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1533—1606年)，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明朝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万历十六年，袁黄到地处畿辅要地、九河下梢，自然灾害多发的京东宝坻(今属天津市宝坻区)当县令，直到万历二十年八月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在宝坻任职期间，袁黄廉洁自律，亲民务实，推行善政，效果明显，成为明代一位有名的县级廉吏、勤吏和能吏，也是宝坻置县以来成就颇高、口碑甚好的县令之一。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述袁黄知县宝坻二三事，这位“七品芝麻官”的治县理政情况从中可略见一斑。
劝农兴农
袁黄虽是读书人出身，但他入仕以后，作为一县之令，既勤于政事，又关心百姓疾苦。他倡导垦荒，精于农艺，见土辨色，便知道适宜种植何种谷物。他知县宝坻期间，明朝尚宝少卿徐贞明在永平(今河北省卢龙)招募南人种稻成功。受此启发，明廷朝野议论在京东地区推广水稻种植，若京东垦荒成功，水田种稻，可年取粮食数万石于畿内，将大大减轻南粮北运的压力。袁黄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响应者，同时，他还萌生了要写一部宝坻农业方面的书籍，发给农民，以有效指导当地农业生产的想法。于是，他走访勘察宝坻乡野，并潜心研究，较短时间内就编写刻印了五卷本的《宝坻劝农书》。
《宝坻劝农书》作为农业技术专著，分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灌溉、粪壤、占验等八章。主要介绍、推广关于顺应农时、辨别土质肥瘠、播种与中耕管理、沤制肥料、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以及制作闸、涵、槽与汲水工具等方面的实用技术。该书还穿插多幅反映农业生产和田间耕作技术的图画，涉猎广泛，注重实际，也很体贴民情。他在《宝坻劝农书·序》中写道：“今天下租税皆出于田，故为农受累最深，而富商大贾，锦衣玉食，而无上供之费几何，不驱力本之农，而尽归末作也。予为宝坻令，训课农桑，予得专之。今以农事列为数款，里老以下给一册，有能遵行者，免其杂役……”可见，袁黄不仅通过“劝农书”，鼓励农民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提出要给农民减轻负担的主张，以促使农民安心生产。
在实地考察宝坻的河道与湿地之后，袁黄主张发展宝坻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要以疏浚河道、蓄水灌溉为主，变水害为水利，借水兴农，在本县东部洼淀推行水田种植。在倡导兴修水利的同时，袁黄带头进行水稻引种的实践，并取得成功。当时，他在宝坻东南部葫芦窝等村较为低洼的地带开挖渠道，种植水稻，并引潮白河之水，灌溉稻田。农民信服袁黄的说法和做法，皆踊跃响应。
袁黄任宝坻知县虽然不足五年，但做事勤奋，夙夜在公，他热心劝农兴农，收效显著，而得到实惠最直接的就是宝坻的老百姓。对于自己的政绩，他不好声张。一次，明廷管理屯田事务的一位御史途经宝坻到玉田(县)，在宝坻见到四野田禾茂盛，不禁赞叹。但想到袁黄并未向朝廷报告其劝农兴农的业绩，便问袁黄：“宝坻积年的荒地皆开成美田，为什么屡次具报，你都不讲这些成绩呢？”袁黄不愿表白自己的成绩，只好在这位御使面前搪塞几句。清朝林则徐在《畿辅水利议》中也曾记述袁黄在京东宝坻推行水田的情况：“宝坻营田，引蓟运河、潮(白河)水。潮水性温，发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可见，连清朝的官员，对袁黄的做法和政绩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济困助老
袁黄任宝坻县令期间，除了重视生产，劝农兴农，还遍访民间，关心百姓疾苦，尤其把救助孤寡老人、贫穷之人等弱势群体作为重要政务。据《宝坻政书》记载，袁黄特别留意县内贫民的生活状况和对他们的救助，饥时给粮食，寒时送衣服;无主尸骨无钱埋葬，官府出资办理其后事;遇到有卖儿女者，袁黄本人捐出俸银予以赎回。每巡视行走于宝坻田野乡间，遇到百姓家中有难事不好处理的，他便随时给予答复，并帮助解决。有的农户借了富家的钱粮，难以偿还，袁黄便问明情况，代以偿还。由此，袁黄知县宝坻期间，县内“官民和谐，情同一体”。
袁黄能做到济困助老，在于他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本”善政思想，正是在这种“民本”思想支配下，他排除万难，认真对待和处理济困、助老等问题，积极、坚定地争取和推行“粮补”等人性化救助政策。他深入民间，亲自将“贫民”和“孤老”的底数和他们的生活状况摸清，然后分出轻、重、缓、急，因人、因户分别予以救助。对于那些冒充“贫民”或“孤老”的人和户，则通过劝诫，使他们打消不切实际的念头。为了争取上级官府对济困助老事宜的理解和支持，袁黄亲自起草公文，申请给予孤老和贫民口粮补助，使丧失劳动能力、又无亲戚接济的孤苦老人以及确实贫困的穷人有饭吃、有衣穿，得以渡过难关。
袁黄任宝坻知县之初，宝坻的实际状况是很严峻的，严重的水灾造成全县饥荒。他把救灾济困作为“急务”，及时向上级官府提出申请，拟从县内仓储中拿出“仓米”，首先给全县孤老提供粮补，并要求每个主事官员亲自给孤老发送粮米，每位孤老发给粮米三斗，体现官府对孤老的慰问救济之心。他还特别强调，要先将符合救济条件的人的名字和人数造册申报，并严禁官员在发放粮米中克扣。
当时，宝坻的青壮年男子纷纷离乡逃难，年老体弱者满路皆是，县内救灾力量和农业劳力严重匮乏。对于逃难者，袁黄进行劝阻，并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安置。将六百一十四位年老体弱者安排在他们的亲戚家;对于四百七十一名体力还算强健的人，责令邻里收留，听从差遣使用;对于既无亲戚可依，又无体力可用的一百二十五人，实行官府收养。鉴于当时县内仓库中积存的谷物很少，孤老们规定的粮食数额时有空缺，难以兑现，若再多收养孤老，势必出现不能赡养的情况，袁黄便临时采取“以工代赈”的变通措施，除一小部分人照旧住在养济院，每月供给食粮外，其余孤老被派去看守河渠堤岸，用众人所募之粮，供养周济这些守堤的孤老。后来由于各处开挖沟渠，积水通行排出，各乡里不肯再出粮雇人守堤，袁黄便向上级官府申请，请求用国家积存粮食，解决养老急务，体现了他救助孤老的诚恳与到位。
袁黄济困中，还查实一种积习，即县内“宫女户”(曾有女儿被选送到宫廷里的人家)历年领粮时多有冒充，有的人已死，却还在领粮，有的顶名冒领，有的甚至过了一百年、经过几代人，还在领取，而《大明会典》以及礼部相关规定中均明令，只许一辈人享受粮食补助。对此，他不徇私情，如实上报“冒领”情况，并及时革除这一积习。这样，每月全县大约省粮一十五石，袁黄把节省下来的这些米粮，供给孤老。
由此可见，袁黄济困助老，注重实际，底数清、情况明，做到了有保、有压，有增、有减，该发给补助粮的发到位，不该发给的坚决清退，尤其是堵住了“宫女户”冒领的空子，体现了革除积弊之力度，因此深得民心。
不贪功名
袁黄是在宝坻已经连续五年遭受水灾的情况下出任县令一职的。上任之初，宝坻农田积水严重，全县粮食歉收，百姓逃荒躲水，背井离乡。当时的宝坻，确实是一个“贫困县”。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袁黄没有退缩，而是理性地引导民众抓好抗灾自救。他到田间指导农田沥水疏导，动员民众清挖河道，加筑河堤，阻拦洪水。通过采取一系列务实措施，使县内农田积水在他任宝坻县令当年晚秋时节就已全部下泄，水害得到明显缓解，转年宝坻粮食生产得以恢复，并获得较好收成。
而袁黄初到宝坻，正值全县老百姓苦于缺少食物的节骨眼儿上，宝坻发生一件“奇事”，即在一些沥水退出的农田里，鬼使神差般地长出一种奇异的野草。嚼食这种野草的根和茎，有甜甜的味道，人们把这种野草晒干后，碾磨成粉末儿，则能代替粮食充饥。待农田沥水排除后，这种野草在宝坻的田野里蔓延生长起来，于是老百姓得到了可以充饥度荒的代食品。人们觉得，大灾之年长出这种奇异而又能充饥的草，是一种“祥瑞”，这是“老天爷”发了慈悲，把度荒的食物赐给饥饿的人们，救济众生;同时人们又感到，是新来的袁知县勤奋诚恳，亲民干事，感动了“上苍”，才有这种“祥瑞”降临宝坻。于是，有人劝袁黄尽快将此“祥瑞”降临之事上报朝廷，以取悦皇上，求得赏赐褒奖。袁黄则严词拒绝。
为了记述赈灾和恢复生产的经历，同时也是为了回答不向朝廷上报“祥瑞”的原因，袁黄专门写了一篇《野谷解》。他在《野谷解》中客观而又谦逊地说：“我进士及第授官为县令，初任宝坻知县时正遇罕见沥涝，五谷不收已经好几年了。富人成了穷人，穷人大多被饿死，众多死者交错地躺卧在一起。我长期习学文章，并不通晓世上的事务，不知道该怎么办，幸而得到上司的信任，得以核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四千三百余两，还免除了向上级官府缴纳的四轮车等实物，也不再向京城派送采石的民夫，这些不仅减轻了县里的负担，也使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躲水逃荒的人渐渐回归家乡，四方游离的百姓也有来宝坻定居的。然而，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人们便请求赈济，可当时仓中没有多余的粮食。商议借贷，民间又没有富裕的人家。百姓聚在一起没有吃的，就会生出变乱。我每天都心神不安，忧愁不止。到了十月，积水退去，土地显露，有一种野草生出，其果实比谷粒稍大，比菊籽略小，其草茎高不过三四寸，其实这种草就是一种‘野谷子’，百姓赖此作为度荒的食物。有人拿此物专门给我看，并请求说：‘这可是不同寻常的祥瑞，应该抓紧上报朝廷。’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颂扬天下太平的人，急于用与天象相符之物为祥瑞，而考核政绩的人，则先看人事治理的情况。我治理宝坻以来，偷窃和劫夺财物的盗贼还没完全平息，百姓争斗的事情还时有发生，虽然有一种可食用的草出现了，难道我们就值得称它为‘祥瑞’吗？”
袁黄在《野谷解》中还说，“我听说圣明的君王修养德行、减少刑罚，上天感应就长出好的粮食。今朝廷下诏书，使监狱不动刑罚好几年了，倘若以这个为‘祥瑞’，也应当在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宰相身上，而不能在我这么一个县令名下。既然如此，我是不能为贪图功名而向朝廷申报县内农田里长出可以充饥的野谷子这种事情的。”袁黄进一步说，“按照常理讲，人们听说灾害就惧怕，但惧怕则对人有益处;闻听祥瑞就欣喜，而欣喜就容易使人松懈误事。《春秋》中记灾害而不记祥瑞，难道没有深意吗？不耕作，就不会获得吉祥，而我治学还没有脱离诵读阶段，治理县域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怎能为贪慕一时虚荣，而去上报‘祥瑞’呢？”
作为400多年前封建王朝中的一个县官，袁黄头脑中虽然难免有“忠君”、迷信等封建消极思想，但是他在宝坻任上，面对困难和压力，没有丝毫退缩，而是敢于正视，迎难而上，务实干事，善政安民，为官清明，不慕虚荣，这在封建时代，实属难能可贵，而对于今天，也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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