诚有罪矣。”[42]黄叔英曾言：“今天下文章巨工知我者，惟伯长，伯长必先我死，我死子（黄溍）其铭我。”[43]他独视袁桷为知己，可见两者相知之深。袁桷曾为黄叔英作《戆庵记》，称他“智通于事物，行几于古人。视今世之戆者，吾能言之草野。”他对黄叔英的了解，在这篇文章中尽显无余。 七、人生寂寞 清容自居
袁桷从未做过地方官，一直在中央的翰林院、集贤院供职，所以他生活的空间主要在家乡四明与大都。
袁桷一生也是寂寞的。他的妻子在大德二年（1298）去世，那时的他才三十三岁，之后他没有续弦，也没有纳妾。泰定三年八月，袁桷任江浙乡试考官，但由于他的儿子袁瓘突然去世，袁桷只好中途归家。在京为官时，他的子女都留在四明老家，袁桷开始在集贤做官时，已经五十三岁，身体多有不适，命第二子袁瑾来大都服侍。直到延祐五年（1318）他身体不适时，他的儿子袁瑾才来到大都服侍他。回归故里后，在佛教比较发达的四明地区，袁桷喜欢与圆至、商隐、昌上人、噩上人[44]、砥平石长老、德芬、妙明、日温等四明附近寺院的主持或高僧往来交好。所以，袁桷似乎在刻意地营造着一种孤独的意境，在这种环境中求学、问道、修身、养性，享受其中，毫无苦意。 经过二十几年的仕宦生涯，疲劳、厌倦地回归故里。此时的他已是垂垂老者，视功名利禄为过眼云烟，只想安心的做一些考据工作，可由于他声名远扬，当地繁琐的文章事务还不断地叨扰他。在归隐的几年中他和当地的官员僚属很熟悉，替他们撰写了许多公文。晚年的他在家中绝大部分时间潜心读书，作《易说》、《春秋说》两部书，但最终没能完成。在泰定元年后，归里期间他作《易说》、《春秋说》若干卷，未脱稿而身故，遂不传于世。
袁桷十九岁时，戴表元为其书斋命名“清容斋”。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清容斋记》载：“今夫袁生生于万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处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圣贤之言味之，而学其道，而求其清焉。……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 戴先生去世后,袁桷深念师徒情义,向元朝皇帝上疏刻印戴先生遗文，当即今所见《戴剡源先生集》。泰定元年正月壬寅，在为道士薛玄曦作《小领水亭记》中，首先出现了“清容居士袁桷记。”的题款，似有归隐之意。泰定四年八月三日，在归隐的第四年，袁桷病逝家中，终年六十二岁。袁桷没有赶上忽必烈重用南士的时代，他的生命也没有延续到元文宗兴建奎章阁，文士雀跃之时，他正好夹在中间，对一个元朝的南士来说，所追求的理想、尊严不可能真正实现，不可避免会有生不逢时之叹。袁桷按照士人标准完成了学业、出仕、交游，循规蹈矩地走完了一生。
主要参考文献
袁桷《清容居士集》
袁桷《延祐四明志》
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宋元四明六志本。
王应麟《困学纪闻》，
程端礼《畏斋集》，四明丛书本。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民国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民国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四部丛刊初编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点校本。
苏天爵《袁文清公墓志铭》及参考《上虞小越袁氏宗谱》，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
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
[1]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别业蓄书》载：“四明袁伯长学士，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收于《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胡三省（1230-1302），宁海人，字景参，改字身之，号梅磵。宋宝祐四年进士，官终朝奉郎。入元隐居不仕。奉父命刊正伪托的海陵本刘安世《资治通鉴音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例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景炎元年（1276），流亡新昌时丧失原稿，后再购他本重注，并加考异，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制度之沿革均为之注，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 [3]袁爕，字叔和，南宋孝宗淳熙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与丞相史弥远有隙，被劾罢，后起知温州。曾师事陆九渊，学者称为絜斋先生。 [4]袁甫字广微，嘉定七年进士第一，为秘书正字，迁秘书郎，后官至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 [5]袁商字清夷，嘉定十六年进士，官至宝谟阁直学士。 [6] 王应麟(1223—1296) ，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一号厚斋。淳祐进士。正直敢言，对南宋后期用人不当及各项弊政，多批评建议，先后触迕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屡遭罢斥。官至礼部尚书，后辞职而回乡，专事著述二十年，宋亡不出。所著有《困学纪闻》等二十余种，约六百余卷。 [7]舒岳祥（1217-1301），宁海人，字景薛，更字舜侯。宋宝祐四年进士，以文学师表一代。入元寓居奉化，戴表元从之学。大德五年卒，年八十五。 [8] 戴表元（1244-1310），奉化人，字帅初，一字曾伯。宋度宗咸淳进士，文学家。“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发。” 力主改革宋季萎蔽的文风，因而名重东南。门人甚多。入元后长期不仕，有《剡源集》。 [9]圆至（1256-1298）字天隐，号牧潜，又号筠溪老衲。高安人（今属江西）。俗姓姚。十九岁出家为僧，元初主建昌能仁寺。曾于入元后遍历荆襄吴越，禅理之外，颇能读书，刻意为古文，笔力崭然。 [11] 徐天民自称瓢翁，酒酣好作草书，袁桷在三十六年后观先生遗墨，作《题徐天民草书》。 [12]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二《送袁伯长赴丽泽序》 [13] 王龙泽，字潜渊，一字及翁，浙江义乌人。宋咸淳十年进士第一，官南台御史。 [17]赵与?（1242-1303）字晦叔，号方塘，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宋宗室。咸淳七年进士，翰林学士。 [19] 程钜夫（1249-1318）本名文海，避武宗讳，以字行，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授翰林应奉，进修撰，历秘书少监、集贤直学士，奉诏访贤江南，除南台侍御史，历福建、湖北两道廉访使，仁宗即位，拜翰林承旨，谥文宪。 [20] 阎复（1236-1312）字子静，号静轩，高唐（今属山东）人。世祖至元八年（1271）得王磐荐，为翰林应奉，至元十六年迁翰林直学士，进侍讲，二十八年出为浙西肃政廉访使，因撰桑哥辅政碑文，免职。大德元年（1297年），为翰林学士，大德四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十一年请归老。 [22]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书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后》 [2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七《清容居士集提要》 [26] 王构（1245—1310）字肯堂，号瓠山，东平（今属山东）人。历授翰林编修、修撰，翰林侍讲学士、学士、翰林学士承旨。至元十三年，王构入江南保护了南宋皇家的图籍与礼器等。袁桷与王构诗文唱和频繁。在《清容居士集》中有《天禄砚滴歌（为瓠山参议作）》、《饯王参议以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为韵》、《谢王参议送练春红二枝》、《次韵酬王参议》、《寄王参议》、《泊支家口望瓠山仅一舍复寄》。 [27] 王士熙字继学，东平（今属山东）人，王构长子，著《王陌庵诗集》二卷。王士熙赴河南为官，袁桷作诗《送王继学御史分司汴省》相送。 [28]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邵庵，抚州崇仁（今江西抚州）人。早从吴澄游，大德六年荐授大都路学教授，太常博士，迁集贤修撰，除翰林待制，拜翰林直学士。文宗立，除奎章阁侍书学士，领修《经世大典》，文宗崩，谢病归。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 [29]赵汸《东山存稿》卷六《邵庵先生虞公行状》。 [30] 《道园学古录》卷十九《郑夫人墓志铭》载：“翰林待制袁君丧其配郑夫人十七年，恒独居不更娶。君子以为难，或问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无违礼，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大德戊戌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瓘，次珖（有误，应为瑾）。女四，长适余姚州同知赵孟贯，余未行。……翰林仕于朝，四迁至待制，长兼史事，瓘珖方向学，夫人皆不及见。” [33]史蒙卿（1247-1306）字景正，号静清，鄞县人。宋咸淳元年进士。“著书立言，一以朱子为法”，有《易究》十卷。入元不仕，侨居天台，讲学不辍，从者益众。大德十年卒。史蒙卿是袁桷的母舅辈。 [34]《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跋瑱山经德堂记后（象山先生作）》 [35]《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 [36]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士，浙江湖州人，宋宗室。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仁宗即位，除集贤侍讲，累迁翰林学士承旨，追封魏国公。 [37]王厚孙（1300-1376）字叔载，晚号遂初老人，鄞县人，王应麟之孙。历郡学训导、直学，迁象山教谕，梓行祖父王应麟遗书，又续成袁桷《延祐四明志》。 [39]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六《答董愚亭兄弟论董氏宗谱书》 [40]黄叔雅字仲正，慈溪人，家居不仕，延祐七年卒，年五十四。 [41]黄叔英字彦实，慈溪人，黄震季子，叔雅弟，历晋陵、宣城、芜湖三县教谕，和靖、采石二书院山长。 [4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三《黄彦实墓志铭》 [44] 噩上人即昙噩法师(1283-1373)，字无梦，号梦堂、酉菴，生于慈溪。至元五年（1339）住鄞之延庆寺。 《雅潭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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