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打工之路（袁盛昌） - 袁氏家谱网--

　　我十六岁到上海，已有七十年了。人虽在上海，却忘不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忘不了对祖宗的崇敬和对亲友的思念。在棠岙袁家，像我这样到上海打工谋生的，粗略估计有三、四十户，几乎占袁家村的三分之一。这是袁家村的一个特点，也是袁家村近百年来的一种历史现象。趁这次续谱之机，我从个人经历入手，反映和记述这一历史状况。

　　少年时，由于我家无山无田兄弟又年小，全靠父亲一人出卖劳动力获得微薄收入，供养一家六口，家境十分贫困，可以说是特困户。得知荣生叔公在上海郑源兴创办的茂昌蛋厂担任襄理，不少袁家人陆续到上海找他推荐进茂昌蛋厂工作。我父亲也在这个时候进茂昌蛋厂做临时工。因临时工工资低，收入少，仍然养不起--家人，无奈之下，父亲卖掉一间楼房，把十二岁的大哥益昌，十岁的我，分别送到汪家村、童岙当木、竹匠学徒。后来，父亲升了长工，工资高了，除我仍在童岙继续当学徒外，全家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百姓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一九四一年夏天，大哥益昌生病因无钱医治而去世。年底父亲又病重，回到乡下，也是因无钱求医，没几个月也去世了。我家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母亲、我、三个弟弟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在生活发生极度困难，走投无路的时候，得到了族亲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厚生叔公想尽办法带我到上海，委托在扬子蛋厂(茂昌蛋厂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后改名）工作的安昌叔，要他帮忙介绍我进厂工作，安昌叔了解了我家困难请况后，一口答应帮忙。他见我年少矮小，不适宜车间工作，将我安排到栈房管蛋部，直到一九四五年回乡过春节，我有了一定收入后减轻了母亲负担，使家里勉强能维持微薄生活。

　　春节过后，原准备同本村芬昌哥一起回上海，我因无线买船票不能同行，结果芬昌哥乘的江泰轮，到同沙洋被美国飞机炸沉。芬昌哥的三个小孩遇难，如我同去的话，说不定也被炸死了。就此我在乡下耽搁了一年。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我家的生活仍然很困难。作为长子，为了挑起养家的重担，我急于再次到上海找工作，谋生活出路。

　　一九四六年清明节后，隔壁婆婆(金陵叔母亲)带我到上海，准备再一次进茂昌蛋厂工作。后来得知祥娥姑丈夫在同丰印染厂包吃包住。工资高，待遇比茂昌蛋厂好，祥娥姑的弟弟宏祥、祥坤也在同丰厂工作了。金陵叔把祥娥姑请来，婆婆当面告知我家状况，要她通过姑夫卢子卿推荐我进同丰印染厂。祥娥姑很重情义，满口答应。三四天后，我就到了同丰厂上班，我高兴极了。立即写信告诉了祥益，祥益比我早几个月到上海，住在浦东姐姐家里，尚未找到固定工作。他得知这一信息后，很是羡慕，要我介绍进同丰厂工作。经过我指点后，祥益得到祥娥姑夫妇热情接待，住在祥娥姑家等进厂。

　　一九四七年同丰厂增开了第二台印花机，卢子卿姑夫立即介绍祥益进同丰厂工作。为了对得起介绍人，保住来之不易的饭碗，我埋头工作，努力学习操作技术，在上海站住了脚跟。在旧社会，我和祥益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工作，完全靠本村族亲的帮助，如果没有亲帮亲，邻帮邻的关系，要顺利地找到合适工作是不可能的。隔了一年，大弟盈昌也进了茂昌蛋厂工作。我和大弟有了固定工作后。我家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我家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我和大弟盈昌都在上海建立了家庭。我努力学习文化，钻研技术，积极上进，入了党、提了干，成了一个有技术的老师傅，由一个普通工人提升为厂的人保科长、工会主席、副厂长。想到祖辈和自己文化水平低，家里贫穷生活艰难的痛苦，我把三弟带到了上海，进了中学读书，一直读到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为我家培养了第一个大学生。以后，三弟成为天津市南开医院一名高级医务人员。二弟在奉化乡下由供销社干部提升为萧王庙镇的党委副书记。大弟病故后，其妻和长子很快进入了禽蛋二厂(原茂昌蛋厂)工作，生活有了保障。

　　我家的下一代都受到良好教育，都有较好工作。我的长子进了工厂后，攻读了电大大专成了一名中层干部，现担任上纺物业星火园区招商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他的儿子大专毕业后，去了日本东京情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次子在银行工作，他的女儿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三子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后，赴日本深造，取得了硕士学位后留日本工作。他的女儿日本东京大学本科毕业，也在日本工作。

我的以上经历和家庭变化，是袁家村的不少外出打工族亲，在新旧社会中不同处境的写照和缩影。在旧社会，外出打工是为了求生存，解决温饱，活下去;在新社会，外出打工是为了求发展，过上小康生活，活得更好。随着改革开放，城镇化发展变化，袁家村族亲纷纷外出求发展，迁溪口、奉化市区、省内县(市）乃至国内外，留在村内的人少了。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